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态，是一种把自然物和自然力超自然化的倾向。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自然对人的压迫。这一时期，由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变常常对人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人的生存必须靠自然的恩赐，但是自然界却往往不如人愿，它作为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成为人类依赖和畏惧的对象。原始人对自然界这种异己的力量无法认识和理解而产生恐惧感。于是，他们认为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人类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世界，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人类的命运，人类对它只能顺从、祈求而不能违反。于是，对自然这种异己力量就产生了盲目信仰和崇拜，进而把自然界、自然力人格化为神灵加以膜拜。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6]人们以为大自然是个巨大的未知数，它有无比的造化，有生命，有意志，有能力，于是人们盲目地崇拜它，产生了自然崇拜。在早期的原始人类看来，天、地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它们不仅给人类带来和煦的阳光、丰沛的雨水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带来种种令人恐惧的自然现象。在蒙昧时期，人类的思维能力和生活经验尚不足以掌握天地律变的动态，必然会以自己有限的思维能力去比附神奇的物象，以为天地与人一样，有思想、感情和意志，亦有灵魂的存在，这形成了最初的神祇观念。许慎《说文解字》：“神，天神引出万物也。祇，地祇提出万物也。”认为天神、地祇乃万物之母。事实亦是这样，最初的神的观念确实与天地崇拜密切相关。自然崇拜涉及一切自然物，从天上的日月星辰雷电云雨，到地上的山川河流土石草木，乃至飞禽走兽，无不加以神化和崇拜。中华先民很早就有自然崇拜，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有植物花纹、太阳、月亮、火。在原始社会末期，崇拜自然要举行祀典。《尚书·尧典》记载虞舜时“祀于六宗”。六宗即天宗日月星，地宗何海岱。中华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主要有天象崇拜、地象崇拜等。
天神崇拜。起源于原始人类畏惧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神秘感，于是他们便赋予自然力和自然现象以人的情感意识，构成了天象原型和天象崇拜。天体变化、日月交替和风雨阴晴，均对人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影响，这是天象原型产生的根本原因。太阳被称作天神，它经常驾车巡视，起落有常，运行线路广阔。原始先民有祭日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夏商周三代。《礼记·祭义》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除了崇拜日月以外，星宿崇拜也是天神崇拜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星宿可以感生圣贤。据悉，黄帝就是北斗感生的。《搜神记》云：“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虫乔)氏之女，世与少典交婚。及神农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见大霓光绕北斗枢星，照野郊，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星宿崇拜对命理术数很有影响。《抱朴子·辨问》有言：“人之吉凶，制在结胎受气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值文宿则文，值武宿则武，值贵宿则贵，值贱宿则贱，值贫宿则贫，值寿宿则寿，值仙宿则仙。”可见，中国古代星命术的理论即源于星宿崇拜。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天子祭天，诸侯祭土”成为定俗，百姓已没有资格祭天，但对天的信仰依然盛行于民间，被称为太一、泰一或泰一神等。其他民间信仰的天象原型还有文昌、文曲、武曲、太岁、寿考、奎星、南斗、北斗诸星和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诸类。之后，其形象也经历了从单纯的自然属性的崇拜，发展到具备重要的社会职能的这一转型过程。这也是神祇演化的一大特点。
地神崇拜。最初亦是出于对土地自然属性的神秘感、依赖感及因此而产生的敬恐感。《礼记·郊特牲》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代人类祭祀地神既出于对这片神奇的土地的恐惧感、依赖感，亦出于对这块土地的敬畏与感戴，为了酬劳其负载万物、生养万物的功劳。原始社会末期，中华先民开始崇拜和祭祀大山。虞舜时“望于山川，遍于群社”。《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春秋繁露·山川颂》有言：“山川神祇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小者可以为舟舆浮滠。”大山收到万民的景仰。山中有善良之神和凶恶之神，凶恶之神给人类以摧残性的伤害，善良之神给人类以莫大的恩惠。除了大山崇拜，中华先民还有对江河湖泊的水神崇拜，有对土地及土地上产生的谷物等神的崇拜。原始的土地崇拜，必然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它是对自己所居住、生存、耕作的特定土地的崇拜。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则出现了以整个土地为对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崇拜，即所谓“后土”崇拜，而地区性的土地神，后来则被称为“社”。社神原来只有自然属性，之后却渐渐失去，并被社会属性取代，逐渐人格化，成为管理各自地区、各个门类的地方守护神。这些神祇后来又被道教按封建官府的组织形式纳入了神的体系。
（2）生殖崇拜与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发展非常关注，由此产生了炽热的生殖崇拜。上古时代，男女性器官作为公开顶礼膜拜的对象，表达了原始人对繁衍后代的渴望。对男性生殖器崇拜主要是陶祖。祖，古作且，甲骨文有目，像男性生殖器。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遗址发现不少陶祖，如陕西华县泉护村的早期龙山文化、西安客省庄二期文化出土陶祖塑像、青海乐都柳湾出土裸体男像陶罐。先民还采用塑造裸体像的形式表现生殖崇拜。考古工作者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陶塑女神像，这些像高腹丰臀，乳房硕大，阴部明显，对生殖器部位颇为夸张。在岩壁上雕刻描绘生殖器，也是先民生殖崇拜的表现方式之一。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有硕大的阳具图，也有男女交合图，场面热烈，象征着人口繁衍，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原始人一方面重视子孙的繁衍，另一方面也崇敬创造生命的祖先。在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是供奉女性祖先。随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建立，男性祖先也成为供奉对象。祖先崇拜即是对先祖亡灵的崇拜。中华先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仍然需要活人给予照料，祖先的亡灵有能力保佑子孙。
