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妈妈的精打细算，却没有算到这五间房虽已盖成，父亲的养老金也已告罄，且欠下100多元债务，而汉奸殷汝耕的“自治”的垮台，卢沟桥的炮声隆隆，轰跑了汉奸，冀东22县自治首府通州，又恢复了萧条，而且被日本侵略军直接占领了。尽管传说中29军如何英勇善战，反正的张竟余部队炮击西仓日本侵略军后怎样欢呼，硝烟散去，他们就都撤走了，鬼子兵虽然龟缩在西仓地下室，而手无寸铁的通州老百姓，只能携家带口去逃难。乘着日本兵还不敢出西仓的瞬间，如潮水般拥向南大地美国教堂和它建立的潞河中学。这时学生已放假，几千人就拥挤在这块小小的“殖民地”。
通州人的苦难开始了！我家也可说是完全陷进了“困顿”。妈妈盖房的主意变馊了。五间新房很像样子，可现钱没有了。又有谁会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来租房子？妈妈急得团团转，就又打那套硬木家具的主意了。父亲虽喜欢它，但也知道这一大家人吃饭比爱好更重要，但卖了两年才卖出去，妈妈说，那原是用近200银元买的，现在卖来的钱却是有孔夫子头像的“大被窝票”了，买它的是武定庵新搬来的一家暴发户。硬木家具换成了普通木桌椅，只有一张琴桌，可怜巴巴地藏身在门后，据说最后曾“流浪”在大姐家，不知所终。卖家具事件，惊醒了全家，懂得了妈妈这“巧媳妇”也做不出“无米之炊”了！武定庵人本都是普通的小市民，多数平素靠劳力吃饭，即使最爱面子的老街坊，也不能不满腹愁肠形之于色了。即使崔府小姐上学，也看不到仆人接送了。曹木匠家的两位老人，不到两年就双双去世了。据说，曹爷爷发的那笔“洋财”——一罐子银元宝，几十年来本已所剩无几，也被“大被窝票”套走了。老人又不肯卖掉自己精心制作的硬木家具，曹爷爷竟是急痛攻心而死。曹大叔本是有高超技艺的细木匠，这时也接粗活，甚至有时还要走街串巷。武定庵人开始面有菜色了。通州人哪里吃得上正经粮食，粮店卖给老百姓的，哪有正经粮食？！大家能吃到的，是一种叫做“混合面”的东西，连玉米都已征做军用，喂马吃，这种“混合面”据说都是花生、核桃、高粱的硬壳儿磨成粉的。据我当时的感受，混合面味苦涩，没一点粮食味，吃了拉不出屎来。
在那几年，我家是最惨的，因为父亲无劳力可卖，教私塾只能一年拿点束脩。孩子中最大的两个——大姐和大哥，都去了所谓的大后方，二姐高师毕业后，考上了北京电话南局的接线生，工薪微薄，她省吃俭用，把每月分到的半袋白面，接济家里，妈妈哪里敢自家吃，因为一斤白面可换到四斤混合面呢！但看到两个不懂事的小儿子望着白面馋涎欲滴的样子，有时也会心软下来，留下些白面，给我和小弟烙两张猪油渣葱花饼，那可真解馋呀！
卢沟桥和通州的炮声都已远去，抗日战争开始了；但通州人并不知道哪里还有抗战，而这场民族的大灾难，却是从京边子小城通州的首先陷落开始的，所以，通州人灾难也特别深重。通州事变后，日本的援军很快到了通州，开始了全城大搜捕，当然一个“国军”也没找到，无非是一些不“驯服”的百姓遭殃而已！连逃往南大地的人也不能幸免，每个想进城回家的人，都必须向“太君”（日本兵）鞠躬敬礼，并任其搜身，稍有不慎，就要受他们毒打。南大地的美国传教士，也受到威胁，不敢再收留逃难的，并劝说他们回城。可以说七七事变这一年，通州人都生活在恐怖中，夜晚一片黑暗，家家户户都早早关门熄灯，还要时时准备应付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搜查。
