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华
西北的风
提起西北的风，那是自古以来便很有些名气的。唐诗为证：
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这里写的便都是西北的风，能把其大如斗的石头刮得满地乱走，能把丛生的白草齐根折断，风之强之剧之烈便可以想见了。
当地民谣：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这样长的一场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还剩下哪几天是无风无浪的呢？
每当春季到来，天气转暖，地气上升，风便如期而至。西北多沙漠戈壁，大风起处，沙飞石走，遮天蔽日。沙助风势，风长沙威，风和沙统治了西北的戈壁大漠和天空。它们号叫着，狂吼着，在天空和大地间恣意肆虐，为所欲为。它们堵塞道路，侵占良田，淹没村庄。
风把整棵的大树连根拔起，抛向天空。在风沙的淫威下，牛羊为之胆战，飞鸟为之绝迹，人把房子当成避难所，蜷缩在里面乞求菩萨保佑，可待人焚罢香磕完头起身一看，风沙已经封住了房门堵住了窗棂爬上了房顶。房子已经成了风沙手里的俘虏被任意蹂躏。
人怎么办？人还能怎么办？
人只能卷起铺盖牵上妻儿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凄凄惨惨仓仓皇皇，一步三回头地离开自己的家园，离开这风沙为非作歹的地方。
有这样两件事情。
一是在宁夏平原，一个大风天，一位老汉用自行车驮着老伴，走黄河渡口。风是顶头风，老头一脚一脚踏得十分吃力，忽遇一股狂风，老太太被风从自行车上吹了下来，她大声呼喊，老汉竟然没听见，仍是一脚一脚十分卖力地踏着自行车，等到了黄河渡口，回头一看，才发现后座上的老伴不知什么时候给丢掉了。
这件事情，是一位朋友亲眼所见。如果说它还有点幽默意味的话，另外一件事情就纯粹是悲剧了。
就在两年前，春季的一天下午，一场沙尘暴袭击河西走廊，沙尘滚滚从西北方向压过来，风力达七八级，一位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被大风刮进路旁的水渠里，淹死了。
几乎每年风季，几乎每场大风过后，都能听到，某处，牧羊人连同他放牧的几十只羊在大风中不知去向；某处，有人被大风刮进沙漠走不出来，冻饿而死；或者是某处，人被刮倒的大树砸伤……
在西北，大风制造过多少灾难。
在西北，大风给人们留下过多少不堪的记忆。
仅据某县志记载———
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县境内刮起十级大风，最大风速每秒二十七米，持续三十二小时，城区附近电线断、树枝折、墙倒瓦飞。五月九日，沙暴侵袭二十多分钟，白昼天昏地暗，春作物受损严重。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境内发生持续沙暴，地面风力达十二级，沙尘弥漫。风暴过后，连续三天低温，最低气温下降至零下五摄氏度。
县境内天然植被稀疏，风沙频繁，尤其是北部的风蚀沙流及春耕春播使土表裸露疏松而引起的沙暴与黄土，对农作物的危害十分严重。风沙灾害常常造成土壤中水分和肥料的大量散失，被刨根、沙打或压埋。夏季若出现干季热风，则更加剧旱象。
西北的大风有两种，其一为“黄暗”，届时尘土卷扬，遮天蔽日，天昏地暗，风向旋转涡呈絮状，持续时间长，可连刮数日而不停，风速多在每秒二十米左右。其二为“黑暗”，风来时天地黑暗，风力强劲，风声啸厉，天气骤寒，土块沙粒飞扬；风速在每秒二十二米以上，风向单一，历时较短。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罕见的黄土风席卷全县，飞沙走石，损坏农舍，县境四区九乡受灾，农作物重灾三万余亩，绝产一点二万余亩。同年，夏秋之际，西安、李俊、城关等地干热风为害，农作物减产五成以上。一九六九年春季，大风达四十一天。小麦、油料等作物受灾八点三万亩。一九七六年，刮八级以上风三十八次，四月份零下三摄氏度低温持续二十多天。兴仁乡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下旬大风连刮七天，遇风沙侵害的麦田达百分之六十。
