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凌
1月13日，“汉语拼音之父”（但他本人并不同意这个称呼）周有光老人刚刚度过他的第105个生日。
除了耳力不好外，周老的状态完全不像一个105岁的老人。他说话声音洪亮，头脑清晰，讲到兴奋处哈哈大笑。他每天看很多书，至今每月在《群言》杂志发一篇文章。遇到有好的网络文章，儿子周晓平或朋友还会下载给他看，比如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英文演讲稿。自从85岁离开办公室，周有光离开了自己语言文字学“专业的深井”，发现深井外面有一个大的知识海洋。“在这个知识海洋里面我是一个文盲，我要赶快扫盲。”从此周有光在家孜孜读书求知，亲朋好友给他送来各种国内外的书籍杂志，每个礼拜都有香港朋友给他寄英文的杂志。
他看《纽约时报》的《年鉴》，读《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与最新的思潮保持接触。甚至在《世界是平的》中文版还没引进的时候，他就已经读过了英文原版，读书心得也写了下来，成为一篇篇随笔。
日前周有光的随笔结集出版为《朝闻道集》，大部分文章都写于他百岁前后，一部分是首次发表。在书中，周有光探讨了各种当下关注度颇高的议题：民主与专制，大同与小康，传统与现代。他考察了美国的兴与苏联的衰，提出与季羡林“河东河西论”不同的“四种文化”论，探讨了对待华夏文化的态度。学者丁东赞其文“理性、冷静、中肯、深刻”。网友赞他是“年轻的思想家”。
周有光说，把随笔集定名为《朝闻道集》是因为他猜想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本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人老了，只要在临死前明白了真理，也就无憾了。话虽如此，他还在每天看书，写文章。出版社责编对记者说，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本。
科学要用事实说话
记者：《朝闻道集》的文字清晰简明，像是普及读本。这是不是受了您做语言文字工作的影响？
周有光：不错，我写东西尽量简单明了，预计不好懂的都要改掉。甚至我写的大学课本、文字发展史，我都要改到让中学生都能看懂。我说我是一个“科普工作者”，这很重要。有些朋友写东西很好，但普通人看不懂，那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记者：年轻时您接受进步思想，仔细研读过《资本论》，但现在您好像对它有不同看法？
周有光：《资本论》影响非常大。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读了。圣约翰大学虽然是教会办的，但并不强迫学生信教，很民主，图书馆里什么书都有。我进大学不久就借来英文版的《资本论》看了。后来过了很多年，我想，马克思写《资本论》很艰难。困难在于他没有看到不同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有多种分段方法。有一种分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和“二战”之间是中级阶段，“二战”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写起来当然艰难。记者：你在书中说，“大同”只是一种理想。
周有光：我说，大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崇高理想，小康是切实可行的具体现实。苏联瓦解后，历史学者经过研究，清楚地看到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是空中楼阁。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就是盲目追求理想，鄙视和破坏现实，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
记者：您为何对美国、苏联两个国家的发展史做特别的研究？
周有光：是杂志社找到我写的。中国骂美国几十年又和好，美国究竟怎么回事？苏联为什么垮台了？这些大问题很少人研究，也很少人有耐心去看一本书。杂志社就希望我写一万字，把要点都写出来。我客观地写美国和苏联，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我把这些看作是“科普工作”。
苏联为什么瓦解呢？因为它违反了历史规律。你可以短时间违反规律，但不能长时间违反规律，否则你就要垮台。斯大林建成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深层是专制制度。苏联瓦解后，俄罗斯上接帝俄的传统，从头建设资本主义，这是历史的自然趋势。美国有个商务部长说苏联的经济是“暖房经济”，一开窗外面的冷风吹进来，花就蔫掉了。就是说，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没有竞争能力的。为了写这两篇文章，我看关于苏联的书有20部以上，美国的也超过20部。其中一半都是国外的书。
记者：季羡林提出“河东河西论”，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将传到东方文化手里”，您好像不同意他的观点？
周有光：那时有个记者采访了季羡林，季羡林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化的接力棒就要传到中国来了。他的话报道出来以后很受欢迎。后来还开了很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我没有参加讨论。我不赞同。从历史角度来讲，不能这样分东方西方。
根据世界历史，古代有很多个文化摇篮，可以总结为四大传统文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文化、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文化，还有就是西欧文化。西欧的文化传到美洲，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四个系统，不是两个。你把它分成东西两个，后面三个合成一个，那不是完全错了吗？东方西方，是老的讲法，是对世界历史不了解的讲法。
记者：您跟季老表达过您的意见吗？
周有光：我跟他是好朋友，但学问不一样。有一次开政协会，我们刚好住在一个房间。我们之间聊天不讨论学问的，因为他的学问我也不懂，我搞经济学他也不懂。我们没有矛盾，各讲各的。
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记者：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认为中国“大国崛起”，中国模式将胜过西方的论调又在涌动。您怎么看？