最难熬的是苦难加饥饿，那几年我家先是早晚喝稀的，中午吃一顿饭，后来就三天两头断顿。父亲无奈，托人给二哥在北京找了一家买卖去学徒，也没搞清是什么买卖，三天后，才知道这家西单土膏店就是白面毒品店。父亲感到上了当，很窝囊。走了二哥，家里不过少了个吃口，救不了穷。这时父亲在大关庙的私塾只剩下了八九个人，大都是老朋友、老街坊的子弟，在塾里穷凑乎。我是从通师附小二年级辍学到父亲私塾的。这时已面临失学了。因为时事、家事，都使父亲烦恼，教学已不如过去认真，又有两位同学退学了。父亲已有心思关闭私塾了。可没等他宣布这个决定，他就在一次老友聚会上饮酒过量，大醉倒地，再没有站起来，等抬回家里，他已中风偏瘫，这对我家，无疑是塌了天！那是1939年的冬天，他不过五十一二岁，母亲本来还指望他能出去找事做，现在则只能伺候他“缠绵床笫”了。大关庙私塾自动散去了，当时的我只有12岁，小弟才四五岁。这一家四口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肩上。
这一年，我知道了北平有一家同仁堂药店，因为父亲每天要吃两次“活络丸”，每次一丸，据说它对活血、舒通筋络有特效。但我只知这药很贵，10斤“兵船”面粉钱，也不够买一丸的钱，为了买活络丸，妈妈和二姐都借了债，吃了一个月，就已无钱了，幸亏这位老中医本是父亲的好朋友。他也实话实说，说父亲的病，已成偏瘫痼疾，“活络丸”不管用，也无药可医了。就吃点活血药，慢慢养着吧！这一个月，他几乎隔一天就来给父亲看一次病，从不收诊费。我看他虽无“妙手回春”的医术，却也不像是鲁迅笔下的那些庸医。父亲可以下地活动了，不只半身麻木，行走不便，而且神智变异，判若两人。吃饭没饱，经常抢吃抢喝，一不留神，他能把全家的粮食全吃掉。父母间的感情恶化，已不是吵架，而是动手相向了。我是父亲的宠儿，自是向着父亲。但母亲何尝有过？生活这样困难，她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粮食呢？
1939年变成了我们家的典当年。负债累累，人还要活着，家里已无东西可卖，母亲年轻时有过一些首饰，但并不贵重，只是包金和银的，还有结婚时几件绸缎衣袍，平素舍不得穿；父亲一生简朴不修边幅，只有一件羊皮袍和一件狐皮马褂，算是他的礼服。于是，连伟大鲁迅都经历过的困顿的生活现实——“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即当铺——作者注）和药店里”，只不过，我当时虽只有12岁，却已长成1米67的大个子，像根竹竿，无论东、南、北城五家当铺哪家柜台，对我都没有障碍，“质台”再高，我也能把“质品”直接送到当铺“师傅”手里。那时，武定庵人出入当铺的小伙伴并不少，为了求生，我干这种营生，也并没有鲁迅那样“侮蔑中的耻辱感”，倒是“估价师傅”唱出的那些名堂，如：脱毛羊袍一件、旧丝旗袍三件、旧银镯一对之类……让我听着有点别扭。父亲的羊皮袍虽然是早做的，他却很少穿，一点毛也没脱；蓝绸面连个油点都没有，母亲收到箱底时，总是放上很多卫生球，绸旗袍，母亲虽是年轻时做的，也是不怎么穿，也没有人再穿过，因为姐姐们都是现代妇女，都穿学生装，至于银镯，就更没有新旧问题了。可到了他们嘴里一概都是脱毛、旧的，这或许就是鲁迅所愤怒的“侮蔑”之声吧！只不过，他们倒是“一视同仁”，多新的东西都叫旧。这大概是他们行商的奸诈之道，这破与旧正表明你赎当时如有破损他概不负责（近几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也兴起了典当业，我没去过，不知他们会唱出对“当品”的怎样估量）。其实，经过我的手，我家的箱子底，也没有几件可供典当之物，就那么十几件东西，赎赎当当，有几件像父亲的皮袍、马褂，妈妈的绸旗袍，终于成了“死票”了。
武定庵人富裕户不多，时常断顿的困难户不少。但是，我的邻里小伙伴们，总还能凑乎着上学，失学的就那么几个，像大我两岁的张宝珍和杨瑞祥，已经跟着父兄和舅舅当了瓦匠的徒工了。我的父亲私塾的同学们，也在父亲病后星流云散，各自东西了。我则真的完全失学了。一是因为父亲的病，我成了跑来跑去的唯一劳力，二是要帮助妈妈挣点钱买混合面。
我本是武定庵出名的“野孩子”，幼时十分淘气，爬城墙，够酸枣，偷莲蓬，摘桑叶（养蚕），惹事闯祸，人嫌狗不待见。唯一能使我静下来的，是下象棋。夏天能在武定庵前石阶的大槐树下拼50多盘，也曾在同龄人或稍大一些大哥哥、大侄子中“称雄”。但父亲的病、生活的苦，自是使我失去了棋性，也刺激和改变了我的“野性”。我无学可上，羞于在街头闲逛。
