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看见母亲脸色灰暗，也有些木讷。母亲已经感觉到气氛凝重，这自然无法避免，在台州医院的一系列行动，我们显得匆忙而焦灼，前夜连夜驱车上海，母亲当然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想，父亲自然也知道，只不过不说而已。
台州医院照样十分忙碌，刚上班不久，院子里便车水马龙。岳龙是写了请假条带父亲出来的，主管医生没有想到我们会去投奔上海，当时父亲暂时离开医院的理由十分充足，因为父亲住的是加床，加床设在住院部走廊通道里，走的人多，影响父亲休息，所以请假回家过夜完全在情理之中。现在突然去办理出院手续，不知道医院是否会有意刁难。踏进医院大门时，我跟妻子说，我们去找林荷琴。妻子说，我们老是麻烦人家。我把我的顾虑说与妻子，妻子也认同我的想法。找到林荷琴，林荷琴很热情，我告诉她我已把父亲转到上海肿瘤医院，她笑了笑。我说明来意，她便陪我们去住院部。有了林荷琴帮忙，手续办得很顺利，但十楼的主管医生叶江明还是很不高兴，一脸愠色。我想，要不是林荷琴陪同，他很可能会刁难我们，好在有林荷琴陪着，他也不便作梗，只是把签字写得虎虎生风。在电梯口，我一再向林荷琴道歉，林荷琴坦然一笑，怀里还抱着父亲住院时领来的那个塑料脸盆。我说真不好意思，让我拿吧！她说，不是一样的吗？妻子站在她边上，手里拎着一些杂物，一脸茫然。回到家里，母亲说自己要回家，她坐在木沙发上，样子黯然。我身心疲惫，情绪低落，也没有留她。母亲默默收拾东西，我打开门，让母亲出门，我脑子里一片混沌。竟然没有跟母亲道别，也没有送母亲下楼，母亲刚走出两步，我便关上房门，关门的声音很响，岳母意识到什么，从客厅里走过来重新打开房门时，母亲大概已走下半层。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坐在木沙发上呆了好久才想起母亲，我想，我怎么会这样呢？我这才意识到我刚才的关门会使母亲产生诸多悲哀。我走进书房，望着窗外，想象着母亲回家的一路情形。这一段是母亲最难走的路，母亲从来没有走过，肯定思绪万千。都是自己不体谅，没有顾及母亲的感受。况且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老妇人，她从车站到我家都要问路，让她从我家到车站，再打听上车地点，买票，这对目不识丁的母亲来说，有多难！我在心中骂自己是个混蛋。
因为父亲已去了上海，我还没有告诉吕新景。叶加洪院长是吕新景介绍的，我们的不辞而别如果不作说明会使朋友产生一些尴尬，上午叶江明医生的脸色就让我们难堪。下午去了吕新景家，告诉他父亲已去了上海，走前的那天下午叶院长特意来住院部看望过，摸过父亲的颈项，还让父亲拍一张头颅CT看看，从病情反应来看尚好，但已近中期，手术能否扫清很难把握，要进去后视具体情况而定。吕新景说上海专科医院技术水平应该更高些，不过到上海住院有一定难度，排队要等很长时间，没有熟人和关系可能更难。这一点我没有估计到，我原以为检查出结果了便可以住院接受治疗，如果要等上一段时间，这岂不贻误了时机，本来父亲的最佳手术期就已过，再等下去可能更糟。我记得赵年家在CT室对我说，这东西发展很快，马上要过纵膈。我知道癌细胞过了纵膈就意味着侵入左肺，两肺都有了，就等于完全丧失了手术的机会。我有些落寞。吕新景拿出两瓶茅台，一条中华送给我，让我带到上海去。我坚决推辞。吕新景把酒和烟装进礼品袋放在旁边，何晓红走过来坐在左边的单人沙发上，劝我把东西带去。她说你去上海人生地疏，这些东西用得着的，我们放在家里也就放在家里了，况且这烟放久了还会坏掉。见她这么说，我就默默地接受了。
晚上与岳龙通话，知道他上午去了上海胸科医院。他说上海胸科医院也是一所著名的专科医院，擅长手术，有一位姓高的教授11号下午坐诊，先提前挂号，到时再请高教授看看。我说，父亲呢？你出去找医院把父亲一人留在房间里了？岳龙说，父亲下午由爱虎陪着去了上海动物园。我不知道爱虎在上海，因为父亲突然间检出绝症来，让我头昏目眩，到上海也是临时的决定，所以，爱虎在那里我也无心顾及，看来凤素已给他打过电话了，否则，爱虎是不可能知道父亲已到了上海的。再说，为了不必要的解释和麻烦，我让家里人不要走漏风声，这样，才能让我们安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否则，我们的精力就会受到亲戚和朋友好心的干扰。我问岳龙：父亲精神如何？电话中的声音断断续续，我听了好久才明白，父亲心情和精神都不错。我想，父亲一生从没有去过大上海，更没有看过动物园，心情和精神都不错是应该的。再说，爱虎和凤素尚未结婚就来陪父亲，爱虎办事认真仔细，比我们要熟悉上海，让父亲有安全感，父亲心里自然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