周有光：我在这书里讲到，大国崛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有小国崛起的现象，没有大国崛起的现象。什么是崛起？从经济角度来讲当然是富起来了，我们中国有没有富起来啊？有的人说中国富起来了，的确有那么多外汇当然富了。但一个国家穷还是富，是要讲人均GDP的。富当然不是讲国家的，富是讲个人的。
我在书里有一个附录《从人均GDP看世界》，把2009年全世界很多国家的人均GDP做了比较，全世界可以分ABCDE五个等级。A是人均4万美元以上，D是人均1万美元以上，E级是五千美元以上。大国崛起说是“金砖四国”，这四个国家中，俄罗斯的人均GDP算是最高的，在D，中国的人均GDP只在E。还在第四等、第五等，怎么崛起呢？很多人认为大国崛起了，很高兴，让他们高兴高兴也好，我是要讲科学的。
为什么把这些数据列出来，因为中国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有一个笑话，赫鲁晓夫的儿子是个大报主编，60岁了到美国去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要考20个题目，其中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三权分立”，他不知道，成了一个大笑话。因为苏联不许讲这种事情。沈从文有个孙女儿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又到美国读了两年书。我问她，你在国外读书有什么感受？她说都很好，就是有一点感到不舒服。什么不舒服？她说，在国外读书经常分组讨论国际形势，讲到中国的时候她完全不了解，还不如她的外国同学了解。
记者：您最早是搞经济的，后来怎么改行做语言文字工作了？
周有光：20世纪30年代我在上海的银行工作，在大学也是教金融。但业余时间，我从大学时代就喜欢语言文字学的东西，看了很多书，参与了当时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当时我写了一本小书《字母的故事》，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那时正争论做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字母，一种意见是搞民族形式，另一种意见是搞国际形式，争论很大。我就把我所了解的字母历史写文章给他们做参考，在《语文知识》上连载，影响很大。
到了1955年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到北京参会，领导就劝我改行。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国文盲率是80%，要让他们都受教育有文化。所以我就改行了，留在北京。
活一百年遇到倒霉事太多，但我不在乎
记者：您觉得改行改对了吗？
周有光：可以说是改对了。今天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不太重要了。当时是把这个机构看得很重要，虽然我搞经济学也不是完全没用处，但当时我们这种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家，“反右”的时候是重点对象啊。上海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沈志远被打成右派，自杀了，他是莫斯科大学回来的。新中国成立前他用秘密的电报号码跟毛泽东通电报的，这样一个人都自杀了。
当时像我这样从美国回来、在上海的经济学家们，都是被关在监牢里二十多年，后来才平反的。但我碰巧因为改行了，就不算我的旧账了。我是语言文字学里的一个小喽啰，“反右”也反不到我。不过到了“文革”，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扎堆的机构，还是整个下放宁夏。
记者：沈从文是您的连襟，他当时处境怎样？
周有光：郭沫若批评他是粉红色的小生，新中国成立后他被看作资产阶级文人，是被否定的，他比较害怕。共产党不让他随便写文学，把他放到故宫博物院做解说员。他这个人了不起，人家以为他做解说员肯定不高兴，他无所谓，说我能接触到很多古物，刚好做研究。他这个人能利用环境，自学成才，这是他最典型的特点。
开始我在国外，他在国内。接触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都在北京，往来很愉快。沈从文的性格平和得不得了，我从来没看过他发脾气，他夫人发脾气他一声不响。他是个文人，不了解政治，对共产党一点都不了解。
记者：您的处境要好些？
周有光：我跟他不一样，我可以说是新社会的青年，我去美国前就倾向共产党了。为什么我们这代青年倾向共产党？因为当时国民党是独裁的，共产党是提倡民主的。我一早就认识周恩来。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合作成立了一个全国政协，周总理当时任副主任，每个月开座谈会都请我参加，因为周恩来的秘书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每次座谈会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我们当然认为，共产党建设的新中国当然是走民主道路的。
现在很多青年问我，你当年从国外回来干吗，我们今天还要出去。我说，你们不了解，我们是经历过日本侵略的，所以非常爱国。那时回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啊，从美国从英国回来的人很多。20世纪50年代开头几年也是很不错的。
记者：您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是心态乐观？
周有光：一个人活一百年，我遇到倒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抗战八年那么苦都过来了，日本人一个炸弹打过来，我旁边的人都炸死了，我侥幸活下来。“文化大革命”下放宁夏，造反派进我家里，把东西都搞光了。林彪死了，我回到家里连一张纸片片都没有了。我都不在乎。胸襟一定要开阔。生活要有规律。我不抽烟，不喝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桩事情就要改造自己，把自己的坏脾气去掉，把自己狭隘的心胸扩大。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0年1月24日，记者田志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