在这一年，为了生活，母亲也曾带着我和老街坊一起，扛上三四十斤重的玉米面，徒步贩到北平朝阳门外关东店去卖。那时北平人已吃不上玉米面，因为玉米都被日本鬼子明抢或强征去喂马了。这是四乡农民在收获季节剩下来的，出卖一点，换取油盐酱醋，也并不敢进城，只在城关隐蔽处做这种交易。就是这样，武定庵人也吃不起这种玉米面，只能贩给北平人吃，北平收面的，就设在朝阳门外关东店的骡马店里。是胡同里刘老姐劝妈妈试试看的。刘老姐带着她的外甥（我的同学），妈妈带着我，每家扛40斤玉米面，刘老姐是有名的刘“大旗旗”——天足；妈妈却是“解放脚”（裹了一段时间又放开的）。刘老姐和张宝珍是分开扛和背的，一人20斤，比较轻松。我妈哪能背20斤？我从小人高马大，膀子也有力气，自以为40斤面算不得什么，就一定要一个人扛，只让妈妈跟着走就行了。哪知没出五里地，就已弯腰屈背，难以举步了。幸亏妈妈早准备了一条口袋，我又分了十几斤给她。可凭她那双脚，走完这30多里地已不易，何况又背着十几斤面，来往一趟，已经天黑，只赚了10斤混合面钱，妈妈已累得散了架，而且还得担惊受怕。第二趟我就不让妈妈去了，就是刘老姐带着我们去，我只扛30斤，很快适应了。虽挣不了多少钱，却使我避开了伙伴们的白眼。不料很快这个“营生”也做不成了，关东店的收粮的，被北平警察抓了，谁也不敢再干了。对我来说，更倒霉的是两场大病袭击了我。一场是打摆子（疟疾）。大夏天的，那可真受罪。一会儿冷得盖着棉被也哆嗦，一会儿热得你浇凉水也出汗。当时就知道日本有药“金鸡纳霜”专治疟疾，可穷得经常断顿的人哪买得起这贵药，况且武定庵人患疟疾的又不是我一个，都在痛苦中苦熬，谁有药吃呢？我记得，在我冷得发抖时，就躺在教育馆的长凳上曝晒盛夏烈日，却仍冷得打战，直熬了20多天，才自动痊愈。后来看到曹雪芹家世资料获知其祖父曹寅也曾患过疟疾，而且上表给康熙求赐过“金鸡纳霜”，那疗效如何，不得而知。但我这次患疟疾，却给我带来了免疫力。在1970年下河南干校时，不少同志患上了疟疾，我却逃过了那一难。
疟疾过后，后脖子又长了疮，好在我的同学曹正埜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又自己开着诊所，免费给我开刀治疗，疮已化脓，那时没有麻药，那些烂肉是生生挖下去的，还下了很长的药捻子，我疼得通身是汗，却咬紧牙关没叫出声来。我是一个野孩子，从小就在野闹中长大。因曾和小伙伴比赛不用手爬城墙，半路跌下，满身擦伤，直擦到眼角，至今留有一块伤疤；和小友作弹弓大战，对方的一泥丸打中我的眼窝，肿得和桃子一样，幸亏没有伤到眼睛……
野孩子的特点，就是无知无识。我在通师附小上完二年级，脑子里留下的，不过是“小猫叫，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两年父亲私塾，虽然给我打下了读古诗文的基础，但毕竟太少，不过是《古文观止》十几篇范文，如《滕王阁序》、《讨武氏檄》、《祭十二郎文》等，以及唐诗、宋词几十首，还有若干篇《聊斋志异》的美文，有不少我确实能背诵，但在当时，我却不求甚解，只有《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是我自己找来读的，我就是带着这点知识告别了童年。
二、在华宝西服店学徒
在病魔中我挺过了12岁，母亲过去虽然多嫌我给她惹是生非，但眼看着我整天闷在家里，翻看旧书，不爱说话，游手好闲，无着无落，她也知道我想上学，但家里哪有这个条件呢？终于有一天一大早她单独去北平了。找二姐、二哥商量，给我找一家正经商店去学徒。这当然首先考虑到我有吃饭的地方，按照她的说法，将来也有个出息。这样，家里也少个吃口。二哥这时也出师了，并离开了土膏店，正和他的老板筹备一家皮货店。他自然不愿意弟弟也落入“土膏店”的陷阱。他软求硬磨，让他的老掌柜给我找了一家西服店去学徒，是年，我已13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