瓶中的魔鬼
教权与王权冲突了千年，既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雪夜上阿尔卑斯山请求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收回“绝罚”的无奈，也有教宗在法国皇帝加冕仪式上被迫不及待的拿破仑抢走皇冠的尴尬。王权成就了教权（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三百多年后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却最终要向其低头；教权神话了王权（上帝代言人的荣誉使王权多了一份神圣性），却要将谎言写进神圣的信仰。双方像是从来都不恩爱的夫妻，只是为了家庭的完整而勉强维持着这段并不幸福的婚姻。
当罗马皇帝将宗教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便已经失去了掌控它的能力。在《权力的游戏》中，太后扶植新的宗教势力并帮助其建立武装后，自己却最先遭到了无情的审判。由于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并以道德力量向对方施加压力，教权已然可以独立于王权而存在。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于太后想依靠新的政治力量打击政敌。然而，占据大量社会资源的少数贵族和在人口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贫苦平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平民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毕竟在末日审判降临时双方是平等的，甚至更有优势（新约宣称“富人想上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要难”）。
当然，也有平民希望通过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来改变自己在此世的命运。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会追求那种完全平等的社会，会先进到追求消弭一切阶级壁垒，将全世界的无产者平等对待。在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下，他们憎恨自己的贫穷而非唾弃贵族，小心翼翼地维护着那条歧视链，希望自己能向上挪一点。当人们聚集到罗尔斯构想的无知之幕的下面，我相信他们在经历无数讨论后还是会选择相同的政治体制，只不过希望自己能够站在强势的队伍中。
我们总以为“大局在握”，一切都在精巧的计算之中，然而却忽视了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及其疯狂的自生能力。吴楚边境采桑女之间的冲突就像是所有争端、战争的缩影：有人多采了一点，不公平，吵；吵架输了，不甘心，两家争斗；一家落了下风，脸上无光，双城交战；城池陷落，视为侵略，举国杀伐！在双方不断舔舐伤口、不断感受对方造成的伤害时，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经被点燃。荒诞的是，当山河支离破碎，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时，望着被狼烟点燃的烽火台，谁还记得那多采的一片桑叶？
行为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实验：请两名完全陌生的志愿者对扇耳光。起初双方都不好意思真动手，只是敷衍地轻碰对方。可一旦有一方受到暗示，觉得对方出手稍重了一些，他就会下意识地加重手劲以寻求“公平”，对方当然也是“正义凛然”之辈，相应地做出了反馈。结果二十分钟后，两个人已经你“龙爪手”我“王八拳”地厮打成一团了。
因此，为了避免这样的人伦惨剧再度上演，你应该在对方口中说出“你瞅啥”时就看到末日景象：由于多年的热核战争，地球变得只适合小强居住了。拯救世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祖先崇拜
关于祖先崇拜，如今我们仍然可以从类似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部落或者那些保持着萨满习俗的地方看到它留下的身影。马达加斯加的翻尸节一般都是在农业丰收之后，巫师们身披兽皮，手中的铃铛不停地响动。他们借助酒精或者吃下具有迷幻作用的神奇药草，伴随着口中含混的咒语，一边舞蹈一边进入半癫狂的状态，通过这种灵媒的形式，和遥远的祖先取得联系。当地居民会把祖先的尸骨从坟墓里挖掘出来，通过祭拜、庆典的形式感谢祖先的馈赠，并期望明年还能获得这样的丰收。
祖先崇拜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人们认为所有的关于天地的知识、耕种的方法以及对未知事物的占卜能力都是通过祖先的传承得到的，他们在蛮荒时期拥有对知识的垄断权，最后拥有了神圣性。这些神灵一般的人物，一方面帮助人们减少了对未知自然的恐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繁杂事务概念性的解释：人类本身是追求确定性的，但是早期的采集、渔猎等生产生活方式过度地依赖自然，天气、地形、凶猛野兽等都会使生活遭遇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也是与生存休戚相关的，就是对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一种口耳相传。
在最初还没有文字出现之时，很多知识及历史都是通过年长一辈的言传身教或者篝火旁讲故事的形式进行流传的。很多英雄故事，如西藏的《格萨尔王传》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贝奥武甫》，都是通过史诗的形式被一代一代传唱下来的，这期间祖先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文字与绘画出现以后，逐步分担了其信息记录的“重任”，这时的祖先崇拜则愈显神秘，“保佑乡老”“指点迷津”成为其主业。当然后来出现了专职算命的，这里暂且不表。
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关于黑猩猩的纪录片。里面的小猩猩在一旁看着母亲拿石头砸坚果，它自己也想试着砸。第一步当然是寻找合适的坚果，这个近乎本能了。但是固定坚果的地方却怎么也找不到，小猩猩一次次地用手把坚果敲飞，最后明白了要找到有凹槽的地方。拿手凿也不是好方法啊，疼而且还弄不开，这时它看到身边同伴手中的工具了。一开始它选择了树枝，又选择了石灰石，经历接连失败后，它选择了去偷伙伴的石头，在这样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终于修成了正果，然后去陪大唐高僧……
对每一个小猩猩来说，这样的学习使用工具的探索过程要经历三到五年，每一个新生儿都要去不断地重复这一单调的过程，没有任何捷径。我想人类与其DNA相似度超过96%的“表弟”走向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只需要重复一次就够了——通过口耳相传到壁画再到文字的记录，可以告诉同胞、后代们要选凹槽，用原石。
我们从东非高原的森林深处走出来，走向欧亚，然后安定下来；印第安人的祖先们通过冻结的白令海走上美洲大陆的土地；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们撑着木筏跨越太平洋到了另一个半球的土地上，然后繁衍生息。通过时间与种群数量这两个维度的扩张，通过对古老智慧的记录、传承，人类终于摆脱了愚昧、恐惧，把自己的认知边界不断地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就在网中央
