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弘扬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在需要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对于生命存在和民族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民族的价值理想、终极关怀的执著追求及其由此所形成的基本品质和信念。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民族之心和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表现，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大的、持久的精神力量。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精神家园是民族精神的集结和由此建构起来的精神大厦，不仅由民族成员的精神打造而成，而且又给民族成员以很大的精神慰藉和支撑，不断地赋予其旺盛的生命力、不竭的创造力，促使其做更大的事业，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一个由无数代华夏儿女所打造又维系着各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家园，在这一精神家园里，大家形成了高度的道德共识和价值观念，并以此安身立命，相互激励，共同奋斗。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安身立命、灵魂安顿和精神归根的家园。
弘扬民族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特别需要加强对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的认识、发掘与研究。可以说，正是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道德生活是肥沃的土壤，在其上生长出了民族精神的大树，结出了精神家园的果实。中华道德文化经过史前至西周的孕育和发展，在春秋战国时基本成型，由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建树的伦理思想和价值系统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提供了选择的目标和行为的标准，使中华民族道德生活朝着理性化、人文化和精神化的方向运演。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华民族一直靠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伦理思考和创造的价值观念而生存，而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必然回顾这个被哲学家称为文化价值轴心的时代，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绵延有序的历史，使中华文化流变的过程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辍的模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而能保持一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模式有着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与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及在民族精神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天下为公、崇尚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正是凭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依靠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熔铸而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才得以经受住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
研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和光大民族精神，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有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精神和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在漫长的道德生活史和伦理思想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从道德生活史中发现一大批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感受到一系列做人处事的生动典范和许多广大精微的经典言论与观点。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史是我们民族五千年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的生动再现和集中体现，而那些影响历史和后人的道德言行凝聚为民族精神，内化为精神家园的核心价值，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好好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一个半世纪以前，落后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以中国道德精神创造了“即使被战胜，绝不能被征服”的奇迹，奏响了救亡图存的时代强音，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世界诸多有识之士，如汤因比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在呼唤人性复归的时候，由衷地赞叹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孔子伟大的道德行谊。这一情况也启迪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国家和民族道德生活的历史，开掘其源头活水，开发其价值资源，以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3.促进文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需要
道德精神和道德规范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和精神支点，道德共识和道德价值目标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产生的基础和原点，是文化软实力中最能显示价值追求和德性功能的关键部分。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要求开展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持续发展并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新高潮，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精神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改善与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和强盛。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文化和公民道德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为民族复兴提供制度与规范的保证，而文化复兴和公民道德素质的普遍提升又为民族提供精神支柱和凝聚力，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离不开精神文化和道德文化的伟大复兴的。
纵观当今国际风云，注重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建设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一文中，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的概念。在199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又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补充。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国民素养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表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的概念一经提出，迅速成为风靡世界的流行词汇和思想观念。2006年11月，胡锦涛在全国文代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命题，认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报告倡导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变革与创新。如果离开传统，割断血脉，就会迷失自我、丧失根本。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和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基因。这无疑是民族文化的思想根基，也是今天弘扬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我们要深刻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容，汲取合理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弘扬和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同弘扬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伦理文化密切相关。相当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趋善求治的伦理型文化。李泽厚在《试谈中国的智慧》一文中指出：“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出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思辨之路（如希腊），也没有沉入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如印度），而是执著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以氏族血缘为社会纽带，使人际关系（社会伦理和人事实际）异常突出，占据了思想考虑的首要地位。”[67]中国古代哲学是伦理性的哲学，“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虽然非常丰富而成熟，但它是处理人生的辩证法而不是精确概念的辩证法”，“中国也讲认识论，但它是从属于伦理学的。它强调的主要是伦理责任的自觉意识。”[68]冯天瑜在《中国古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一文中也谈到，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政治原则往往是从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的，反过来，伦理学说又为政治作论证，以致伦理学说与政治学说融为一体。从总体上看，伦理型文化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和各类观念文化的核心，它主张入世，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养育了素朴的整体观念和注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69]道德生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几千年的道德生活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形成并发展起了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扶正扬善、恪守信义的社会美德，仁民爱物、兼济天下的仁爱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世原则等等。公忠体国、为民立命的志士仁人，死而后已、舍命为人的忠义之士，温良恭俭、勤劳质朴的平民百姓，他们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