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福海
天津市第四届相声艺术节，将于9月14日（2013年，编者注）开始，在谦祥益推出津门相声界尹寿山、杨少奎、阎笑儒、耿宝林、刘奎珍、张宝如、武魁海、冯立铎、王本林、穆祥林十位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的十场纪念演出。活跃在北京、济南、西安、石家庄、青岛、银川等全国14个城市的相声团体加盟助演、协办，并将于开幕式当天分别在各地举办祝贺演出。相声界再一次把目光聚焦津门。看着这些前辈的名字，回忆一幕幕往事，我的眼睛湿润了，心绪难以平静。
可能一些喜欢相声的青年观众对这些名字有些陌生，也许人们仅知与上述艺术家同时代的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却不知他们能耐有多大？不知为什么“相声发源北京、发祥天津”？不知这些艺术家在行内威信有多高？不知他们对相声有多大贡献？青年相声演员更不知向他们学习什么？不能忘啊！对于相声界引以为傲、天津引以为傲的前辈，尤其是在相声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绝不应忘记他们！
行内人皆知，侯宝林大师是在天津锤炼、走红，进而名噪全国的。在津期间，他与这些艺术家情同手足，并与津门四人结盟相拜。大师兄杨少奎、二师兄刘广文（刘文亨之父、英年早逝）、三师兄阎笑儒，侯宝林为四弟，班徳贵居老五。他们在艺术上互相切磋，生活上互相关照，在侯宝林被誉为“大师”之后，也从未断兄弟之谊。“文革”前夕，杨少奎随孩子疏散到贵州偏远山区，在“文革”中遭受厄运，同时也与相声界失去了联系。当侯宝林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后，即专程去贵州探寻他思念的大师兄，不幸，杨少奎已被迫害致死。侯大师痛哭一场，决定为追思大师兄，为当地的工人及乡亲们“义演”，并拜托照顾其家人。
对于不是他盟兄弟的艺术家，侯宝林也多次著书予以推崇。他说：“在我们这辈儿的相声艺人中，有一位造诣高的就是刘奎珍。他创作的《画扇面》多好啊！可当大伙儿都学他这段儿时，他改了，用原来的路子改成《补袜子》。后来相声演员又都学，他再改成《二百五吃包子》。”他的活路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学他总也追不上。他的《古董王》《贼鬼夺刀》《新旧婚姻》《君臣斗》等，已成为当今相声演员常演不衰的保留段子。
新中国成立前，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与常连安灌制的唱片《闹公堂》，是向武魁海学的。这个节目，是武魁海根据南方剧目《九艺同堂》改编而首演的。再有，当今舞台上表演的《师傅经》《吃月饼》等，基本上是宗张宝如的演出本；《双簧》《卖布头》等，不少相声演员是在学阎笑儒、尹寿山的“活路”和脚本；太平歌词是在学王本林；冯立铎、耿宝林、穆祥林等为相声界“捧哏”的大家，有的曾为马三立、刘宝瑞等人“捧哏”，是行内公认的、不可多得的“捧哏”楷模。
抖“包袱儿”，必须要有深厚的技巧做功底。何为功底？绝不是单纯的“说学逗唱”才艺表演。换句话说，与上述艺术家相比，当今相声演员的差距是：构成“包袱儿”的技巧、结构存在着丢失、失忆和失语。演员缺乏创作“包袱儿”的底蕴，欠缺对“包袱儿”结构烂熟于心的驾驭能力，缺乏临场砸出“包袱儿”的经验。
相声演员基本上都表演过《灯谜》中的追“好”字，即“二人见面忙握手——打一个字”，一个说是“好”，一个说不是“好”，然后表演。这段相声，大家都把它作为保证效果的“底”来演，可谁还能记得，这段结构、技巧如此完美的、一句一个“包袱儿”的优秀传统节目，是刘奎珍、杨少奎两人在台上即兴表演而创作的呢？