吃饭的时候听了广播，讲的是玄武门之变以前对峙双方一系列的活动。玄武门之变大家都晓得，当然是一个人伦惨剧：兄弟相残，然后胜利者又逼着老父退位，听起来真的是不近人情。这时候有人会说这是政治，仿佛政治就是古希腊戏剧中最后上场的调解之神，能解开一切早已因为人物事件纷扰而成的一团乱麻。当遇到不符合正常人逻辑的行为时，我们早已习惯用这两个字来拯救自己于迷惑中，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把无数那个时代最聪明人的决策归结成单一元素，这是一种思维上的偷懒。
当然我是不会偷懒的，我的历史观一般都是以RPG（角色扮演游戏）的形式切入进去的，当通过繁杂史料交叉复现出一个相对合理的历史情境时，我会置身于其中跟在那些人物身边细细观察，就好像《纸牌屋》里给总统夫妇写传记的小说家。估计秦王也会爱上我吧。
我的理解是：我们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身边的人与人就像一个个点，通过各种关系的连接成为一条条线，姑且称之为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吧，牵动一头，另一头一定会形成反馈做出反应。当我们以实实在在的个体形式出现在其中平视这一切，而不是打开上帝视角以全知全能（当然这也很困难，不过相对容易些）的角度去俯视，我们会惊讶于人与人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丰富的内心活动。当发现这一点时，原有的所有线性关系在交叉中成了一道网络，而你就在网络中央。
这样就使得读者和那些在故纸堆中的人物有了亲近感，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网络中，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考虑中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在每个精神正常的人看来都有其合理性。这张网络就像如来的手掌，轻轻柔柔地推着你前进，不会让你觉得不适，但你无处可逃。
在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中，露出水面的冰山是个人的有意识，水面下的部分则是无意识。荣格在这基础上又进行了补充：露出水面的小岛是个人的有意识，潮汐时能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陆地部分是个人无意识，而海底的基床则是集体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理论深深吸引了我，正是有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我们做出决策时才大致符合社会规范，毕竟我们是活在网络中央。这张社会关系的网络像是来自远方的回声一样，在我们的心中阵阵回荡；又像是潮汐，一次又一次拍打着海岸。我们循着回声和海浪声，躲避着可能划伤脚趾的礁石，朝着自己的目标走去。
我不想过多谈论那些史实，无论是成王还是败寇，当时间过去的那一刻它就已成为一抔黄土。我们就在那儿静静地看着，或嘲笑或叹息或者拍案惊奇，就像后人看到我们书写的故事一样。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张锈迹斑斑的铜镜，在一次次试图擦净污秽的间隙照见自己的样子，一样的不得已，一样地活在这张社会的大网中央。也许那些王侯将相在功成名就之后，也会在夜深人静时默默垂泪，也会为了欲望蝇营狗苟。因为他们也曾经真真实实地在世上走过一遭，不只是扮作梨园里的红脸和白脸。
一战随笔
在上个世纪初，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惨烈程度及其对整个欧洲的破坏，甚至超过了我们熟知的二战。但如果你穿越回1914年前夕，你会发现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是轻松安详的：两次工业革命的成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无数美妙的艺术作品诞生，科学繁荣。在巴黎、维也纳街边的咖啡馆，你能看到里尔克深情凝望莎乐美并为她朗读新作，贵妇的沙龙里谈论着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整个欧洲皇室也团结在“欧洲贾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身边，俄皇、德皇、英王彼此间都是表兄弟。
就在这样的一片歌舞升平中，死神悄悄挥舞起了镰刀：据BBC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里交战双方军民死亡人数的比例为协约国士兵占36%，协约国平民占20%，同盟国士兵与平民各占22%。其中，平民大量死亡原因之一是西班牙流感——流感一开始在战壕中传播，最后又被伤兵带回了乡间、城镇。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怎么这些表兄弟们说翻脸就翻脸了？
接下来我就以英国为例，给各位看官总结一下这位参赛选手参加一战的原因。塞尔维亚人在波西尼亚刺杀了奥匈帝国皇储，所以奥地利要攻击塞尔维亚。但是俄国认为自己是斯拉夫民族领袖，所以北极熊支持塞尔维亚攻击奥地利。可是德国和奥地利是好基友，所以德国要帮助奥地利抵制俄国。然而德国的前总参谋长毛奇规划的是一个东西双线作战的策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对俄国出兵的同时也要在西线进行动员，法国就可能受到威胁。如果德国要进攻法国，那么一定要取道比利时。比利时和英国一直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所以最后英国参战了。那么问题来了：英国和塞尔维亚是什么关系呢？
绕了这么一大圈有点晕了吧？其中的因果关系要使劲圆才能圆得过去。但有的时候这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像一阵阵波纹似的传导到另一边，又有点像俄罗斯套娃一层原因套着另一层。
当然这其中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像以上例子中这样需要拐个山路十八弯才能联系到一起的因果，还算因果关系吗？我们总是希望十万个为什么都有相对的十万个所以然，也许有时候事情就那么发生了，在极其偶然的因素下，但事后我们总要去赋予其因为所以。这本身就是人类在面对未知的茫茫下进化出的一个追求“合理化”的本能。
比如说对于一战，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们会总结为是民族主义崛起或者是对殖民地的一次重新分配。当然我们也能找到相应的论据。
一是关于民族主义崛起。比如说东欧的巴尔干半岛一直被称为是“欧洲火药桶”，原因就是奥匈帝国一直想把其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和波西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属于斯拉夫人自己的国家（后来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算是完成了这个梦想），所以冲突不断。
