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国家改革招生制度，每年由春秋两次招生改为秋季一次招生。虽然小学毕业了，但要等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份才能考初中，这半年怎么办呢？照理我应回老家去复习，等待升学考试。老家的条件我清楚，母亲和妹妹们天天干农活，我能静心坐下来复习功课吗？但是，这里毕竟不是我的家，作为一个远房亲戚，他们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放假的前两天，班主任杨先成老师关心地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把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向他说了，他叹了一口气。他是语文和图画老师，他曾给我的作文打过九十三分，他跟别人说这是他从教以来给学生作文打过的最高分。显然他对我的前途和命运有一种特殊的关切。第二天下午杨老师专程到舅外公家，他对两位．老人说：‘’明年升初中，两届小学毕业生堆在一起，竞争肯定很激烈，虽然他成绩好，但如果荒废半年也难保能考上初中。我的意思你们要明白，最好让他再在学校复习一学期……”舅外公听了直点头，舅外婆听了脸上毫无表情，不置可否。对于这种情况我早就有预料。一九五二年秋“姥子”也考上了初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生意却越来越差，他们又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以生活越来越困难了。看着这一切，我的心情很沉重，准备第二天就回老家去。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到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想到目前的困难，难以入睡。当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舅外公他们两公婆在讲话，在讲关于我读书的事。
舅外婆说：“这娃儿运气怎么这样差，早读半年书就好啦！”
舅外公说：“帮忙帮到底，送人送到家嘛，再说这娃儿也挺勤快的，帮家里做了不少事。”
舅外婆顶了他一句：“你反正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哪……”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后照样下门板，生炉子，清理炉灰，扫地。舅外公起来后，我看他的脸色阴沉沉的，心知事情不妙。吃完早饭，我去收拾自己的衣服和书本。舅外婆走过来说：
“有些东西就不要拿回去了，过完年再来读书吧！”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呆呆地站在那里感激地望着她：
“舅外婆，将来我一定……”
她走过来拍拍我肩膀：“将来……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将来，只要你有好的将来，我就高兴了。”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似乎在情理之中，又似乎在意料之外。舅外公苦涩地笑了。
过完年，我又回到了檀木场，做事比以前更勤快，为了
减少家里的开支，我主动去山沟里挑煤炭。为了增加收入，我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去人多的地方卖点心。另一方面我读书比以前更加刻苦。复读生和应届生加在一起有七十多名同学，我的各科成绩仍然名列前茅，我以志在必得的气势迎接升学考试的到来。
升学考试终于到了，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七月中旬的一天早晨，雄鸡刚叫一遍，我们就起床上路了，从檀木场到达县有九十华里，我们这帮乡下孩子都是第一次进城，兴高采烈，风风火火。中午过一点就到了县城。看见城里什么都新鲜：洋楼、马路、琳琅满目的商铺，城里四处都是来自乡下的少年学子，脸上堆着笑，眼睛里充满着好奇，漫无目的地穿行在大街小巷中。我们几人一边游逛，一边找住处，经过反复地询问，我们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栈，在通川桥头草街子的马路边，这旅栈没有门牌号码，没有商号，门口挂了个方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几个大字。
这里的条件还比不上我们乡间的小客栈。在人挨人的地铺上，每人只有一张草席，放上自己的书包做枕头，便是自己睡觉的领地了。住宿费每人每晚五百元（折合现行币值五分）。吃的是五百元一个的“帽儿头”。所谓帽儿头就是将蒸好的饭先搞得松松散散的，用一个大碗装着，像玩杂技那样拿在手中旋转两圈，饭被抛在碗的边缘上，立即倒扣在另一个大碗里，看起来堆得尖尖的，其实中间是空的。再配一小碟咸菜和一小碗汤（洗锅水），这么一日三餐加上住宿费要两千元（折合现行币值两角），相当于四斤米的钱。我们不顾辛苦和疲倦，吃过晚饭就去铁桥上看热闹。
有的去数栏杆上的柱子，数来数去数不清，有的去找铁桥上的铁，找来找去未找到。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一阵“呜呜”的汽笛声之后，全城的电灯“IM”的一下都亮了，原来是电厂发电了。我们看着街上的灯，望着天上的星，那万家灯火和天上的星月映照在河水里，州河像水晶宫那样璀璨、美丽，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壮观夜景，兴奋得久久不愿离去。回到客栈里才感到疲劳和困倦，一倒下去便酣然入睡了。天上的飞机（蚊子），地上的坦克（臭虫），也影响不了那均匀的鼻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一个个像小老虎一般生气勃勃，充满青春的活力。
到城后的第一天是报名。各地来的学生没有什么组织和领导，凭毕业证就可报名、缴费，可能是有关方面对形势估计不足，接待报名的人手和窗口较少，大家蜂拥而至争先恐后，把达一中（全称“达县第一初级中学”）挤得水泄不通。有的挤掉了鞋子，有的扯破了衣服，开始一段时间根本无法报名。经过很长时间的疏导、整顿、排队，才慢慢有了秩序。一直忙到天黑，报名工作才结束。据说报名应试者有五千多人，但只招收三百三十人，其竞争的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考场设在达一中和附近的几个小学里，我们按照报名编号进人所安排的考场中。正式考试仅两天，第三、四天是阅卷打分录取，第五天是放榜。
