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道德的要求变得第一重要，提倡修习气质、超越际遇。先天的才气刚柔，后天的际遇坎坷，都可以通过道德的固守来填平，而理想的道德都是一样的。”[27]然而，当道德理想主义膨胀到无以复加地步的时候，它转向伦理中心主义和道德权威主义，于是其负面因素开始显示出来，从而出现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判断标准，使道德生活成为灭人欲的生活，造成了对人正当物质生活欲求的忽视甚或嫌憎，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教训十分深刻。
二、先忧后乐精神的提出与张扬
宋代道德理想主义的建构和价值追求，在于它提出并彰显了“先忧后乐”的精神，使得士大夫道德成为社会道德重建的领头羊和风向标。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道德命题和精神，引领并开创了北宋中期的良好士风。
作为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范仲淹是一位既有远大抱负又能克己自律的儒者。他十分重视自我道德修养，认为学者应以仁义道德为先，出仕应以利国利民为重。对于宋朝初年士大夫，范仲淹批评他们是“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28]，以至于“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29]。范仲淹从小就有成为“良相”或者“良医”以利国利民的远大抱负。所以在他为官期间，不计个人得失，即使多次被贬，仍然恪尽职守，积极作为，“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他就上书仁宗皇帝陈述武备不修给国家带来的忧患，他说：“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30]极力主张改革吏治，裁减冗员，任用贤能。虽然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他受到排挤不得不离开京师，辗转地方任职，但他忧国忧民的淑世情怀和“有犯无隐”、狂直敢谏的作风反而更加突显。庆历五年（1027），范仲淹同榜进士和好友、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岳阳楼，邀请范仲淹为其作记，范仲淹欣然应允，写出了一篇可以代表宋代士大夫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令后世叹为观止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岳阳楼记》的点睛之笔不在状物写景，而在于抒发了士大夫阶层的先忧后乐情怀，气韵高标，意境深远，催人奋发，令人钦佩。这种以利国利民为己任、追求自我道德完善的崇高道德精神，是对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思想和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继承发展，开启了宋代士大夫新的精神风貌和道德价值追求。在宋代历史上，范仲淹是以刚健有为、独立不惧著称的。宋人对此多有评价，如欧阳修评论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登朝与国论，每顾是与非，不顾自身安危”。[31]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称赞他“立朝益务径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忻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32]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称论范仲淹“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33]即使遭到朝廷的冷遇，他也不以个人荣辱为怀，时时不忘国家大事，表现出心忧天下、志济苍生的高尚的仁者情怀。这些评论，无疑是对范仲淹忧国忧民、不惧权势、刚健有为、清正自律人格的概括和总结。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巨匠，早年在政治上坚决支持范仲淹的新政，曾和反对新政的人进行斗争。他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指出：“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34]这一段话，实质上提出了人生价值评判标准以及人生意义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可谓振聋发聩，启人觉悟。欧阳修为人质直宏廓，见义敢为，始终充满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韩琦为他作《祭文》称：“公之谏诤，务倾大忠。在庆历初，职司帝聪，颜有必犯，阙无不缝。”又韩作《墓志铭》言其早年知谏院时，“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晚年居相府，“毅然守正，不为富贵易节。凡大谋议大利害与同官论辩，或在上前，必区判是否，未尝少有回屈……台谏官论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欧阳修历仕41年，数因言事被贬。在景祐三年（1036）的“四贤一不肖”事件中，他是明知后果而为之的。那时他29岁，只是小小的馆阁校勘，人微位卑，本与范、吕之争无涉，却情愿自投罗网。庆历五年（1045）三月，他已再被贬官外任，仍冒死上《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因“新政”被贬的范仲淹等人辩护，批评皇帝远贤臣，用奸邪，并自明心志曰：“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自欧阳子出”的评价诚然有所不确，但欧阳修开风振气的作用亦不可低估。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指出：“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论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还盛赞欧阳修“功成名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35]可以与山川同在，与日月齐辉。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扬的“先忧后乐”精神在宋代得到了士大夫普遍的赞同，也极大地敦勉士大夫心忧天下、敢于担当，并以自己的实际行为续写道德生活的崭新篇章。
三、士大夫精神及士风流播