二是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德国在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国力大涨，工业水平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但悲剧的是这时候海外殖民地都已经被分得差不多了，基本只能在非洲发展了……德意志人对于重新划分势力的要求又屡遭拒绝，只能囤积军备，最后擦枪走火了。然而，不管怎么分析也都是事后诸葛亮了，战争这东西如同燎原的星星之火，起于毫末却乘风而起，势不可挡。观其前后，大国纷争好似顽童胡闹，你踩我脚我抠你牙，这样的仇恨通过政治机器这个放大器，成了鳏寡孤独的制造者。用战争检验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列国所有的纷争还是在交易桌上解决的为好。
真实版《冰与火之歌》
《冰与火之歌》这周一又更新了，对于所有的粉丝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事情。里面不同人物的命运纠葛以及纷纷扰扰、尔虞我诈，让我们惊叹于作者乔治·马丁对人性那深刻的洞察。但这一切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英谚有云：太阳底下无新事。值得注意的是，乔治·马丁本人是中世纪历史的狂热粉丝，《冰与火之歌》中兰开斯特家族与斯塔克家族之争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即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争。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先辈曾与英格兰储君“黑太子”爱德华在法兰西的战场上并肩作战。他们是堂兄弟，他们的身上流着的高贵血液有着同样的源头——金雀花王朝。而这场战争就是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
法国与英国之间有着解不开的结，甚至远远超过法国与为其带来无数屈辱的德国之间的怨仇。而这一切起源于发生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趁英国撒克逊政权处于混乱之时，举兵征伐，最终建立了诺曼王朝。后来其子威廉二世继承王位，再后来被其幼弟亨利一世发动政变推翻了（也有说威廉二世死于狩猎，由于没有子嗣所以传给亨利）。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观点：篡位夺取政权的人可能在品质上有点问题，野心太大，但在能力上没有问题，一般都是雄主，比如唐太宗、宋太宗、明成祖。亨利一世就是个明君，史称“贤明者亨利”。他承上启下，迅速稳定了父兄打下的江山，一时间海内歌舞升平。但是当太子威廉（又一个威廉）在一场海难中丧生后，最大的问题出现了：由谁来继位？威廉是亨利唯一的儿子，只能退而求其次让女儿玛蒂尔达来继承王位。
这里介绍一下玛蒂尔达的情况。她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的遗孀，为了得到实力强大的安茹（属于法国）的支持，又嫁给了安茹的继承人“美男子”杰弗里（杰弗里由于爱在帽上别一朵金雀花，所以世人送之外号“金雀花”，也是这一伟大王朝的名字由来）。二人生下亨利二世，即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代皇帝。
但是英格兰内部的贵族们不愿意接受女主的统治，转而支持亨利一世的外甥斯蒂芬（威廉一世外孙）。当亨利一世去世以后，两派立刻打成一团，斯蒂芬甚至派兵包围了玛蒂尔达所在的城堡。玛蒂尔达只能趁着雪夜穿着一袭白衣逃往法国，这时英国实际处于斯蒂芬的掌握之中了。
玛蒂尔达当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反攻的机会，二者之间的战争持续了近二十年。最终在1153年，玛蒂尔达和其子亨利二世卷土重来，斯蒂芬被迫签署停战协议：斯蒂芬可以保留王位，但是要指定亨利二世为其继承人。结果第二年斯蒂芬就去世了，根据协议亨利二世继位。
至此，拥有三百年历史的金雀花王朝建立了。
罪己诏
古代皇权社会中，皇帝是不喜欢被大臣批评的，能接受的范围一般就是“你怎么那样废寝忘食地批阅奏折、辛勤工作，业余活动也在为国家创造接班人，一点也不注意身体，真是的”。有的时候史官还能约束一下，白纸黑字的证据可还是有的啊，您老可别玩得太出格。不过遇到像唐太宗那样有事没事时刻关注《起居注》《太宗实录》等官方文件对自己评价如何、甚至亲自修改几笔的“热心肠”，史官也是无能为力的。
这样官方监督基本形同虚设，民间笔记也都是“吕四娘用血滴子偷袭，割掉雍正的头”这样的稗官野史水平，看起来于社稷无望了，不过还好都是人类，皇帝也是有良知的，尤其那种开头一片明君范儿到了晚年才犯迷糊的，不能一马勺坏一锅啊，三分错误七分成就还是要讲清楚的，毕竟主要是好的嘛。于是专制统治温情、真实的一面出现了：罪己诏。
这种罪己诏当然不是政变下台的君主被人拿着刀顶着脖子写的那种悔过书，更像是对自己施政错误的一个反思。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罪己诏》细数了自己执政后期犯下的错误：巫蛊之案中，迫害死一批大臣，尤其是太子；穷兵黩武，将文景二朝积攒下来的府库全用做军费，使民生凋敝；实行告缗令，鼓励乡邻互相揭发所藏金银，以其中一半奖励告密者，致使商业经济停顿，民风败坏；任用私人，小舅子李广利草包一个，最后还投降了匈奴；盐铁专营，以桑弘羊《盐铁论》为经济方针，从仅控制盐铁的开采权（个人可承包经营）到政府完全控制生产、经营环节，打击了民间经济积极性；强行泰山封禅，耗费巨大，劳民伤财，不符合“萧规曹随”后定下的黄老休养生息的政策，等等。
这些就像政府工作报告似的，不过能从负面来承认并反思自己的错误，也是一大创举。其中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其对巫蛊之案的反思。
巫蛊之案发生在汉武帝晚年，人老了，各方面机能都下降了，心态也变了，对身边人多猜忌。这时候爆出丞相公孙贺请巫师做法诅咒汉武帝的巫蛊事件，公孙贺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本来这事到这儿也快完了，但武帝有着管中窥豹的能力，他觉得浮上来的只是一小撮，水面以下有着极为庞大的阴谋集团。于是他就派身边的近臣江充去调查此案。这江充属于半仙，主业当道士副业是化学家，专门研究如何把铅啊汞啊等重金属扔锅里炼神丹。在推销神丹过程中他找到最大的客户（也是唯一的）汉武帝，后者在重金属中毒的迷糊状态中开始宠信江充。
江充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对跟自己有矛盾的人进行了打击报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子。江充报告汉武帝说，在太子床铺底下找到了一个“人偶”，上面都是针眼。汉武帝勃然大怒：那基本没跑了，你小子是盼着老子早点死你好继位啊，等得着急了啊。于是就下令去抓太子。太子估计心都碎了，百口莫辩啊，于是决定先发制人、起兵抗命。但终究还是打不过正规军，太子及其母卫皇后（卫青姐姐卫子夫）都自杀了。
估计后来铅汞中毒症状减轻了，汉武帝越来越觉得后悔，于是重新调查此案，发现是一场政治陷害。在《轮台罪己诏》中，他对此事着墨不多，但感情却是最深沉的，这一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只是一个老父亲在追忆爱子。就像李斯在被腰斩前对儿子说的：“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眼前开始浮现一生时，多年功名尽化尘与土，最后的画面定格在和儿子牵着老黄狗去追野兔的日子。
