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坊村是一个城中村，在小北门外，离城也就百多米的样子，过去也应是一个小自然村，有菜地，有庄稼地，也许还有过耕牛、水车什么的；夏秋，有蝈蝈在草丛中叫，有纺织娘在豆架下鸣，有蟋蟀在白菜地里歌唱……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日里，应该是这样吧。但我到纸坊村租住时，已全然没有了这些东西。村里人和城里人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城里人拿工资，称为居民，村里人靠房租或做些副业过活，称为村民。不过，二十多年过去，就连这些身份称谓上的不同，也已消失了，现在，村里人也被称为居民，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
我在纸坊村生活过两年，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那时，我刚从西安南郊的一家企业调到西七路的一家杂志社工作。新单位无房，妻子单位也无房，我给原单位腾出房后，只好找地方居住。因妻子在纸坊村附近的一家单位上班，为照顾妻子和年幼的女儿，我经熟人介绍，就租住到了纸坊村。纸坊村那时确乎是一个城中村，它的南面紧挨着陇海线，东面是工农路，北面为自强西路，西边到底紧邻着什么，我也不甚了解，总之是一片鳞次栉比的房屋。村中有许多纵横交错的逼仄的街巷，村民多住的是两三层的楼房，也有家境不好住平房的，但似乎不大多。此外，还有一个公共厕所，在工农路东。除此，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没有什么了。至于村庄有多大，村中有多少户居民，我至今也说不清楚。我租住的人家姓张，其家弟兄三个，我住的是老大家的房屋。这家人不临街，要到其家去，需通过一道狭长的通道，这条通道几乎有三十米长，道宽仅能容两人侧身而过。莫说蹬三轮车，就是骑一辆自行车，若车技不好，通行起来也会磕磕绊绊的。不过，不用担心，自行车绝不会倒下，因两边都是人家数丈高的山墙。这是一个大院，老三尚未婚娶，和他的父母亲住在院北，老二住在院南，老大住在院西。虽同居一院，但老大却给他家的房前竖起一道墙，安了一道门，自成一院，成了院中院，这个小院除盖了一个两三平方米的小厕所（仅可小便）外，剩余的地方仅可旋马。我每次回家，先得穿过狭长的通道，再经过老二家门前，才能进入老大家的小院。
老大家是一栋坐西面东的小二楼，他和妻子儿子住在楼下一间房里。他有正式工作，但妻子却没有工作，好像是在一家企业的食堂里做临时工。靠近楼梯的上下两间房租给了四川广元一个名叫刘先胜的人。这是一个生意人，人精瘦，但却精明能干，他带了妻女、小舅子、表弟来西安讨生活，专做鳝鱼生意。他在老家雇人收购了鳝鱼，然后通过火车运送到西安，经过宰杀后再分送到西安的一些大小餐馆。他们租住的一楼房间就是工作室，房间里盘了两个很大的水泥池，放上水，养了很多鳝鱼。刘先胜就带着妻子、表弟，整天坐在这间房屋里，宰杀鳝鱼。送货的任务，则由小舅子担任。而二楼那间房，则是他们的卧室。我家住在楼上的另一间带阳台的房间里，和刘家是紧邻。虽说一栋楼里住进了三户人家，但我们之间相处得却很融洽，这除了三家的大人都很开通、善良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三家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房东家有一个四岁的男孩，名叫昭昭。这孩子有一双很忽灵的眼睛，浑身上下有一股机灵劲儿，淘气好动，脚下若安装了轴承，似乎永远坐不住。刘先胜家里有一个五岁的女儿名叫秋萍。秋萍眉目如画，机灵乖巧，人见人爱。我的女儿名叫莹莹，那年刚好三岁。因共居一院，因此，他们便很快熟识，并玩在了一起。晚饭前，他们几个常常大院小院地来回疯跑，又是捉迷藏，又是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如谁家的饭先熟，孩子们就会鸟雀样地聚集到那户人家，叽叽喳喳地吃个饱，而自家的饭菜却常常被剩下。大人们呢？则会于饭后聚拢到一起，聊聊天。尤其是夏天的傍晚，这种聊天活动，几乎天天进行。所聊的内容无非生活、工作、家庭方面的话题。一个夏日的黄昏，我们几家大人正在小院中聊天，突然发现院子里游走着许多条蛇，大家吃了一惊。我正在错愕间，只见刘先胜一个箭步，冲进工作间，几分钟后，又旋即冲了出来，大捉院中游动的蛇。也就十多分钟的样子，院中的蛇已被他捕捉净尽，悉数装进一个蛇皮口袋里。我这才知道，刘先胜不仅做鳝鱼生意，还兼做贩蛇的生意。方才是一个装蛇的口袋没有扎紧，蛇逃了出来。事后，他向房东和我们道了几次歉，说惊吓了我们，还特意给两家人送了一些杀好的鳝鱼。
除了聊天，在夏日的黄昏里，我还爱到纸坊村十字去吃夜市。纸坊村十字算是这一地区最繁华的地方了，这里一到夜间，十字周围的人行道上就摆满了各种卖吃食的，卖烤羊肉串的，卖蒸碗的，卖鸡蛋醪糟的，卖炒面的，卖凉菜啤酒的……多了去。吃喝的，多为附近的居民，当然，还有从别的地方赶来的。酒足饭饱之后，和三两个好友，踏着夜色，到环城公园里散散步，微风吹着，夜风中夹杂着绒线花的香气，那份滋润与自在，让人着迷。我在这里招待过许多外地的朋友，比如白河县的覃彬，他一次到西安来学习，我们夜间就一同在纸坊村的夜市上吃过饭。覃彬现在已是白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了，二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关系很好。每年春天新茶下来时，他都要亲自或托人给我捎来一些新茶。每次喝着他送来的茶叶，我就会想到我们之间的友谊。这友谊如汉江之水，绵长而清纯。
让我记住纸坊村黄昏的，还有十字东北角的一个小报刊亭。在这里居住期间，每每于华灯初上，暮色四合时，只要有暇，我都会踱出家门，到报刊亭边光顾一番。我在这里买过好多杂志，有《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散文》《随笔》《读者》等，如今，这些杂志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见证着已往的岁月。而我则早已由青葱年少，步入了中年，且鬓间有了华发滋生。想一想，不由唏嘘。
自从离开纸坊村后，二十多年间，我再没有去过纸坊村里。偶尔从村边路过，也只是匆匆的一瞥。感觉里，这儿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变化肯定是有的，至少我的邻居刘先胜就离开了西安，到四川发展去了。他还做鳝鱼生意吗？他的女儿怕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吧？说不定已嫁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在虎年的岁末里，夜间，我独坐书斋，胡思乱想着那些过去的人事。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纸坊村的黄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