一九八二年四至五月，八级以上大风十五次，其中四月三十日至五月四日大风昼夜不息，五月一日竟达十级；十日又发生沙暴，不见天日，为时二十分钟，农田作物的根须被吹裸土外。七月十八日晨，红羊马场降霜，使马铃薯和豆类作物遭冻。
你走遍西北的一个个县城，你翻开西北的一本本县志，类似的记载随处可见。
世世代代的西北人，饱尝了大风带来的灾难，世世代代的西北人，唯有望风兴叹———
沙进入退。
风沙步步进逼，人畜节节败退，繁华一时的楼兰古城、白城子，还有西夏人的黑水城，连同城外的弱水河，悉数被西北的风沙俘获。临近共和国成立时，陕北的榆林城已有一半淹没在黄沙里。滚滚的黄沙，掩盖着牛马骆驼的森森白骨，也掩埋着村庄城市的残骸。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这种沙进人退的情况一度有所改变。
西去列车满载着热血澎湃的青年男女们，到敌人后方去，直捣风沙心脏，大漠戈壁，边关冷月，坎土镘，坎儿井，挖沟挑渠，植树治沙。防风林带，沙漠绿洲，在一片浑黄的大漠戈壁中涂抹出一条条一片片亮亮的绿色。红柳、梭梭草、沙棒、白杨树、沙枣树……这些绿草树木，是风沙的天敌，它们成群成阵，连天连片，扯住风的衣襟，绊住沙的腿脚，使它们张狂不得，动弹不得。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能把牛羊轻易吹到半空的大风，能远行千里、侵占良田、掩埋房屋的狂沙，在美丽的柔弱的绿树芳草面前，像狂放的野马被套上缰绳。自古以来风沙称王称霸的领地被撕开一个又一个口子。人进沙退，收复失地，被风沙淹没了多年的榆林城把风沙远远赶出城外；在腾格里沙漠南缘，沿包兰铁路两侧，智慧的人民群众，用草方格防风固沙，使列车在大沙漠里驰驶而过，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奇迹。同时也把一片亘古以来的不毛之地变得绿树成荫，瓜果飘香。从毛乌素、从巴丹吉林、从腾格里，从西北各处捷报频传。
风弱了，沙小了。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画面出现了，“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声从沙枣树下、从白杨林里飘出来了。
然而（世界上没有这些然而该多好啊），战败不久的风沙竟然又回来了。当年使风沙无处藏身的是人，如今让风沙卷土重来的依然是人———
当年栽下的白杨树、沙枣树被人们伐掉去换了花花绿绿的钞票；绿油油的草原被二十四片铧犁剖开，以承载日益增多的人口；还有成群结队号称“扫荡军”的人们掘地三尺，去挖甘草，去抓戈壁荒原上那一点点本就十分可怜的草根上缠绕的更加可怜的那一点发菜。所到之处，立体的全方位的摧毁着扫荡着树木野草。就连横穿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上用来保持水土、加固路基的小树也被砍去做了那一顿饭的烧柴。
