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毕业于普林斯顿两年后，于1901年入P＆s，即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他那时接受的教育已经受到了治疗虚无主义的影响。对此思潮，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威廉·奥斯勒爵士和他的同事们负主要责任。这一思潮是对19世纪初叶所教的和所行的那种医道的反动，那时，碰巧撞入医生脑袋里的任何想法都要得到尝试，用于治疗。那些年月的医学文献今天读来是可怕的。充满学问的文章连篇累牍，阐述何以该用放血法、拔罐法、大泻法，用涂发疱膏来发疱，把身体浸泡在冷水里或难以忍受的热水里。关于植物提取物有长长的单子，把植物煎了煮了，仅仅靠一时的灵机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灌输到医学生脑子里去。这些学生的医道实际上大部分是在诊所里，跟年长沉稳的医生当学徒学到的。可是，奥斯勒和他的同事们在医学里闹起了革命。他们指出，通行的疗法，大多数弊多利少，只有很少几种药物确有疗效——毛地黄制剂和吗啡是其中最好的。他们制订了一套新的、高度保守的课程表来训练学生。当我父亲到了P＆s时，教医学的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教授诊断学。根据对疾病的自然进程的了解和每一种疾病的病理变化来辨认疾病，这是医生的真正任务。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医生就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对每一个病人的疾病的可能结果做出预言。
但是，那几十年的医学生们还有其他艰难的东西要学。药方是一种期待的仪式，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在一天十六个钟点的真正工作时播放。首先，人们期待医生走进来，接过去；他要为此后的结果负责，不管他能不能影响这一结果。其次，大家认为，他会招之即来，来之能站——站在病榻旁，直到事情完结。第三，这大约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这就是，他应该解释发生了什么，还将发生什么。所有三种职责，都要求富有经验才能做好。前两种要求对人有普遍的、深切的好奇，还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这同情心很难学而致用，但却是一个好医生不可缺少的。第三项，预言的艺术，需要有人教，这是医学院的唯一贡献。好的医学院产生这样的医生，他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了解足够的关于疾病自然进程的知识，以便做出可靠的预后。这是医道中唯一跟科学沾边的一面。是信息的积累使得我父亲那一代人有可能做出诊断和预后，而这一积累在20世纪初还是新鲜事儿。
那时，教学医院的组织跟现在大同小异。当然，比起现在的大型医疗中心来，那时的规模还是小得多。医学院负责指派所有在病房工作的内科和外科医生，而那些人在医学院的教席中都有职称。P＆s的教授和医学系主任同时也是罗斯福医院的内科主任，而外科学教授主持外科，儿科学教授负责所有儿科病房，等等。学生们在最后两年被指派轮流到临床各科实习。实习医生则从全国各医科院校毕业生的申请者当中挑选。到教学医院作实习医生的名额的竞争像现在一样激烈。指派到罗斯福教学医院临床实习，就算为在纽约市区成功行医打开了大门。P＆s的师资队伍搜罗了本市的主要内科和外科医生，他们每天都由学生和实习医生们前呼后拥着来医院查房，同时把他们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下级医生和年轻人。通过这一机制，实习医生也有机会实地观察医学中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父亲作实习医生的时候，罗斯福医院P＆s科有个医师是纽约医学界一个上年纪的、非常成功的自负的家伙。他是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生影响之前很久接受训练的那一代的典型。该医师享有诊断大师的声誉，特别长于诊断伤寒热。那是当时纽约各家医院里最常见的疾病。他主要依赖舌诊，那是当时医学界普遍的方法（现在来看，那方法全然是莫名其妙的，早就被忘记了）。他相信他能通过触摸那一器官来发现重要的异常。此人做的查房实际上就是查舌。每个病人都要伸出舌头，由这位大爷捏在大拇指和食指间，感觉其质地和异常。从一张病床移动到另一张病床，诊断说他们得了伤寒热，正在早期，这样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多一点，让每个人吃一惊：他说对了。他是很有成绩的传播者，只用他的手，比伤寒玛丽还有效率。