在经过无数粉饰美化的故纸堆中，人性的光辉越过两千年的时光在其中闪耀。罪己诏中那对往昔的追忆、对错误的悔恨，显示出帝王布衣在这一层面是无区别的。嘉庆皇帝发布的罪己诏中，细数了自己在整个“廉政运动”中政策的错误、弱点，也有对整个官僚体系中陋规、潜规则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在无能为力时的挫败感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这篇文章本来想写自己的“罪己诏”，但没有语境的无病呻吟不免沦为心灵洗脚水（叫心灵鸡汤不如叫心灵洗脚水），自己洗的喝一口都没事，但是非得让人家也洗洗就恶心了。还是先干为敬。
鸿门宴
网上有这么句话：“这个世上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那就两顿。”这种饭局文化可谓影响深远。当然这不只是现在才出现的情况，历史上也有很多著名的饭局解决了很多事，比如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轮酒席过后就把老伙计们的兵权收了，一个个就只能回家搂着钱去当地主老财了。
但是，不是所有的饭局都是和和气气、“大家吃好喝好”的，有的甚至要命啊。以前谈论“玦”的时候我提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饭局，一个是最后的晚餐：老师耶稣和弟子十二使徒聚聚餐，然后就被罗马人钉十字架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要谈的鸿门宴。
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当时秦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子婴投降了刘邦，可以说秦朝已经灭亡了。大体的故事大家也应该还有印象，我们就不赘述了。我想重点谈谈里面的几处疑点，以及穿插其中的一些具体人物。
一、在闯关的过程中，刘项之间到底有没有具体的军事冲突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到函谷关外，守军不让进入，所以派当阳君英布率兵攻了下来。但据《楚汉春秋》记载，“项王大将亚夫（范增）至关未开，欲引薪烧关，关乃开”，说明只是假装点火来吓唬吓唬守军，并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如果在闯关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实际的军事冲突，在项伯去见张良时刘邦的军队不可能毫无戒备，只是仓促反应。所以这个说法更加可信。等到进入关内驻军戏下时，曹无伤来告密，项王才大怒欲发兵，这个顺序很重要，说明项羽不是一开始就有出兵的打算。
那么，曹无伤到底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告密？据《史记》记载，曹无伤被杀前的官职为左司马。战国时魏、燕有司马，楚有左右司马，为掌管军政、军赋的副官。可以看出他的军职是属于楚国的编制的。而刘邦部沿用的官职更多的是参照了秦制，比如樊哙、曹参等人均是由七大夫而五大夫，继而为执帛或执圭，再没见司马之职。所以曹无伤的身份可能与张良相近，即只是战时的借调而没有臣属关系。要注意张良的身份，他此时还是韩王建的人，刘邦军队路过时他跟上了，名义上只是“送一送”。所以曹无伤的告密也无所谓背叛不背叛，顶多是站个队来为今后打算。
二、项羽为什么发怒
首先，真正牵制住秦军主力的是他。这一点也是他一直强调的，包括在后来戏下分封时违背怀王约定，他的主要论据就是“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之籍之力也。”他通过两场战役基本消灭了秦军的有生力量。
一是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救赵军，大破秦将王离；
二是安阳盟约，降服秦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坑杀降卒二十万。
在项羽看来，如果不是楚怀王有心提携刘邦来抑制自己，那么第一个攻入关内的肯定就是他项氏的部队。
其次，刘邦启用子婴为相触动了项羽的神经。当年陈涉起兵曾经有两个打算：一是打着公子扶苏旗号；二是以楚将军项燕为旗号。
项燕是项羽的爷爷，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项羽很大的政治声望。同样有相似政治名望的，就是公子扶苏的后人——子婴（当然子婴的身份还是有争议的，不过《秦始皇本纪》《汉书》以及近几年修订版的《辞海》《辞源》都采用此说法）。秦人将所有矛头都归咎于秦二世的暴政和奸相赵高的弄权，对公子扶苏还抱有一丝幻想：假如扶苏没有被奸贼所害，那么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一片大好？所以子婴在关内还有一定的威望。如果刘邦占据关内并且任用子婴为相，那么不出几年他手中也将握有一张能和项羽相对抗的政治牌。我想这也是项羽暴怒的原因之一。所以当项羽攻入咸阳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诛杀子婴。
三、张良是如何同项伯相识的
我想当时刘邦也是有很多疑问，但也不好细问。张良这样的聪明人自然明白，在领导面前不能过多地玩神秘，必须坦白自己的社会关系来赢得领导的信任。他就解释说：“项伯以前杀了人，是我救了他一命。”看来这项伯也不像是个安分守己的，其实他和项梁一样，都有过前科。项梁杀人后逃到了会稽（今天的绍兴）避祸，这项伯杀了人后逃到了下邳（今天的江苏省睢宁县）。我们知道，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未果后，也逃到了下邳潜伏，估计二人就是在这期间建立起革命友谊的。
现在有太多人都指责项伯坏事，认为他吃里爬外，但是被大家忽视的是项伯、张良、刘邦都有任侠的传统，士为知己者死，极重感情。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项伯冒着风险去救张良也是很念旧情的表现。况且，张良正式的身份是韩国司徒，不完全是刘邦的人。
为什么项羽对项伯言听计从呢？基本上刘邦的几次化险为夷都和项伯有关系。原因很简单：项伯的地位很重要。从鸿门宴上的座席安排我们也能看出端倪：秦汉时代座位次序也是很有讲究的，根据主宾地位不同，分别按照“西北南东”的顺序依次入座。根据《史记》记载，项伯和项羽同坐首席西席，亚夫范增坐次席北席，刘邦（楚国砀郡长）坐南席，张良（韩国司徒）坐东席。最起码项伯是和项羽地位相当的。
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项伯的地位：首先，他是楚国的左令尹，相当于丞相，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项羽杀掉宋义后成为上将军，地位上可以与之匹敌，但是资历相对较低；其次，项伯还是项氏家族目前辈分最高的，有着族长的地位。可以说自从项梁死后，他就是项氏家族名义上的一号人物。项羽的发迹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整个家族的支持，所以对项伯提出的建议不敢小视。