被破坏了树木绿草的大地难看地裸露着，失去了树木绿草的戈壁沙漠像被打开了盖子的潘多拉的盒子，风和沙一跃而出，风狞笑着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卷土重来的还乡团总是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残忍，向人类变本加厉地加以报复。于是，90年代后期以来，沙尘暴、扬沙天气、空气悬浮颗粒物，这些本来只有西北人明白的气象名词，如今怕是已经被全体中国人所熟知。狂风裹着漫天黄沙，一堵墙似的呼啸着席卷而来，所到之处，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沙尘暴一年十数次地扫过天山、扫过河西走廊、扫过整个大西北，扫向华北，甚至扫向长江以南。高悬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被大风刮倒，远在长江中游的武汉的天空被来自河西走廊的风沙染得一片昏黄。中原腹地的郑州街头，行人们竖起衣领，裹上纱巾，在强劲的风沙中踉跄着、趔趄着困难地行走。黄沙凭借着风力，直逼黄浦江边，甚至连隔着大海的日本、韩国也已经感到了风沙的威胁。
在西北地区，流传着一个笑话，说，北京街头，一位交警正在值勤，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一个塑料袋，贴在交警的脸上，交警拿下那塑料袋一看，上面赫然印着“额济纳旗食品厂”几个字样。额济纳旗，在内蒙古西部，河西走廊以西。河西走廊以西的一个塑料袋，千里迢迢吹到北京而且端端贴在一个交警的脸上，纯属黑色幽默。
然而这个夸张的笑话却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大的风沙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日见频繁的沙尘暴以极强的破坏力使土地沙化，使草原退化，而被退化了的草原又在不断地加强沙尘暴的频率和强度，它们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怪圈，重复着一种恶性的循环。在锡林郭勒，在乌兰布和，在鄂尔多斯，这些昔日的大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已成为当地牧人脑海里的美好记忆，羊群依然如白云在飘，马儿依然在奔跑，只是马儿羊儿蹄下的绿草却仅仅只有它们的小腿高了。而阿拉善盟那本就是半草原半沙漠的地区，如今几乎变成了沙尘暴的发源地。
沙尘暴，一次次向人们亮出了黄牌；沙尘暴，一次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人们啊，停下你们高举的斧头，收起你们掘地三尺的镐头，毁掉你们伸向草根的铁爪吧！不要再砍了，不要再挖了，也不要再抓了，爱护我们生存的家园吧！当我们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的时候，大自然的报复是无情的。
风沙使一些人警醒了，他们走进沙漠，种草种树，防风治沙，他们在亡羊补牢。
在宁夏盐池县，有个叫“一棵树”的村子，村子在毛乌素沙漠腹地，村子因一棵树而得名。那里确确实实人老几辈只有这么一棵树。在“一棵树”这个村子里，一位年轻的妇女叫白春兰。她在干旱的沙丘上撒下芨芨草籽，栽下红柳、沙蒿、沙棒，栽下沙枣、榆树、白杨。大风一次次把她种下的树苗连根拔起，把她撒下的草籽扬上天空；她又一次次把树苗重新种上，把草籽重新撒下。她咬紧干裂的嘴唇，和风沙较上了劲。在这场较量中，风沙成了输家。于是，在“一棵树”那里，有了成片的树林，有了绿茵茵的草地，有了在春日的艳阳下，在温暖的和风里荡漾的麦浪，有了人们渴盼的丰收。茫茫沙漠之中，有了一片希望的绿洲。
在距“一棵树”很近的地方，在与宁夏盐池县毗邻的陕西定边县，同是毛乌素沙漠里，有一位名叫牛玉琴的妇女，与白春兰同时做着同一件大事情。她如今已在沙漠里种草种树十万亩。
而在内蒙古的乌兰布和大沙漠里，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他们离开繁华的都市，离开温暖的家庭，提着简单的行李，提着吉他和篮球，甚至背上还斜背着一把雨伞，从青山绿水的江南，从苍松翠竹的井冈山麓，来到塞北大漠，做着同一件大事。
