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
“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
“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
“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4]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5]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
“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
“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最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
“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
“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
“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
“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丁[6]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谢谢你这么说，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唯独今晚，不要开我的玩笑。”
我正想反驳，但加德纳先生举止里的某些东西让我放开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搅和进了一件什么事，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说不定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时，加德纳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朝我们开火。
也许维托里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因为当我们驶过一面墙上的路灯下时，他朝我递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朋友？”可是我没有理他。我不会跟他那种人一起反对加德纳先生的。在维托里奥看来，像我这种外地人，成天敲诈游客，弄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哪天遇上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强盗——甚至是强奸犯。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赌誓说全是一派胡言。他有一个他敬如母亲的阿姨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呢？可是一天下午幕间休息的时候，我靠在多尔索杜罗的一座桥上打发时间，一条刚朵拉从桥下经过。船上有三名游客，维托里奥摇着桨站在他们身后，高谈阔论，讲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尽可以看着我，但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伙伴情谊。
“我来教你一个秘诀，”加德纳先生突然说道。“一个表演的小秘诀。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少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觉得今晚的观众跟昨晚的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演出。你就得问问自己，有什么不同，密尔沃基的观众有何特别之处？他们跟麦迪逊的观众有何不同？想不出来也要一直想，直到想到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上好的猪排。这就行了，当你走上台时心里就想着这个。不用说出来让观众知道，你唱歌的时候心里知道就行。你面前的这些人吃上好的猪排。他们对猪排非常讲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观众就成了你知道的人了，成了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这就是我的秘诀。给同行的你。”
“谢谢，加德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这样想过。像您这样的人的指点，我永生难忘。”
“那么今晚，”他接着说，“我们是为琳迪表演。琳迪是我们的观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琳迪的事情。你想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很想听听她的事情。”
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坐在刚朵拉里，顺着水流漂，听加德纳先生讲。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或者沿途窗户的灯光照到船上时，他就会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他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她老看电影明星的杂志，不学习。
“老师们不知道琳迪有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周游世界。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呢，他们如今有什么成就？过得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多看些电影杂志，多些梦想，也许也能够拥有一些琳迪今日的成就。”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到了加州，想进好莱坞，却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路边餐厅当起了服务生。
“意想不到啊，”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餐厅，这个高速公路旁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成了她最好的去处。因为这里是所有野心勃勃的姑娘来的地方，从早到晚。她们在这里见面，七个、八个、十来个。她们吃啊喝啊，坐在那里聊上好几个钟头。”
这些姑娘都比琳迪大一些，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在洛杉矶待了至少两三年了。她们聚在餐厅里聊八卦，聊倒霉事，讨论计策，汇报大家的进展。可是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梅格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
“梅格是这群姑娘的大姐头，智囊袋。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得明白，她们是一群正经的姑娘，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姑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是，她们也谈这些。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而所有这些，梅格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梅格走过她们要走的路。她知道钓到大腕的所有规矩和门道。琳迪和她们坐在一起，一字不落地听着。这家小小的热狗店就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哆嗦。可是她是走运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道，“请原谅我打断您。可要是这个梅格这么神通广大，她干吗不自己嫁个明星？她干吗还在餐厅里端盘子？”
“问得好，可你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位女士，梅格，她自己没有成功。可是重点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曾经和这些姑娘一样，她目睹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她见过圈套陷阱，也见过阳关大道。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而其中一些人学进去了。琳迪就是其中一个。就像我说的，这里是她的哈佛。这里成就了后来的她。这里给了她日后需要的力量，天啊，她确实需要。她等了六年才交了第一次好运。你想象得到吗？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可是就跟我们的事业一样。你不能因为最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的姑娘随处可见，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嫁给默默无闻的人。而有一些人，有一些像琳迪这样的人，她们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们屡败屡战，却越战越勇。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最主要的，一半都不到。用得不对，人们就视你为娼妇。总之，六年之后，琳迪终于有了好运。”
“她遇到您了是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是。我没有这么快出现。她嫁给了迪诺·哈特曼。没听说过迪诺？”说到这里加德纳先生微微冷笑了一下。“可怜的迪诺。我想他的唱片没有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不过那时他很有些名气。当时他频频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刚才说了，琳迪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琳迪时，她是迪诺的妻子。这种情况老梅格早跟她们解释过了。诚然有的姑娘能第一次就撞了大运，一步登天，钓上辛纳特拉或者白兰度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走出来。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在二楼这里遇见一个从顶楼公寓下来的人，也许是下来取一下东西。这人对她说，嘿，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起上顶楼去。琳迪清楚游戏规则。她的战斗力没有因为嫁给了迪诺而减退，她的雄心也没有因此而大打折扣。迪诺是个正派人。我一直都喜欢他。所以虽然我第一次见到琳迪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是个绝对的绅士。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那段时期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都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迪诺，他的歌太像平·克劳斯贝[7]了。他尝试做了一张巴萨诺瓦[8]的唱片，却被大家耻笑。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