鸿门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范增。他是力主要尽早消灭刘邦势力的：在宴会前先是煽风点火指出刘邦入关前后行为变化很大，说他有天子之气，必须在羽毛还未丰满前就除掉；在宴席上数次暗示项羽要采取行动，还安排了项庄以舞剑为名刺杀刘邦；最后得知刘邦带着随从已经跑回根据地后大骂：竖子不足与谋。现在来看，他应该骂的是项庄。但是太史公为何断章取义？估计他也在暗示范增这一骂确有指桑骂槐之意。对项伯这种吃里爬外的行为，对项羽当断不断的妇人之仁，这个楚军阵营中唯一的明白人是很无奈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和项伯之间有些矛盾，在整场行动前后两个人几乎是处处和对方对着干。范增与项伯的矛盾也是楚军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陈平、韩信都曾经是项羽旧部，投奔刘邦后都提到过项羽任人唯亲，所用诸将“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而这些人的代表就是项伯。另一派势力是最初投奔项羽的功臣集团，其代表就是范增。项羽非但没有调和双方矛盾，反而总是拉偏架，每次都是在范增不知情的情况下未经讨论就采用项伯的建议。
四、为什么项羽白白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没有杀刘邦
就是因为他年少轻狂、容易受蒙骗吗？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个人猜测鸿门宴项羽不杀刘邦，也和其政治目标转变有关。他之前可以轻易杀宋义的原因在于他和宋义之间的斗争属于内部资源的抢占，有点像晋国六卿间的争斗。《物种起源》中说，同物种间对有限资源的掠夺甚至比不同物种间的竞争还要残忍。但是当项羽在黄河以北灭掉秦军主力，并且得知刘邦已经占领关内灭掉秦朝后，就不得不考虑今后的政治走向了。
据我推测，这时项羽设想的是恢复先秦时代的政治体制，恢复六国。恢复六国后怎样对他最有力？当盟主啊！戏下分封后，他自封“西楚霸王”，这个“霸”就是春秋五霸中的地位。这样他的动机就好解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项羽前后态度变化极快，从之前的震怒到后来的道歉，顺道把曹无伤出卖了。如果要实现自己成为盟主的愿望就不再需要“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了，只需要顺从、盟誓就好了。当盟主可不是用武力就能解决的啊，当盟主有点像当大哥，既得罩着小弟有时候还得给点好处，要不他就会找别人当大哥去。
在鸿门宴之后的戏下分封中，可以明显看出项羽的策略。项羽先派使者问了楚怀王的意思，希望他承认自己关内王的地位。结果怀王就写了俩字：如约。按照约定可是立刘邦为关内王，这下逼得项羽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了：
一是继承战国体制（怀王约的中心思想就是恢复六国）；
二是继承秦制（也就是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制政府，但是前面的坑杀二十万降卒、摧毁秦国都城把这条路堵死了，秦国老百姓恨死他了）；
三是重建秩序（重分十九国——埋下后来魏、赵、齐叛乱的导火索）。
在“怀王之约”的背景下，根本没有项羽的位置（如果先攻入关内的是他，或者怀王顺坡下驴承认项羽在关内的地位，那么他还能继承秦国，在恢复的七国中还有一席之地），他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恨得牙痒痒，所以只能掀桌子打破既定格局，拉着功臣、降将重新分封并许诺他们封王封侯，然后选自己做盟主。
所以说鸿门宴是一件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事件。在它之前的战争属于六国的复国战争，紧随其后的戏下分封确立了六国及其他由功臣、降将建立的国家的势力范围，并尊西楚为盟主。鸿门宴之后的楚汉之争既像春秋时的晋楚争霸——周围小国纷纷站队；又像另一次的合纵连横——刘邦继承了秦的连横政策，项羽则继承了由楚为主导的合纵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刘邦以函谷关以内为根据地，向关外推进；西楚以彭城（今徐州）为根据地，无险可守。其实徐州的战略位置一直为人诟病，这也是当年蔡生力劝项羽留守关内的原因，可这倒霉蛋因言获罪（骂了句“楚人沐猴而冠”被烹了）。
同时由于路线问题的分歧，项羽和范增之间的矛盾也被放大了。项羽和范增的关系，类似于曹操与荀彧的关系，他们更像是一种合作而不是简单的臣属。荀彧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操政权积攒了政治牌，也大体决定了其发展方向。荀彧还是颍川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后来曹操主要的谋臣都来自于他的推荐。他和曹操的矛盾点，也主要在于如何处置“傀儡皇帝”。基本上因为有了荀彧，曹操政权才开始成了一支有明确战略目标的正规军队，而不是普通的军阀。范增的情况也相似，他算是项羽政权中功臣集团的代表人物，与另一派系“项氏家族”有天然的矛盾。他最早为项梁指出了“尊楚怀王”的政策，这基本上是项羽背约前革命军的主要政治口号。二者间矛盾的主要显现也源自于项羽杀掉了义帝，这和范增的政治目标不相符。项梁愿意做曹操继续捧着怀王，而项羽年轻气盛，只想自己做曹丕。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留名青史的王公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场，都不过渔樵闲话，尽付笑谈。
秦之衰落
秦与六国积怨之深，不可不察。秦相张仪以两国首脑会面为名将老楚怀王骗到秦地，勒索赎金、土地不成后，将其囚禁至死。秦国由此与楚结怨，楚地流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间谶言；秦将白起长平之战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在崤函屠戮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成为鳏寡孤独的制造者，六国上下恨不能生啖其肉。
明朝学者王世贞在《短长说》里虚构了范增临死前与占卜师的对话。占卜师问范增：“为何没有阻止项羽在安阳盟约杀秦军降兵？”范增辩护道：“不杀秦后人不足以平六国民怨。”
要知道，当沛县从楚国版图划入整个秦帝国时，刘邦已经三十六岁，距其起兵只有十五年。这种深刻的记忆还没有在第一代六国遗民的脑海中沉寂，不用借助篝火旁老阿婆的“想当年”，对故国的怀念、痛恨秦军蹂躏乡里暴行的复仇之魂仍在关外的土地上盘旋。
秦在都城仿建齐楚建筑，迁来燕赵美女，将收缴的六国兵器熔为青铜巨人来炫耀功绩。整个阿房宫就是一座巨大的战争博物馆，不可不烧。所以说鸿门宴之前的战争属于六国的复国战争，之后戏下分封后又进行了一次“秦灭六国”。
秦亡于暴政，亡于未能有效疏解遗民仇恨（这点清朝反而做得很好：胡萝卜加大棒使明朝遗老们忘记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开心”地留起了金钱鼠尾辫），而非由于政体的不适合。魏国的李悝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到秦孝公商鞅改革，都有加强对地方权力掌控的思路，说明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矛盾重重，不得不改为中央集权、地方郡县制，这在统治效果上有其优势。
秦汉时代有两次关于分封与郡县之争：
第一次是秦代李斯（郡县制）与王绾（分封制）之争；
第二次是汉代张良（郡县制）与郦食其（分封制）之争。
张良身为韩国贵族，却能立场坚定地反对复兴六国之分封，真乃境界超脱、眼光毒辣之人。看来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应是历史的趋势。
可秦政为什么不能有效地推广开来？因为秦灭六国太快了！每一个新征服的国家都没有机会慢慢铺陈巩固这种体制。
