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1910-1996）剧作家。本名万家宝。湖北潜江人。1936年始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授戏剧。1949年被选为全国文代会主席团成员。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2年任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88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主席。主要作品有《雷雨》（1933年）、《日出》（1935年）、《原野》（1937年）、《北京人》（1941年）等。
那天到东中街去看爸爸的旧同事，特意向西多坐了两站地在张自忠路下车，专为看看曹禺和欧阳予倩两位先生的故居。
5号院的门首，至今不变地座落着记忆中那个石拱门，门边墙上嵌了一方石刻，说明是欧阳予倩先生的故居，在1986年列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了。不知怎的，我却记得这院子的门牌是3号。年纪尚幼的时候，爸爸领我去过欧阳予倩先生家一两次，那印象已经模糊；20岁前后的时候，爸爸差遣我跑过几次曹禺先生家，命我见面喊万伯伯，那情景好像并非多么遥远。
院门上“闲人莫入”的字样，足以令我裹足不前。心里虽有放不下的期待，但还是怕看人家的冷脸，怕听人家的冷言冷语。欧阳伯伯的故居既在，万伯伯的故居呢？后来他迁居到北三里屯，他的住处未必能保留下来吧——那时设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其极局限；还有呢——那时的惯例是对在世者的评价极其保留。
70年代初的几年，我赋闲在家。不记得为什么事，爸爸差我到万伯伯家去过一趟；后来又有了好几次，记得都是为了送书，万伯伯要爸爸帮忙找些想看的书。这些书中记得清楚的，是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之所以单单记得它，是因为我曾告诉万伯伯，家里还有同作者的姊妹篇《雪虎》，可是他好像闻所未闻，反问我说：“《雪狐》？”万伯伯住的房子不算好也不算大，三间北房中西边的一间像是书房。他进去出来都要从身上拿出钥匙开门或是锁门，让我觉得很有些可笑。我知道他身边有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常来常往的，也许万伯伯是要对他们设限吧？如果有过书籍比金钱宝贵的年代，那时就是，因为“文革”几乎将马列以外的书籍一扫而空，文艺书只能在朋友间私下流通了。
万伯伯的剧作写得真好。不记得是先就读过，还是因为接触了他之后出于好奇才去读的，总之是难忘它们给我的震撼。对于文学作品，我并不具备多少鉴赏力，但是读万伯伯的剧作，你只要去感受就够了。只要你在读，你就不可能不被带进去，不可能不感受到那种冲击力。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给人那样强烈的感受的，即使是许多中外名著通常也不能。但是读万伯伯的剧作，那种感受真是清晰，那时读的《雷雨》和《原野》，直到后来我对它们的情节都记忆模糊了，却还忘不掉阅读时的感受，呼吸和心律肯定都不在常态了。读冈察洛夫的《悬崖》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作品，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见过有人说万伯伯是“中国的莎士比亚”，或称之为“摄魂者”，我认为后者是更形象的比喻，他的作品确实能抓住读者的魂魄，至少我的阅读感受是这样。
我记得当面对他说过自己的感受，而他显然也听得很受用。他用狡黠的目光鼓励我再说下去，一边又移目去看方瑞阿姨，毫不掩饰眼中的得色。可能他太低估了面前的大孩子，他一定是认为我不可能具有他年轻时那样观察力，其实他的心理活动清清楚楚地暴露在我眼中：他非常愿意听到别人肯定他的作品，也非常愿意让他的妻子听到别人肯定他的作品。我不清楚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不知道他是否为自己的作品吃过很多苦头，但显然他对自己的作品极其看重，想来那时候他已经久违别人的赞颂了。我觉得他急于从方瑞阿姨的表情中寻求肯定，或是寻求仰慕之情。从中我朦胧地感受到一种爱情的浪漫，又为自己好像比这位父执还要世故感到奇怪。
好几年以后，万伯伯的剧本《王昭君》发表之前，曾经对爸爸说，他自己有种接近成功的兴奋，而以往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作品就会是成功的。爸爸把他这话转告给我的时候，也有溢于言表的喜悦。但是后来，无论是从刊物上读这个剧本，还是坐在剧院里观看这部剧，好像都没有看到我所期望的东西，我说不清我期望的是什么，或许就是被“摄魂”的感受吧？万伯伯建国前后的创作，实在是判若两人；他后半生的创作殊无可观，虽然这在作家中不是个别的现象，但在他身上尤为显著，由此带给他内心的苦闷和煎熬，应不是局外人能领略的。
爸爸与万伯伯订交，我猜测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因为他们有一个时期都是那里的常客。爸爸的旧文中说，他与万伯伯相识于话剧《北京人》初版之前，那时万伯伯在四川江安国立剧专任教，曾写信给他商讨剧本的出版时间。这个剧本，好像写作于1940年，1941年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是巴金先生主持的，爸爸与巴金相识，大约是在同时稍晚。那篇旧文中又说到，1943年秋在桂林，巴金曾兴致勃勃地邀他去观看《日出》的上演，万伯伯也曾多次向他盛赞巴金。有意思的是，爸爸在50年代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先后一手承担了这两位老友的作品编辑工作。家里现存有万伯伯给爸爸的三通书信和一通明信片，前二信写于1959年，寄自青岛，提到的是一些政治生活话题和《曹禺选集》事；后二信写于1977年，寄自本市北三里屯，说的是《曹禺选集》再版后记的事。后一次爸爸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忙得席不暇暖，但还是为《曹禺选集》的后记提供了修改意见。万伯伯的后一封信全文如下：“仰晨兄：改稿奉上。你的严谨、高度负责精神和你我二人多年的友谊，耀（跃）然纸上。衷心感谢！但此话也是多余，这样，反尔（而）见外了。你我都还年轻（虽早已六十有余），然要保重身体，劳逸结合才是，珍重珍重！！！家宝12月17日”。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友情经历了战乱的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年代，又经历了“文革”的风风雨雨，却在后来出现了问题。尤其荒唐的是，爸爸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的关系。我不止一次地听他念叨过这件事，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万伯伯开始回避他了。这件事让他伤感，又让他困惑，而且他始终未能觅得良策，去弥合友情的狭隙，这成了他的平生憾事之一。直到他临终前住在医院里，还曾对我旧话重提，那时万伯伯已经去世十年了。
平安大街一开通，沿途的众多街巷概被收编，无复旧时面目。或可作一个蹩脚的比喻，就像三峡截流抬高了长江的水位，一些旧景物都面目全非了。张自忠路也在收编之列，虽然它的街牌还挂在原来属于它的地方，但它现在只是平安大街上不起眼的一段而已。欧阳予倩伯伯的故居未得重见，曹禺伯伯的故居更不知在与不在，只有从心间寻觅痕迹了。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