而当你驱车从西北大地上疾驰而过时，“某某苗圃”、“某某林草试验站”的牌子会不时从公路边闪过，同时闪过的还有“中德合作育林项目”、“中日合作种草项目”、“中韩合作治沙工程”。贯穿西北、华北、东北的三北防护林，正在中国的北部，筑起一道绿色的长城。
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的地方政府，已制定并实施着退耕还林还牧的有关政策。
宁夏、陕西两省，经过多年大规模的植树种草，防风固沙，如今荒漠化的局面已经得到控制。
与风沙作战的队伍在聚集，在壮大，在不断地积蓄着力量。行动起来，保卫我们共有的家园。
文章写到这里，中央电台正在播出有关荒漠化的节目，内容如下：
一、据记载，如今深埋在沙漠里的楼兰古城，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那里城外林木茂盛，城内商贾云集，人口众多，市面繁荣。古楼兰的居民们面对着茂盛的树木，以为那是取之不尽的，用之不竭的。于是，伐木声声，经日不断，成片的大树被砍倒，盖房屋，盖高楼，被塞进锅灶，做了柴薪。还有上万棵的大树，被做成棺椁，埋了死人。同时为了养活高速增长的人口，大量垦草种粮。在这样毫无节制的索取下，生存环境迅速恶化。河流变细，风沙增大。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时，开始采取了一系列节约用水、控制用水的措施，并禁止砍伐树木。官府明文规定：凡砍倒一棵树的，罚马一匹，凡碰折一根树枝的，罚羊一只。惩罚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可惜为时已晚，繁华一时的楼兰古城，终于没能逃脱它被流沙掩埋的命运。
二、如今地球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荒漠化的威胁，就连向来气候温润、绿化程度较高的欧洲，也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
三、90年代中期，联合国成立了研究治理荒漠化的专门组织。
三月五日，我与北京的朋友通电话，她问：你们那里天气怎么样？我望望窗外那黄河水一样深黄黏稠混沌得没有眉目的天空，把话筒朝向被风刮得哐啷叮咣响成一片的门窗，她听了片刻，说，噢，又是沙尘暴，明天该轮到我们这儿啦！
西北的水
与西北的风沙一样出名的是西北的干旱少水。西北，盛产的是风沙，缺少的是雨水。
看看这些地名吧：
一碗泉———从石头缝隙里一滴一滴半天才能渗出一碗的，那么可怜的一线泉水；
喊叫水———那跪伏在地，仰望苍天，双臂高举，目眦破裂地从焦渴得冒烟的喉咙里发出的对于水的呼喊；
狼抱水———一只饥渴了几天几夜的狼，奓着枯干肮脏的毛，在山野间焦急地奔跑着，寻觅着，终于，它发现了一个救命的水坑，它扑过去埋头痛饮，任凭同样饥渴的人们用木棒用扁担抽打它驱赶它，它也只顾用双爪紧抱着那个小水坑，拼命地喝喝喝……
对于西北的干旱，任凭你怎样想象也不算过分。
年平均二百毫米的降雨量，年平均一千毫米的蒸发量，严重的入不敷出，使西北地区千百年来极度干旱着。
二十多年前，我刚从学校回来，就参加一个农村工作队，在西海固地区一个叫二百户的山村里住了整整八个月。吃在农家，住在农家，真正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傍晚，我和我们这个组的组长，一位姓闪的女处长两人提着铁桶，拿着木棍，下到深而且陡的土崖下去抬水———那里有一条小渠，小渠宽不足二尺、深不及足踝，渠水因为夹着过多的泥沙而浑黄。水面上漂浮着树叶草棍，漂浮着驴粪蛋、羊粪蛋，还漂浮着一些叫不出名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撇开这些草棍树叶驴粪蛋羊粪蛋，一缸子一缸子地把水舀满铁桶，再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那道深而且陡的土崖，把水抬回住处。经过一夜时间，泥沙沉淀到桶底，上面的清水便用来刷牙洗脸泡茶煮饭。