大家都听过马三立、赵佩如等许多大家表演的《大相面》，其中说到一相面的扣着一小黑板，然后对路过的人察言观色，问工作、婚姻、家庭等等，当对方说“没有”时，相面的马上亮出黑板说：“我早就算出你‘没有’啦！”这段节目是怎么来的呢？一天，处于学徒时期的王鸣禄，看见南市“三不管”一相面的用这个手法骗人时，马上到后台告诉了班徳贵，班徳贵要上场了，没有想到，他当即在台上创作演出了这段《相面》。如果没有对相声结构、技巧的驾轻就熟，怎么能铺平垫稳，引导观众进入情节，最后使观众顿开茅塞，抖响“包袱儿”，进而引申猜想，形成“楼上楼”的一串串“包袱儿”呢！
功底深厚，还体现在相声演员得心应手的驾驭、发挥、创作及独特应用上。在20世纪60年代初，各区属相声队为了响应上级的创收要求，到书场加演长篇单口相声，每人两个月，每晩两个半小时。第一天通知，第二天就到书场演出，没有准备时间，可每个演员都红火一时。记得当时许多行内人都到武魁海的书场，听他的“扣子”，即每场结束时，他留的“扣子”既是一个大“包袱儿”，又是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以入眠的大“扣子”，使得观众第二天不能不早早到书场听他解“扣子”。刘奎珍、杨少奎先后在河北鸟市的书场说长篇，当时是计时收费，评书是10分钟1分钱，观众随时可进出，临走门口结账。可是他们二位一演出，书场一座难求。随后改到百鸣曲艺厅，票价和听曲艺一样，10分钟2分钱，当时让许多评书演员都刮目相看。说《乾隆下江南》，每位相声演员表演的都不一样，有人也称《君臣斗》或《满汉斗》，通过故事、包袱儿、情节，将这段长篇发挥到极致。我敢说，电视剧中，和珅与刘墉斗法的故事，许多都来自相声，且比当时老艺术家描绘的情节逊色！
苏文茂曾说：“我与他们‘撂地’时，老先生们开场‘圆粘（聚拢观众），许多段子我都没听过，而且每天一段，还留‘扣子’，吸引观众第二天早早地来听，说到第十天，我便问：‘这段子，我怎么没听说过？’老先生说：‘我花5分钱看了一场电影，能说半个月。’”
天津的老艺术家，视相声为生命，也把授徒传艺看作是生命的延续。早先，天津有两个“相声大本营”，一个是南市的连兴书场，大家推举的“掌穴人”是尹寿山，一个是河北鸟市的声远茶社，“掌穴人”是杨少奎。这两个大本营对相声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广纳人才、推举人才、培养人才。从“大本营”中，不仅走出了马三立、刘宝瑞等大家，而且许多著名相声演员，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的。凡相声界的学艺者，基本上都在这两个园子里“听活”，这是相声学徒的必经之路。听一阶段后，便考察他们的收获，并提出要求。像尹笑声、田立禾、高英培、范振玉、刘文亨、李伯祥、魏文亮、王鸣禄、马敬伯、刘文步等，还有天津同时代说相声的，大都感谢这两个“掌穴人”。而且在年轻人刚上台演出时，“掌穴人”及冯立铎、耿宝林、穆祥林等，还都亲自为他们“捧哏”授艺。
他们创作出来的节目、“包袱儿”，在相声界被认为是共同财富，谁都能用。他们不仅对入门弟子悉心传艺，对别人的弟子也关爱有加，许多相声晩辈将他们看作是和自己师父一样的老师。20世纪60年代，我曾经历一事。当时，高英培、范振玉创作表演的《钓鱼》红极一时。那天，高英培看见刘奎珍，说：“刘大爷，您从收音机里听我的《钓鱼》了吗？您给我说说。”刘奎珍说：“不错！我给你加个‘包袱儿’，当你说到‘听说明儿还来一拨儿’时，再加一句‘听说明儿来一拨儿咸带鱼’。”这是一个“大包袱儿”，而且进一步刻画了一个“吹牛”人的性格。从此，高英培的《钓鱼》中，就多了这个“包袱儿”。
相声的发展必须以传承为纽带，回忆这些相声艺术家的点滴往事，除了专致钦慕怀念之情外，特别是想唤起相声艺术复归优秀传统技艺，在纪念活动中知晓学习，发扬光大。
（本文作者系中华曲艺学会副会长、原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