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被卢象升、孙传庭打得只剩下百余骑，窜入深山，几年后率百万大军卷土重来，攻城略地占据半壁江山，但他在每一个城市都没有踏实经营，于是清军入关后闯军如摧枯拉朽一般被击溃。
秦国政策虽好，但是从地方推广到全国，许多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秦国从变法之后就有戍边政策，运行如常，可一统海内之后还继续这种戍边，就忽视了一个基本但致命的问题——远啊。之前都在关内能有多远？现在不同了，都是长途跋涉的，遇到天气不好（如陈胜从河南登封到北京密云，直线距离超过850公里）或者中途有人跑了（如刘邦从江苏沛县到陕西临潼，超过800公里）的几率会大大上升，再加上路途中不胜辛劳而死的，这样的政策很难推行。
这还只是秦政从地方推广到全国适用过程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体量增大本身就会对政策的效果造成巨大影响，秦亡于排异反应，而非移植的器官不好。
一个聪明人
如何公正地论功行赏、裂土封侯，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天大的功劳”得到了公平的对待，真是一件难事。在汉朝建立后尤其如此：功勋卓著的将领们都是自微末起兵，脖子系在裤腰带上，硬把刘邦这个农家子捧上位的，而这些将领们自己不可能被列入七国的序列之中。
比照西方中世纪的等级制分明，虽然史书未曾着墨于我国先秦时代等级之壁垒，但一定也存在平民、贵族之差。拿破仑曾经和波旁王朝后裔说：你失败了一千次还是国王，我只要失败一次就成了科西嘉来的杂种。燕赵之地烽火不断，仍是一家掌权；齐国内乱频频，但更像是田氏家族的内部轮替。而刘邦军队之构成，则多是平民阶层的豪绅、任侠之人，和世家大族没什么联系。
但封赏和陈平分肉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乡里的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众人之间分配祭祀的肉。看似简单的行为，其内在的逻辑却很复杂：如何在不失公正的前提下让所有人都满意，同时还要照顾到长者的尊严？信史并未详细记录陈平是如何做到的，但是从父老的反应（“善，陈孺子之为宰”）可以看出，这真是一个聪明人。
陈平最早出场，是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正值鸿门宴后刘邦匆匆回营，仍属于项羽阵营的他和张良在帐外嘀嘀咕咕些什么。他参与并主导了安抚雍王司马欣叛乱的行动，获得了项羽的赏识，但司马欣的复叛又使其陷入危难，最终下定决心归汉。
陈平在匆匆几瞥后观察到“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真是眼光独到。之前他对刘项性格特点的把握以及对赏罚之分的看法与韩信相似，没有什么出彩。后来这一点却真是石破天惊，也是陈平、韩信二人真心归汉的原因。
项王好虚名，像韩信这样有胯下之辱、陈平这样有盗嫂之名的平民阶层很难有真正的出头之日。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这样的人多有奇计，尤其是在战争年代，这种灵活性最是难得。像章邯那样死盯着子午谷栈道，完全对从陈仓暗渡过来的汉军没有防备，如何割据乱世？
加入刘邦阵营后，陈平充当了情报机关的指挥。他的策略和李斯相像，用金帛收买对方阵营的摇摆派，以煽风点火之态瓦解君主对仅剩忠良之人的信任。陈平观察到了项羽内部亲族集团和功臣集团的矛盾，于是他的分裂计划就从项伯入手了。项伯一直不太坚定，在鸿门宴之前基本就反水了，再加上他和范增之间一直存在不和，终于把范增排挤走了。与李斯不同的是，陈平为人很是机警，这点又和贾诩相像，不露锋芒反而最受器重。
后期他部分充当了内臣的角色，有点像宦官（效忠于主公而非国家），虽然资历不行不受文武待见，但就是这样才能让君主真的放心。他的私德也不好，但要真是道德完人，君主也是会有所顾虑的。又能干还让人放心，这就是陈平这种后来入伙的新手的核心竞争力，他和元老们根本已经不是一个物种了，干的也都是脏活上不了台面。陈平没有政治能力去单独组织政治资源，却是一杆极好用的枪，日后托孤重臣必有其名。这样的陈平在鸿门宴中出场时还是个新兵蛋子呢，最后太史公给他单独立传，归入《史记·陈丞相世家》。
看来，比个人道德选择更切实的，是一种流畅的风格，即每一个动作都有它内在的逻辑，只不过是一瞬间完成的决策；有充分的理论在后面做支持，但不需要拘泥于字眼。这样，本来污秽的事情也有了非做不可的动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比强大的逻辑更为高级，简单说来就是“不拧巴、不纠结”，做到这点真是难啊。
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看，也许就更能理解陈平的行为了。
孝文帝改革与北魏的衰落
西晋的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羌、氐等逐鹿中原，后来分裂成十六国割据长江以北。苻坚伐东晋失败后，前秦实力大衰，以前被征服的部族、国家也都蠢蠢欲动，开始了复国之路。鲜卑族拓跋氏重建代国，后改名北魏。拓跋氏自太祖以降，集三代之力，击败后秦、后燕慕容氏，终于统一了北方。
先辈创业不易，后来者自要好好守成。北魏在太武帝遗孀冯太后、孝文帝两代统治者的治理下进行了汉化：
一是穿汉服、说汉话、娶汉人；
二是将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三是进行吏治、税制、土地制度改革。
汉化政策使北魏更加强盛，尤其是对汉民族的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孝文帝本身就娶了当地豪门大姓的女子为妃，又延揽了大量的汉族人才进入决策层。
但是这些政策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被反攻倒算了，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不公平。话说当年孝文帝虽然迁都洛阳，但还是有死硬派想要留在平城。太子爷就是趁老爹不在想要跑回平城，结果被咔嚓了。守旧派以西北六镇为代表，他们兵强马壮而且还没忘掉游牧民族的传统，以戍边兵力为主，战斗力极强。后来宇文泰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制，最终关陇集团形成。对于那些老顽固，孝文帝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但是待遇照着洛阳的贵族、军民们，当然差得远了啊。
首先就是不能入朝为官；第二，俸禄也是少得可怜，以前还能打打秋风，现在只能领死工资了；第三，这地方苦啊，平城差不多在现在山西大同附近，除了煤矿啥都缺，那时候也不会开采啊；第四，北面还有个虎视眈眈的柔然……其实这也是孝文帝决定迁都的原因之一。
这几点原因让西北六镇军民越想越生气，以一次“夺粮事件”为导火索，六镇起义了！这导致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关陇地区平民顺势而起，激起民变；
河北地区因为遭逢水旱，饥民也揭竿而起；
官军内部发生动乱，很多将领因为镇压起义军不利，怕被朝廷怪罪，也开始造反；
起义军领袖胡琛、莫折念生（人名）两个统兵将领被自己人干掉了，万俟丑奴（人名）捡了个大便宜继承了他们的军队，在关中建国了；
北魏政权内部也不闲着，玩起了政治清算，胡太后和儿子元诩把权臣元乂扳倒了，请来柔然帮着平叛，效果还不错；
这不是单机游戏，南方的萧梁政权怎么能看着这么好的机会而无动于衷呢？梁武帝萧衍这回也不念佛或者把自己卖寺院去了，派了大将陈庆之北伐，占尽了便宜；
尔朱荣因为平叛有功迅速崛起，同时还掌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后来他发动了“河阴之变”杀死了胡太后和幼帝，改立新的傀儡皇帝，从此走上了权臣之路；