在两宋道德生活发展史上，士大夫精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一股道德清风。范仲淹主张重振士风，并作《四民诗》，其中“士”篇有“前主诏多士，咸以德为先。道从仁义广，名由忠孝全。美禄报尔功，好爵縻尔贤。黜陟金鉴下，昭昭媸与妍”等诗句，肯定士大夫尊道贵德、崇仁尚义之精神操守，同时也批评士风不振和士大夫精神失却，“学者忽其本，仕者浮于职。节义为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无所劝，赏罚几乎息”。主张端正士风，整饬吏治，建立“明体达用之学”，使进入仕途的士阶层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达身富贵，而是为了把儒家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这种儒家之士即孔门弟子曾参所谓“仁以为己任”者，他们把个人的祸福得失、富贵贫贱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仕途的进退沉浮不能改变其志向。这种精神在宋代一直有相当的表现。太宗、真宗朝名臣田锡，“慕魏征、李绛之为人，以尽规献替为己任”。“好言时务”，“直言时政得失”。真宗称他“得争臣之体”，数予擢拔。田锡在生病即将离世之际，仍“遗表劝上”。真宗“览之恻然，谓宰相李沆曰：‘田锡，直臣也。朝廷少有阙失，方在思虑，锡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谏官，亦不可得’。嗟叹久之，特赠工部侍郎”。田锡的精神是士大夫心系天下精神的集中体现，他对朝廷的规谏，对天下苍生的关注，达到了死而后已的境界，故受到真宗皇帝的肯定和赞誉。
士大夫精神的倡扬与传播，使得有宋一代产生了不少忧国忧民的谏臣。熙宁二年（1069），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指出：“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36]由于宋初赵匡胤制定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以及制定的以儒治国等方略，必然激发士人执著的淑世情怀和直言勇谏的人文正气。宋代士大夫因直谏而得罪皇帝或权臣，虽被贬谪，却无死罪，因此还能获得刚正不阿、忠直敢谏的美誉，一有机会就可能重获升迁。许多名臣都有这种经历。可见当时朝野人心对文人士大夫的尊重与推崇。
《宋史·忠义传序》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37]源自孔、孟、屈原的士大夫精神与宋代君主右文尚言的开明政治相互激励，在宋代孕育出了一批批富于淑世理想、勇于直言进谏的士大夫群体。他们秉承仁义忠孝的道德准则，从为国为民的宗旨出发，向皇帝上万言书，提出自己救世安民的治策，发展着传统士大夫精神。
南宋时期尽管朝廷软弱，士大夫精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批忠义狂直之臣在国难当前的情况下，致力于抗敌复国之理想，以忠义之心而狂直忠谏者，前赴后继。如战乱中砥柱中流的李纲、宗泽、赵鼎，皆有狂直之名。孝宗朝名臣张栻，“为人表里洞然，勇于从义，无毫发滞吝。每进对，必自盟于心，不可以人主意悦辄有所随顺。孝宗尝言伏节死义之臣难得，栻对：‘当于犯言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前后奏对忤上旨虽多，而上每念之，未尝加怒。”[38]名儒周必大，官至将相，立朝刚直敢言。孝宗曾对他说：“意卿止能文，不谓刚正如此。”“卿不迎合，无附丽，朕所倚重。”光宗朝中书舍人楼钥“持论坚正”，“缴奏无所回避。禁中或私请，上曰：‘楼舍人朕亦惮之，不如且已。’”
在范仲淹、欧阳修等的引领和激励下，宋代士大夫形成了一种特立独行、忧国忧民不忧私的精神传统。张载、司马光、王安石、程颢、程颐、苏轼等人心系天下苍生和百姓冷暖，有一种为民请命、为国代言的使命情怀。虽然其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但是他们对于北宋政权“积贫积弱”的局面都十分不满，从而主张实行变革，以图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39]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都致力于修齐治平之道。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展现出一种与其他时代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他们往往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志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博大的道德胸怀，以一种广阔的心胸探索着安身立命的哲理，又以一种浩然正气追求着高尚其事、激扬蹈厉、重气节、尚志操的独立精神，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书写了士大夫道德生活的新的篇章。
第二节 “等贵贱、均贫富”价值目标的提出与农民道德意识的苏醒
如果说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群体致力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建构撬开了宋元道德生活的大门，那么以农民起义及其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伦理价值目标则意味着农民道德意识的苏醒，他们昂首挺胸走上道德生活的舞台，表达着自己的道德声音和价值诉求，而其对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所进行的批判与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向前发展。
一、宋元时期频发的农民起义
宋元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政府官僚对于百姓的搜刮以及政府的腐败无能，都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极大愤怒。从宋初开始至元朝始终，农民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不断，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自己关于理想社会的伦理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成为这一时期农民道德意识苏醒的标志。宋元时期的农民起义，比之以往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仅时间上此起彼伏，呈高频度爆发之态势，而且在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上十分清醒，提出了自己鲜明的伦理价值主张，彰显了农民反封建、争平等的道德主体性。
北宋初期因土地兼并日盛，再加上统治者横征暴敛，无数农民生活窘迫，在走投无路情况下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王小波亲身感受社会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产生了改变贫困农民处境的强烈愿望。淳化四年（993）二月二十八日，王小波在失业农民集中的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首举义旗，发动农民起义。他向参加起义的农民兄弟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刮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攻破成都，建立农民政权大蜀国，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