（3）图腾崇拜
在原始社会，“图腾系统是部落内一切其他社会关系、道德约束的基础。”[7]图腾一词来源于印地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图腾是一种观念，认为人和万物之间有某种密切联系。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膜拜，诚如法国思想家涂尔干所说：“图腾崇拜是在泛灵论和自然崇拜的膜拜之外，存在着的一种更基本、更原始的膜拜，前面的两种膜拜只不过是它的派生形式或特殊方面而已。”[8]原始居民往往以动植物等生命有机体作为自己的图腾物，相信某种图腾与自己的氏族之间存在着血缘亲属关系，并因此而产生对图腾物的崇拜。“大致说来，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它发布神谕，虽然令人敬畏，但图腾能识得且眷顾它的子民。同一图腾的人有着不得杀害（或毁坏）其图腾的神圣义务，不可以吃它的肉或用任何方法来以之取乐。任何对于这些禁令的违背者，都会自取祸端。图腾的特征并非仅限于某只动物或某种东西，而是遍及同种类的每一个体。”[9]
中国先民认定某一种物与本氏族有关，禁止伤害，加以保护和崇拜，并形成了图腾崇拜。中国先民主要以动物为图腾。黄帝时代有以熊、罴、狼、豹、貅、雕、鹰、鸢为图腾的氏族，这些氏族拥护黄帝，在与炎帝交战中发挥了作用，《庄子·黄帝篇》指出：“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貅、虎为前驱，以雕、鹖、鹰、鸢为旗帜。”《左传·昭公十七年》在论及上古氏族标记时指出：“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就是说，黄帝族以云为图腾，炎帝族以火为图腾，共工族以水为图腾，大皞族以龙为图腾，少皞族以鸟为图腾。我国原始社会不仅有单一或多种图腾崇拜，而且有综合各种动物优长的龙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太皞伏羲氏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百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上古的夏族对龙有特别的偏好：“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御龙氏……昔有(风翏)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奢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夏人以龙卜事。可以说，龙是中华民族最崇敬的神物，龙崇拜源远流长，故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被称为“龙的传人”。
2.原始禁忌凸显下的道德生活图景
禁忌是原始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以“不应当做什么”的面目出现的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人类自身禁忌行为的出现或产生，是人类在行为方式、价值领域与其他一切生物体的最重要区别之一。它的出现或产生标志着人类对自身行为采取了一种自我约束和控制的形式，标志着人类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初步形成。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指出：每一个原始社会都有自己的禁忌体系。在人类文明的初级阶段，禁忌“包括了宗教和道德的全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宗教史家都给了禁忌体系以很高的评价。尽管它有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但还是被称之为较高的文化生活之最初而不可缺少的萌芽，甚至被说成是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先天原则”。[10]禁忌是为了避免招致惩罚和灾难而在观念和行为上对人们的禁拘和限制。一般地说，禁忌多是人们在疑惑与恐惧之中，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盲目崇拜、畏惧和迷信，又盲目添加许多清规戒律的结果。它以非理性和缺乏任何验证的特点而区别于法律的禁令，但因多有信仰因素为其心理基础，是对某种神秘力量或某种社会状况产生恐惧、担忧进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所以人们坚信，如果擅自违背或偶然触犯都会招来惩罚和灾难。危险和具有惩罚作用是禁忌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人们为自身的功利目的而从心理上、言行上采取的自卫措施，是从鬼魂崇拜中产生的。从最初的禁忌看，正因为什么都太神秘、难以理解，才产生了种种禁忌；从较后的时代看，由于从古代原始思维那儿传承下来的观念经过不断变异，本来面目早已湮失，也变得神秘而不可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与其物质水平相适应的习俗及其禁忌。它们虽然具有浓郁的非理性色彩，却正是原始人以及处于较低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为了适应环境、更好生存的心理上的保证和组织上的前提。
中华远古先民的禁忌体现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主要有：血液禁忌、性禁忌等。在远古时期，人们自然地接触到血与伤亡的关系问题，与猛兽搏斗和奔跑在山石林间都会造成流血。血的流出必然伴随着痛苦，或者还有嘶喊，接下来便是伤亡。所以，血，很容易形成令人惊恐的条件反射。于是，血液便成为一项惊悸。对于这种触目惊心的红色液体溢出体外的后果，经过反复观察和体验，人们会确认它是人或者动物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至于为什么它流出来之后，人或者动物会伤亡，在原始时期是很难给予科学的解释的，人们只能满足于原始思维的简单说明，即那里边含有一个生命的灵魂，或者含有某种可以使之生又可以使之死的特殊的“魔术元素”。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后世，发展成为可以称作“血气”的生命观念。《关尹子·四符篇》云：“一为父，故受气于父，气为水；二为母，故受血于母，血为火。”所以血气乃是受之于父母以成己身的基本元素。故《礼记·中庸》又有“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的说法。原始时代的习俗还以为，同血统的人血液相交合，异血统的人血液相离异。血气是与一个人的精灵魂魄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惜血”便成为人之常情，而“失血”则成为一种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