日后北齐、北周的奠基者高欢、宇文泰因为镇压起义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加入尔朱荣的阵营，慢慢积攒实力。
有意思的是，这高欢不承认自己是汉人，反而给自己起了个鲜卑名字：贺六浑。这样的外族化汉人其实并不少见，他们认同了外族的文化，说着统治者的语言。元朝在给被统治的臣民分级时，将汉族拆成“汉人”和“南人”，汉人地位优于南人一等。究其原因，不仅因为蒙古人痛恨“南人”是南宋的臣民，其誓死抵抗造成了自己的严重损失；还由于“汉人”长期在金、元的统治下，对异族文化的认同感更深，更易于管理、统治。
我想孝文帝也是够冤的，自己只是想进行更加有效的统治，没想到却培养了政权的掘墓人。那问题来了，少数民族政权到底该如何统治人数远远超过自己、同时又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呢？
巫术与古代统治
巫觋与鬼神交流所用之祭祀礼器、牺牲（动物），是联结三界所需的媒介，这同时也存在转换率的问题，有趣得很。帝王专属的巫师在祭祀时所用的动物助手，同诸侯所用之物，也存在着上下级的关系。这个看似无稽的例子被统治者深信不已，甚至还纳入了当时礼法的规制范围之内。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动物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献祭给神灵的祭品，而且充当了帮助巫觋与神灵交流的助手——在上古，动物被认为具有通灵的能力，比如甲骨文的媒介既有龟甲，也有兽骨，它们由专门的卜官进行保管；
第二，上文提到的“转化率”很重要，转换率高的动物能够更加准确、快速地传递人间的君主与上天之间的讯息，直接决定了君王受命于天的权威性。
夏商以前的“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统治者的身份更像是部落的酋长，同时还具有大祭司的身份，沟通天地来指导部落的百姓躲避饥荒、迎接丰收。但细看其肌理，还是有着祖先崇拜的影子：崇拜的鬼神一般有着祖先的影子，甚至需要用他们生前留下的遗物作为作法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没有文字来把一些既成的经验留在纸上，所以只能靠着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口耳相传（就像电焊师傅带徒弟）。这时候，祖先就成了知识、经验的垄断者，从而备受尊敬。这其实也是最早的对知识的崇拜。
夏商时期，开始有了国家的概念，但主要还是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出现的，君主可以看作是大家推举出来的盟主。据《国语》记载，防风氏是吴越地区的部落首领，也是当地的抗洪英雄（和大禹治水同期），可是盟主大禹举行各部落会盟时他迟到了，还不服不忿。领导攒局你晚来，领导讲话你挑错，领导敬酒你不喝……就被斩了。各部落首领见这阵势，一改往日散漫状态，真正臣服了。从此，真正具有了威慑力的统治地位的“王”正式出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基础，开始推行一个新的概念：王是上天选择的人间代理人。
自周朝以降，统治者便开始以天子自居了，其行为只要对上天负责就好了。所以国家一遇到水灾、大旱等天灾，天子就开始找身边大臣当替罪羊：就是因为你，天父才迁怒于我！做臣子的心里明白这雨下多下少、黄河改道跟自己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却不敢指出“皇帝的新衣”（毕竟是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打掉牙和血吞，认栽！
在占卜、巫术占据主导的时代，相关物件在下一个时代到来后，逐渐有了同其本身内涵无关的意义。后来者也逐渐遗忘了它们本来的含义，而选择用此刻的价值观赋予其意义。以青铜器为例，其形状以鼎、卣（一种酒器）的形象出现，本是用来祭祀祖先并无实际用处，后世却以之为食具。
当然在战国以后，与其类似形状的物件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祭祀在上古年代那无与伦比的神圣性、人们希望通过巫觋与全能之鬼神交流的强烈意愿终于消逝在滚滚红尘之中了。暮去朝来颜色故，对上古时代的追忆之情仍在，但也只是像被供在神殿中的衍圣公一样，只是机械地延续历史的血脉，并无时代的体温。不过，江山不幸诗家幸，我们又可以通过缅怀古迹来畅怀了。
值得注意的是，巫术本身并非我大中华独有，而是各民族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共同出现过的形式，这个很神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巧合的事呢？我推测是因为人天生就有因果思维，但面对广袤神奇的大自然，往往找不到结果的直接理由。这时候就有人跳了出来，以神秘主义进行解释，大家一想还靠点谱，就固定下来了。比如亚马孙雨林里的原始部落，目前仍保留着类似萨满教的传统祭祀仪式，部落首领同时也是大祭司。
巫术本身虽然曾被各种各样的统治形式取代，但经过时间的洗礼最终还是沉淀了下来，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珍贵的历史记忆。
南北朝历史随笔
北魏统一后，先逢西北六镇起义，后又有权臣尔朱荣弄权，欺负鲜卑王室孤儿寡母。尔朱荣死后，高欢、宇文泰利用尔朱氏内部矛盾，尽夺其权，把北魏又分家为东西两魏，最终篡位建立北齐、北周。
长江以南更是下饺子似的频更政权：幸存的皇族司马氏在江南王氏的帮助下，在南京建立起东晋政权。但统兵大将拥有实权，自刘裕夺位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政权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均复制了这一模式，在前朝基础上又分别建立了南齐、南梁、南陈政权。一片混战后，基本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自地方势力资助光武帝起兵推翻王莽时起，“强枝弱干”便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关系的主流——从外戚集团弄权、袁杨二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到颍川、江南、荆州氏族大姓对曹孙刘统治的支持，再到陈群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门阀政治形成，地方豪强趁乱兼并土地、建造坞堡，把百姓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内，莫不如是。