放榜那天，天刚麻麻亮，我们就到了达一中校门口，那里早就挤满了来看榜的人，还有不少家长陪同孩子来。大约七点多钟校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大家像潮水一般涌了进去，搜索着自己的名字。根据考场编号，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高兴得跳起来。此时，周围的人群中哭的、笑的，唱的、跳的，吵的、闹的什么都有。谭家财、丁远威也笑嘻嘻地走过来，他们也考上了—正好是原来学校的前三名。我们领到录取通知书后，马上往回赶，当天傍晚就回到了檀木场。
舅外公全家人都很高兴，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一再向二位老人和“姥子”表示感谢，说将来我一定报答他们的大恩大德。尤其是舅外婆这两年苍老多了。她是这个家庭的脊梁。面馆的生意，全家人的生活，难兄难弟、穷苦亲戚的困难她都要操心、照料。对于我这样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他们完全可以一推了之，但是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让我在良好的条件下成长学习。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来未受过气，挨过骂，从来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一个外乡穷孩子来到这街市上，开始的时候难免遭受一些人的白眼和讥讽。有的小伙伴说我是吃面脚脚的，是吃剩饭剩菜的，舅外公舅外婆知道后，一方面安抚我，另一方面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教育那个孩子。他们以爱心呵护着一棵正在成长的小树苗。如果天底下多一些这样的好心人，不就少一些失学儿童了吗？被他们救助过的人，也许不能成为参天的大树，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可以成为漫山遍野的花草，可以成为一望无际的森林。不也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使我们的人间更加美好吗？
多么高尚，多么善良的一家人啊！苍天却是那样不长眼睛，厄运一个个地降临到这个家庭中。一九五四年舅外婆积劳成疾，肺结核到了晚期，告别了人世。也许她早知道自己的病况，一九五三年我考上初中后发誓将来报答她时，她只是苦笑着，她对将来是那样迷茫和惆怅。一九五五年初中毕业前夕，“姥子”得了肾病，可能是前些年湿热的工作环境给她种下的病根，病魔折磨了她三年多，一九五八年她英年早逝了。舅外公成了鳏寡老人，亲人一个个相继死去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他相信命，相信这些都是命中注定，人是无法抗拒的。他相信酒，酒是陪伴他一生的老朋友，酒可以使他忘记或少想这些伤心的往事。
从一九五九年我参加工作起，每年春节前都会寄钱给舅外公，尽管我的工资低，家庭负担重，但对他的报答从来没有中断过。每次回去探亲我肯定会去看望舅外公以及檀木场小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再接舅外公到我家住几天。在舅外公的晚年，由于陈显贞表姑对他的帮助和照料，他并不感到孤独和凄凉。我曾对人说：“舅外公虽然命不好，但他有福气，从来没受过苦。”这也是生活对他一生仁慈善良的回报。一九七七年舅外公与世长辞了。陈显贞夫妇像亲生儿女那样使他光彩地、体面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一九八九年由我牵头与陈显贞表姑一起，给二位老人家修了坟墓。檀木场街道的人说：“何家一生做善事，好人终归有好报啊！”
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了，舅外公这善良的一家人，檀木场那段往事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当我自己成为丈夫，当了父亲，成了舅舅，做了爷爷，也被人叫做舅外公的时候，特别是这二十多年来走向富裕，事业有成的时候，在经济接济、工作安排等方面能帮助亲戚朋友、乡亲邻里的，我都满腔热情地去做。尽力去做我应做的事，尽力去帮我应帮的人。有的人，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他一生的命运就可能改变。有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拉他一把，爬过这人生的沟坎，也许他会从此走上人生的坦途。但当我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都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有些是需要拿出勇气排除阻力才能做到的。尤其是在这一切向钱看，各扫门前雪的风气当道的社会里，许多人对善良、奉献、爱心嗤之以鼻时，我更感到舅外公一家人的伟大和崇高。
我在檀木场读书虽然只有一年半，但它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的。考上了初中是我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它证明了乡下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争取到与城镇人同等的地位和权利。所以乡下人没理由自卑、自叹、自弃。应当承认我们乡下人有许多先天不足的地方，如教育质量不高、家庭环境较差、家庭熏陶较少……乡下人要取得与城镇人一样的成功，必须付出加倍的努力。我坦言，我不是最优秀的，没有高贵的血统，没有很高的智商，但我是最努力、最执著的，是最刻苦、最认真的，因而我相信：我是可以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