就因为有了那么一条小渠，那么一条宽不足二尺、深不过足踝，漂着树叶草棍驴粪蛋的小渠，二百户就成了方圆百里条件最好的地方。提起二百户，四周的山民们会无比羡慕地说：“二百户么，那可是个好地方，有水呀！”
在广大的西北农村，尤其是“三西”即定西，陇西，西海固地区，窖水几乎是这里唯一的水源。
在地下挖一个窖，瓷瓷地夯上黄胶泥，这就是水窖了。待到下雨下雪的时候，把雨水雪水存进去，这就是窖水。因此，下雨下雪的日子，对于西北人来说，那简直就是节日。大人小孩高兴地欢笑着叫喊着，下雨啦！下雨啦！一家的一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全体出动，拿着铁锹、洋镐，拿着扫帚、簸箕，在房前屋后，在路边崖畔挖出一条条小沟，把雨水引到自家的水窖里去。把院里院外，把山峁上沟洼里的积雪扫到自家的水窖里去。虽然大人小孩子被淋得浑身精湿，冻得瑟瑟发抖，却是一个个都欢天喜地。待到水窖灌满了雨水，装满了白雪，当家的汉子们会团在炕上心满意足地熬一罐酽酽的罐罐茶，一口一口慢慢地品。婆姨会擀一顿长面来庆祝这个好日子，连孩子们也可以放肆地顽皮一下，而不用担心挨板子。他们知道有了满满的一窖水，爹妈就不会再唉声叹气，他们也不会再为没水吃而和爹妈一起发愁了。这个时候，整个村子一片喜气洋洋。
在西北农家，水窖是最宝贵的财产。水窖设有坚固的木盖，木盖上牢牢地锁着一把大铁锁，而钥匙是时时刻刻挂在家里主事婆姨的腰上的。在这里，水窖成了财富的象征，有媒人上门提亲，只要说：“男家的光景好着呢，家里有两眼水窖呢。”十之八九，这门亲事就成了，去串亲戚看朋友，提一罐水上门，那你就是最受欢迎的客人了。甚至，讨饭的到了门口，宁可给他一碗油也不舍得给他一碗水。这说的还是正常年景，是每年还多多少少下上几场雨的时候，若遇到旱年，那就是连续半年几个月，甚至一整年不降一滴雨水，整整一个冬天不飘一朵雪花。连那年均二百毫米的降水也了无踪影。这样的连年大旱，在西北地区是常有的事情。
“十年九旱，三年两头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是祖祖辈辈的西北人流血流泪的总结。
西北的天空，阳光无遮无拦地毫无保留地喷射到地面上，空气被烤得噼啪作响，散发出焦煳的味道。云，那饱含着水分的云，能够降雨的云，远远地躲开这里，绕道而行，偶尔有那初出茅庐不知厉害的小云朵，一不小心路过这里，哧啦一声，就被天空和地面蒸发得一干二净。
旱年里的山峁塬头一片褐红惨白，那褐红惨白让人想到刚刚燃尽的一炉炭火，似乎，你触摸一下就能够烫出一手燎泡，似乎，一阵风过就能够吹出火星来。
在这焦渴得冒火的年成里，土地颗粒无收，水窖像土地一样干枯着，“家家水窖里只有／重叠的干枯的梦和凄苦”。人只能挑着担子到几十里外那小小的半晌才能渗出一点点水的泉眼去排一整天的队，然后挑回一点点救命的水。真是顶着星星走，载着月光回。等到连那小小的泉眼再也渗不出一滴水的时候，就只能等毛驴车来，买那从上百公里外拉来的水。此时，水价要比油价贵。说滴水贵如油，那是毫不夸张的。
焦渴得嗓子冒烟的西北汉子，被阳光蒸烤得满脸紫黑，嘴唇爆裂的西北汉子，嘶哑着喉咙吼出那让人心酸的“苦花儿”：
沟岔里的水干了，我的嗓子干得冒火了。
人在这里活一辈子，一辈子只能洗两次澡，出生时一次，去世时一次。大姑娘也只有在出嫁时才能真正地彻底地洗一次脸。还得看地方志，那是记载，是历史，不看史志，很难认识水在西部的意义与位置。
地方志载：
民国十五年（1926）夏，大旱加冰雹，夏苗枯死，秋禾歉收，逃荒者络绎不绝。
民国十八年（1929）继上年，又遭特大干旱，赤地千里，人相食，大批灾民逃离家园，求乞为生，每百斤面粉涨至银元20余。
“旱魃为虐，全年未雨，秋夏田禾颗粒无收，四乡民众多有乏食之虑，虽欲食糟咽糠，尚不可得，尸骸暴露，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民国十九年（1930），旱情继续扩大，整户、整族、整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民谣：“人吃人，狗吃狗，鸦儿老鸹啃石头。”