一个好的医生需要了若指掌地知道一个好护士能做什么。在我父亲用的医学课本里，关于治疗的章节通常一开始有一段，是讨论“良好护理”的重要性的。这里的真正意义是，“好护士”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护士有自己的行当、自己的学校、自己的诀窍。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护士们在做着医生们吩咐做的事。但医生通常对护理知之甚少，因此，他的吩咐经常是笼统的一句“好好照顾病人”。护士们知道怎样使病人感觉舒服些，而且也更自信，更满怀希望。她们也知道医院里的事是怎么做的。
我母亲是在罗斯福医院接受的护理训练。她生长在康涅狄格州靠近串珠瀑的一个小而穷的农场上。关于她的童年，她从未对子女们讲很多，但是，我们从片片断断的了解，也足以知道，她的童年很艰难。她五六岁时就没了爹妈，由祖父母和几个缺乏同情心的姑妈拉扯大。那农场是个崇尚坚毅与简朴的地方。姑妈们每个星期天带她到教堂，然后到当地的墓地，要她记住所有先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日。姑妈们宣称，派克和布鲁斯特是五月花号的后裔（母亲怀疑这一点，因为康涅狄格州那块地方的人们都是生来就有同样的信仰）。她到了能逃离的时候就逃了出来，十七岁时，在渡口登上了赴纽约的轮船。她带着一封由纽黑文一位家庭医生写给罗斯福医院一位同事的介绍信，说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禀赋颖异的女孩，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护士。
到我父亲来到罗斯福医院作实习医生的时候，她已经读完护校，升到一个病房的护士长了。后来，她又升到罗斯福医院的护士在本地所能升到的最高地位，作外科主任医师乔治·布留沃医生的私人助理。由于行医的需要，布留沃医生要造访长岛各种各样的私第，我母亲的任务是给他打前站，提前一天整理房子，为他的手术做准备。手术通常在厨房的菜台上进行。当时，富人们生病自始至终都在家里；而医院则被看作是去死的地方。
父母结婚后，母亲的技能就几乎无例外地奉献给家人了。父亲作我们的家庭医生的事，我只能记得很少几次。我们生了大病，父亲通常请他在福乐盛的一个同行到我家出诊。由医生看自己的家人似乎总觉得有点悖理。我们的大多数小病小灾，总是母亲负责照料的。
她对父亲的造诣相当自豪，可能自豪到叫父亲感到不舒服。不过，她对父亲的看法想必是他整个一生的保障，在他遇到艰难时给他以慰藉。在屋子周围，她向家里人说话时，总是绝对不含糊：我们的父亲，不但是全镇最好的医生，而且是全昆士县最好的医生，甚至他很可能是任何地方最好的医生。我记得，大约1920年晚些时候，父亲已开始专攻外科，遇到一个异常棘手的病例——当地浸礼教会的神父，患的是严重的胆囊感染。父亲一天晚上在福乐盛医院为他做了手术。过了几个星期，这位神父渐渐恢复了。当他又好好地登上了讲坛时，他做了一次甚具煽惑性的布道。这篇布道辞第二天刊登在《每日晚报》的头版上，题为“浸礼教神父为恢复健康致谢上帝”。母亲愤怒地把报纸向腿上一摔，说：“岂有此理！”她对我们大家说：“这事跟上帝没关系。是你们的父亲救了他！”
父亲间或遇到急难，这时她就会介入，到父亲的诊所相助。如果诊所的门开了，听到父亲大叫“老天爷！”我们就知道，楼下发生了严重的事。有人出血了，晕过去了，或者需要他所不能提供的镇定。也有病人在下班时间来，专找母亲看病。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积累了自己的非正式的、不拿钱的业务。
一天晚上，父亲出诊一个急病号，回来时带回一个婴儿。是福乐盛一家老住户，他赶到的几分钟前，这家的未婚女孩刚刚生了个孩子。他发现女孩的母亲正在试图用一个枕头窒息婴儿。一连几天，我母亲一面照顾婴儿，一面尽力跟那家人谈判，要他们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她把纽约孤儿医院里的修女们带来见她的朋友们。后来我知道，在父亲的行医生涯中，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母亲，这位在清教原教旨主义信仰下长大的人，有一次告诉我，她很惊异，孤儿医院的天主教修女们是她见过的最好的护士。
有天上午，一个钢琴教师，是个中年老处女，见神见鬼，大嚷大叫来到诊所，在父亲赶回来上班之前，又惶惶然离去。母亲接过了这个病例。每天两次，提上几盘好吃的，到镇子的另一头拜访这位女士的公寓。据她描述，这是一例典型的急性精神分裂症。若在其他地方，就需要马上转送贝尔维尤医院或黑井岛的精神病院。可母亲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个病例。一连几个星期，这位钢琴教师拒绝开门。她会跟母亲探讨一会儿她的问题，然后让把盘子留下，留在门槛上，等母亲离开后再取进去。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月，然后，那位女士恢复了，继续干她成功的事业。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镇里没有人知道，顶多知道这位音乐老师在家里“病了”，我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照顾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