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1919-1992），辽宁丹东人。先后入沈阳、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早年从事新闻工作和美术创作，建国后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和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主任和《中国分类美术全集》总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副董事长。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品有《邵宇画集》和速描集《上饶集中营》等。
邵宇伯伯是小宁的父亲。
1981年我与小宁成为公司里的同事，几乎同时便成了知交。与小宁相处是轻松随意的，他年龄比我稍小，对我却很包容。彼时我不无轻狂，有时会让宝相庄严的领导碰一鼻子灰，有时会抓住资深前辈的业务瑕疵当众取笑；小宁则温和敦厚，始终是勤恳老实地做事。我们的处世态度虽大不同，在私交上却能投合，也是挺怪的事。
那段时间公司是借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地方办公，在出版社的院子里，或在小宁的房里，不时会碰到邵伯伯，然而谈不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接触。从外表看，他是个帅老头儿。头发总是一丝不乱，衬衫衣领总是挺括干净，精干而有朝气。我曾经猜想，沈阿姨必是十分灵巧能干，有她在背后操持，才能使邵伯伯在人前保持这样的仪表。与小宁相交日久，才知道沈阿姨的健康状况欠佳，且不长于理家，因而邵伯伯非但要过问家务，在生活上也对沈阿姨多有照拂。后来沈阿姨在《怀念邵宇》一书中曾经提到，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时，有一度几乎精神失常，全赖邵伯伯不离不弃，才保全了他们的家庭。
邵家父子都喜欢侍弄花草。印象中有一次，家中有人失手打翻了花肥，把个芝兰之室变得臭不可闻。被打碎的是一个硕大的大肚子玻璃瓶，瓶中装的是马掌，那肥水浸入了地板，气味经久不散。那一次让我长了见识，知道了把马蹄碎屑泡在水里是很好的花肥，也领教了这花肥霸道的气味。小宁还曾领我去过日坛的花卉市场，也曾选了考究的花盆送我，而我生性疏懒，最终没有成为他弄花的同道。
北京在1973年举办过一个有名的“黑画展”，过来人都会记得。展品中首当其冲的是黄永玉所作的猫头鹰。早在60年代初，伟大领袖已慧眼察觉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而此时又有警觉的眼睛发现，有人在利用绘画“攻击社会主义”，画中的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便是证据。闻说画家为此颇受了些苦，这在文化专制的时代是见怪不怪的事，时过境迁，其不幸和无辜，不必分说也自然澄清了。但世人也许忽略了一点：为此案惹了腥气上身的邵伯伯，终无获得自辩的机会。
那时大批的老干部尚未“解放”，邵伯伯是美术界较早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猫头鹰”案发时的职务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或许是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就有了一种传言，称他是此案的始作俑者。广州的唐泽霖伯伯是邵伯伯的朋友也是先父的挚友，近日整理他给先父的旧信，不期然地见到了这样的话：“邵宇来医院看我，并邀我去京，说可住在他家。然京中传说之事……”。
由信中可知，在有相当了解的朋友间，都造成了这样的疏离，可见此事对邵伯伯的影响和他当时的窘境。当时民间对江青等四人的积怨甚深，而文艺界的事情及传播，更有其特殊的敏感性。“黑画展”一案说明他们对意识形态仍保持严格控制，使很多人对政局松动的期望变成泡影。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不是身临其境，是不容易体会当事人的苦闷的：他完全是欲诉无门，他面前并没有对手，连唐？吉诃德所面对的那个风车也没有。这种不明不白的苦闷也延及他的家人，小宁对我说，为了这件事，连他听到后也不能不郁闷，他当时也无法辨别事实的真相。
事隔若干年，此事还在香港生出余波。1983年6月29日，香港《文汇报》刊出过金东方的《黑画猫头鹰》一文，内容便是演绎这段“文革”掌故；8月31日又刊出该报编辑部的《郑重更正》，文曰：“今据了解，邵宇先生与此画‘呈给江青’无关，而是王曼恬认为此画‘反动’，因而指使人向有关单位取画的。金东方文中说邵宇先生将猫头鹰画‘呈给了江青’是不符合事实的。今特郑重更正，并向邵宇先生致以万分的歉意。”与此同时，《文汇报》编辑部曾特别写信到文化部，要求将他们的致歉信转交当事人，信函的复印件我从旁见过。还看到有邵伯伯所在党支部约十人的名单附在一起，除了邵伯伯本人，记得还有画家姚奎，每人都在上面画了圈。
捐赠文物是邵伯伯晚年所做的一件大事，此事在《邵宇文集》与《怀念邵宇》二书的年表和简历中都没有记录，实在令人遗憾。“邵宇捐赠文物展”是在1985年举办的，地点在中国美术馆一层西厅。展出文物为汉代以降的雕塑、器皿、木器、版画等，蔚然可观。这批文物展出后悉数归公，其中分赠给钓鱼台国宾馆36件，中国民间美术博物馆筹备组300余件……。数年以后，展品中有些器物还被人一再提及，如白雪石先生即不止一次地夸赞其中两组四件的明紫檀木柜。也有某位华裔外商这样戏说这批展品的价值：“多了不好说，买下北京饭店是够了”。《光明日报》当时报道过这件事，用了邵伯伯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我只要一张收条”。
邵伯伯的捐献行为，与他所捐献的文物一样，价值很难估量。当年参观展览，只是看看新鲜。30余年过去，想法就多了一些，这也是商品经济意识潜移默化的缘故吧。尤其是看到小宁的生活状况并非宽裕，甚至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的时候，难免有些感慨。我不问小宁的想法，我猜他没有遗憾和抱怨，因为我们之间谈话比较随便，如果他不赞成邵伯伯的捐献，他应该会说到的。
小宁请邵伯伯为我画过一帧册页，画面上是寥寥数只红果，极其简略，又极见精神。邵宇伯伯给我的印象，亦是如此。
200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