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地方设立三长制，以此来取代地方豪强宗主督护制。坞堡本质上就是地方武装，可以参考中世纪的城堡：经济上自给自足，佃农与领主形成事实上的附庸关系，领主则负责提供安全保护。随着地方权力进一步收归到中央手中，地方豪族重要性降低，想靠着姓氏就平步青云的机会开始减少了。到北周后期，权臣杨坚利用自己是小皇帝外公的身份独揽大权，篡位建立隋朝。之后集隋朝两代皇帝之力，废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这样一来平民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升阶梯才算正式打通；世家大族对官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旧时王谢堂前之燕才开始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们要以连续性的眼光去看待南北朝这段历史，毕竟它承续了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前是两汉，后有隋唐。我们可以将南北朝看作是东汉三国时期的一个延续，整个阶段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强权实现国家最终统一。西晋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政权（它是除了秦、隋以外最短命的王朝），具有缓冲的作用，但是其中尖锐的内部矛盾（人地矛盾及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随着科举制的推广得到了有效的排解；人地矛盾却成了所有专制政权的噩梦，一直到开展了大工业生产才找到对症的良药。
那这段时期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呢？南北分裂！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所造成的南北分裂的伤口一直没有真正愈合，骄傲的南方氏族对南渡而来的北朝遗老的不屑也没有随着隋唐盛世的到来而消弭。整个社会被战争撕裂开来，伤口最终流脓、感染，使宋朝这个承继中原法统而来的后继者最终积贫、积弱，为此后的建炎南渡、崖山惨剧埋下了祸根。
在《孝文帝改革与北魏的衰落》一文最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政权到底该如何统治人数远远超过自己、同时又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的民族呢？这个问题在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的南北朝时期显得尤为重要。
北魏覆灭后，其血统没有断绝。西夏党项族虽然被宋真宗赐姓为李，但李元昊自立为帝后仍恢复拓跋姓氏（北魏皇族姓），李元昊本人带头重留原始发型（阿福头）。虽然西夏有效地团结起了周边的部族，但本质上和云南的大理国一样，永远只是个地方政权。
蒙古人大大咧咧不愿汉化，还大搞“四等公民”分裂社会，不到100年就回漠北放羊去了；女真人虽然逼迫百姓削发，“留发不留头”，但在文化上积极汉化，科举取士招揽天下英杰，成就了辉煌盛世。
看他乱很容易——就拿个板凳静静地看着他兄弟阋于墙，自己就火并了。但当轮到自己来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时，以少数人来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还是要求助于文教、法统。
礼法制的崩溃
周公制周礼，其推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天子对率土之滨的王臣鞭长莫及。当时的统治能力也较粗糙，所以只能试图依靠诸侯卿大夫的自觉自律。或许中世纪西方骑士、贵族阶层中的普遍荣誉感是礼法制希冀的社会蓝图吧。
但这仅仅只能在一个达成普遍共识的小群体中实行，一旦从门口闯入野蛮人，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乱。举两个被坑哭的例子。
春秋时诸侯会盟很常见，且规定随从的兵马人数，大家也都遵守了上百年。结果发家于化外之地的非主流暴发户——吴王夫差根本不管中原的规矩，依靠修好的驰道把全国的兵力都调来给自己站台，从晋国手里抢来还没捧热乎的盟主之位。
无独有偶，宋襄公灭了几个小国后自信心爆棚，想召开诸侯大会，但咱得搞出特色啊，于是号召各诸侯学关公“单刀赴会”来表示仁德（穿越了）。结果这些倒霉蛋被楚王一锅端全给绑票了，不见钱和土地就不放人……这宋襄公是个奇葩，和楚国打仗的时候，放弃了趁其渡河时攻击的良机，认为其不合礼法、仁德，最终城破被俘，被毛主席痛批为“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这些本是礼法所规制的正确之举，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动荡时代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还是战争塑造一个社会的深刻案例。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战争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春秋早期和中世纪很多战争都是带有某个贵族家事性质的，以诸侯及其附庸的卿、大夫为单位，底层人民的生活不太受影响。直到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实现了全民动员，才出现了齐魏马陵之战、秦楚蓝田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与战双方均超过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底层社会被裹挟其中。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就是通过在乱世中“视人命如草芥、万物为刍狗”、对人命进行收割来达到平衡，从而实现了人地矛盾的最终解决。
战争对社会秩序的颠覆还体现在游侠的出现。政治承平时代，他们以士的形象出现，修齐治平，渴望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社会平衡被打破，秩序开始混乱，这些人就撕碎官服，以任侠为手段宣泄不满。看似两个相对立的身份，在他们身上通过价值观有机地串联到了一起，并不冲突。韩非子在《五蠹》中把游侠、儒生并列，认为一个以武一个用文破坏法纪、威胁专制皇权，私以为还是很有洞见的。
这种游侠之风在战国时期达到了顶峰。战国后期，各国养士成风，所谓“四大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均因手下的士而真正名声大噪。
信陵君窃符救赵，使“邯郸先震惊”，得益于手下猛士朱亥，而朱亥是侯嬴推荐的；平原君手下则有爱好自荐的毛遂，威胁楚王如果不签约就滋他一脸血（不平等条约啊）；孟尝君手下不仅有把债券烧了的冯谖，还有“鸡鸣狗盗”之徒帮助主子渡劫；春申君现在有点火啊（不过和芈月的恋情有点扯），他在门客的帮助下成功说服秦昭王把在秦国当人质的楚国太子（之后的楚考烈王）送回去了，后来他又留了一手，把自己的孩子移花接木送上了王位。
这种风潮后来延续到了秦汉时期。汉初三大将中的彭越和黥布都是出身江湖，身逢乱世就披挂上马领兵作战。到了西汉建立，他俩也不甘寂寞又想作乱，最终被刘邦镇压。已经在儒生叔孙通的帮助下建立起规范礼仪制度的大汉政权，岂能容下有人继续恃武逞凶、目无法纪？政府马上采取措施，把地方豪门大族统一迁到了长安城，就在跟前好好盯住你们；又掀起了打黑风暴，在江湖上极有威名的郭解是作为典型被严打的（其事迹详见《史记·游侠列传》）。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即礼法制本身催生了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也是各流派思想的源头。先哲们通过个人对其含义的理解，再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孕育出了自己的一整套哲学、政治思想。汉初休养生息，“萧规曹随”采用黄老学说。之后汉武帝把儒家对礼法制的理解固定下来，制定了官方的解读版本，并以“外儒内法”作为治国的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