而与干旱的记载相矛盾的却是连篇累牍的关于洪灾和雹灾的记载
一九一六年五月，海原麻春堡洪水深6尺，冲毁上湾及陶家堡湾耕地40多亩。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雷雨大作，冰雹如卵，历时3时，厚积尺余，夏粮秋禾毁于一旦，房屋倒塌，牲畜伤亡甚多。
一九五五年秋，雨涝受灾28．4万亩，倒塌房屋77间，土窖167孔，冰雹打死1人，伤3人，打死驴2头。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至九月五日，县境各地连降几场大雨，特别是九月五日雨势猛急，山洪暴发，造成洪灾。冲垮水坝工程10处，渠道1.2万多米，道路18公里；冲走秋天作物141亩、水淹185亩；冲毁梯田1573亩、坝地480亩；损失小麦27．31万斤、豌豆3．56万斤、油料2．1万斤、禾草60余万斤；倒塌畜棚16间、窑洞41孔、墙490丈；霉烂粮食30．85万斤。
……
这就是西部的水，老天对西部是如此的苛刻与不公，它要么连年大旱，让你赤地千里，要么就是暴雨倾盆。它能把一年二百毫米的降水在一天甚至几个小时内一口气泼洒干净，冲得你路断桥塌，冲得你山体滑坡。更要命的是，七八月间，在西北正是小麦黄熟，等待开镰收割的时节，也是胡麻糜子土豆荞麦等秋庄稼扬花灌浆茁壮成长的关键时候，这时候最怕下雨，可就偏偏是这当口，就在人们最不需要它们的时候，带着雨的云团蜂拥而至。居心叵测的黑压压的云团里阴险地躲藏着冰雹，它们能把人等待了一年的收成在几分钟之内砸得遍地狼藉。因此，在西北又有着龙口夺食这句似乎与干旱十分矛盾的农谚。麦收时节，火炮被搬上山头，一发发炮弹射向厚厚的云层，去打散那带着雨也带着冰雹的云层。雨不来时盼雨，雨来时又怕雨。如此大幅度的忽热忽寒，忽旱忽淫，使西部这块土地严重的阴阳失调，营养不良，使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子民们难以温饱，世世代代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
苦甲天下。
贫甲天下。
不适合人类生存。
这就是人们对西部，尤其是对陇西、定西、西海固“三西”地区的概括。新中国建立后，人们从旧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难以摆脱恶劣的自然条件，十年九旱使他们长期吃着国家的救济粮，穿着国家救济的衣服，在“三西”地区，人们编了几句顺口溜这样自嘲：
吃的是救济粮，穿的是黄军装，喝的是拉运水，住的是茅草房。
在西部，其实流淌着几条大河。母亲河黄河发源于西北大地，一路东流，途经七省，其中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都是西部的土地。还有新疆的塔里木河，还有青海的大通河，还有流向额济纳旗的黑水河。但是由于长期缺乏科学合理的管理，一直沿用几千年来的大水漫灌式的灌溉方式，使宝贵的水资源被白白浪费了很多，致使大河变得日渐消瘦，水流日渐细小。著名的壶口瀑布，自古以来以它的汹涌激荡著称于世，如今由于来水量锐减，使主瀑布以外的为数众多的小瀑布几近消失。从而使“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宏大气势难以再现。由于上游的过度开垦，塔里木河明显萎缩，致使下游大片土地被荒废，大片胡杨林干渴而死亡。几年前，曾有一支漂流队，在黄河长江都漂流过了之后，准备在塔里木河这个中国最西部的大河上一试身手。出发前，又是告别，又是宣誓，个个摩拳擦掌，人人志在必得。谁知仅仅漂了一天，早晨下水，傍晚时分就垂头丧气，草草收兵。原来塔里木河的水浅得已经很难让那几只船再“漂”起来了。还有黑水河，沿途不断被分流，被堵截，已经使它很难得再循着往日的足迹走到目的地，因而使本就十分干旱的额济纳旗因为缺少了这条唯一的水流的滋润而更加干旱，使这里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
一方面是极度的干旱少雨，一方面又是珍贵的水资源的严重浪费，这就是西北地区在水的问题上所面临的极端矛盾的现状。
这种现状正在改变。
在宁夏海原县，有一位名叫黄正武的农业科技人员，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从小吃着国家的救济粮长大，从小就挑着比他矮不了多少的铁桶，翻十几里山路去挑水。缺水带来的贫困，伴随着他长大成人。因此当他长大成人，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后，他就立志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他在当地原有水窖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把原来黄胶泥夯实的水窖，改为水泥抹平，把小水窖改为大水窖，把多少年来仅供人们日常饮用的水窖，挖得更深更宽更长，把水窖由农家小院搬到田间地头，使窖存水量增大了几十倍、上百倍。这样，一只水窖就相当于一只水塘，水窖里的水开始用来浇灌农作物。同时，他大力推广滴灌微灌的技术，于是，在干旱的西海固的土地上，有了成片的果树，有了绿油油的玉米，有了圆滚滚的西瓜。在他的帮助下，很多农户由穷变富，很多村庄果木成林，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他为“窖神”。
现在，西海固地区已打窖近十八万眼。
同为“三西”之一的甘肃定西地区打窖二十万眼，再加上小流域治理，再加上退耕还牧还林，涵养水分，保持水土，还是二百毫米的降水量，干旱的面貌已经有所改观。
在宁夏，80年代修造的“固海扬水工程”，三级扬水，把黄河水引上黄土高原，如今这片“有水赛江南，无水泪也干”的千百年来的不毛之地，早已是一派佳禾遍野，绿树成荫，炊烟袅袅的祥和富足的田园风光。
更大规模的“1236”工程，于一九九七年春天在宁夏中宁红寺堡破土动工，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为这一造福人民、荫及子孙的工程铲开了第一锹土。在不远的将来，在西北将又有一大片黄土高原为绿色所覆盖。
还有贯通宁夏盐池、甘肃环县、陕西定边的盐环定扬水工程，还有把青海的大通河引入甘肃的“引大入秦”工程。
塔里木河管委会制定了控制上游用水的措施，被泥沙淤塞了多年的河道重新注入了天山雪水。
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陕西等千百年来任黄河水大流漫灌的粗放耕作方式将改为精耕细作、改为微灌滴灌。河的子孙们从此将更加珍视黄河母亲，爱护黄河母亲。让母亲河更加丰腴，更加宽阔，更加浩浩荡荡，让母亲的乳汁一点一滴，滋润大地。
文章写完，恰逢世界水日，有两条消息，都是有关西北的风和西北的水的。其一是：中国科学院派出由中科院院士组成的小分队，一支由北京出发到河北张家口及坝上一带；另一支由兰州出发，沿河西走廊到额济纳旗。这些科学院院士们将调查沙尘暴的成因，找出彻底解决沙尘暴的方法。其二是：国务院制定了“水资源可持续性开发利用”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对西部水资源的抢救性措施。
西部的风，西部的水，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相信，在西部大开发中，关键性的问题必将得到关键性的解决。
（选自《十月》2002年03期，获宁夏第七届文艺评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