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刊时的按语：本来这一段应该附在下面这篇译文后背的，但在我没有写完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不仅把它放在译文的前面，并且还当作本期的正文。
我最厌怕翻译，尤其是小说，但这篇短篇也不知怎的竟像它自己逼着我把它翻了出来。原文载在London Mercury的九月号。我想有几层理由为什么我要翻这篇给你们看，第一这篇小说本身就写得不坏，紧凑有力；第二它的背景是我的新宠翡冷翠，文里的河，街道，走廊，钟塔，桥，都是我几月前早晚留恋过来的；第三这小说里顺便点出的早几年意大利的政情于我们现在的政情狠可比较，有心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历史的教训。单说这末了一点。小说里的玛利亚不仅是代表人的意志的贞，品格的洁，与灵魂的勇敢，她也代表，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国魂。正如一条大河，风暴时翻着浪，支流会合处湍急，上源暴发时汹涌，阳光照着时闪金，阴云盖着时惨黑，任凭天时怎样的转变，河水还是河水，它的性是不变的，也许经受了风雨以后河身更展宽一些，容量更扩大一些，力量更加厚一些；同样的一个民族在它的沿革里自然的发展了它的个性，任凭经受多少次政治的，甚至于广义的文化的革命，只要它受得住，河道似的不至泛滥不至旁窜改向，他那性还是不变，不但不变，并且表面的扰动归根都是本原的滋补。真的一个个人的灵性里要没有，比象的说，几座火烧焦的残破的甚至完全倒塌的雷峰古塔，他就使有灵性也只是平庸的，没趣味的，浅薄的；民族也是的，在那一个当得住时间破坏力的民族的灵魂里，就比在它的躯壳里，不是栉比的排列着伟大的古迹？一个人的意志力与思想力不是偶然的事情：远一点说，有他的种与族的遗传的来源；近一点说，有他自己一生的经验。造成人格的不是安逸的生活与安逸的环境，是深入骨髓的苦恼，是惨酷的艰难；造成国民性或国魂的是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分明破坏性的事实里，往往涵有真建设的意义。在平常的时候，国民性比较浅薄甚至可厌或可笑的部分，可以在这民族个人里看出；到了非常的时候，它的伟大的不灭的部分在少数或是甚至一二人的人格里要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表现。我们是儒教国，这是逃不了的事实。儒教给我们的品性里有永远可珍的两点，一是知耻，一是有节，两样是连着来的。极端是往往碰头的，因此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挺生出一个两个最知耻的个人，例如宋末有文天祥，明末有黄梨洲一流人。在他们几位先贤，不比当代我们还看得见的那一群遗老与新少，忠君爱国一类的概念脱卸了肤浅的字面的意义，却取得了一种永久的象征的意义，他们拼死保守的不是几套烂墨卷，不是几句口头禅，他们是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在这块古旧的碑上刻着历代义烈的名字，渍着他们的血，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玛利亚，一个做手工的贱女，在这篇小说里说：“但是我还是照旧戴上我的小国旗，缝在我衣上的，就使因此他们杀了我也是甘心的。”我们可以想像当初文天祥说同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像当初黄梨洲说同样的一句话。现在呢？我们离着黄梨洲的时代快三百年了；并且非常的时候又在我们的头上盖下来了。儒教的珍品——耻，节——到那里去了？我们张着眼看看，我们可以寻到一百万个大篓子装得满的懦弱，或是三千部箱车运不完的卑鄙，但是我们却不易寻到指头上捻得出或是鼻观里闻得出的一点子勇敢，一点子耻心，一点子节！在王府井大街上一晚有一百多的同胞跟在两个行凶的美国兵背后联声喊打，却没有一个敢走近他们，别提动手；这事实里另有一个“幽默”现代评论的记者不曾看出来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聪明——他们想把恇怯合起来，做成他一个勇敢！而且你们可以相信，这种现象不仅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看得到！倒好像拼拢一群灰色的耗子来可以变一个猫，或是聚集一百万的虱子可以变一只老虎！玛利亚只靠了她自己不大明白的一个理想；“我是爱我的国。”她说。究竟为什么爱，她也不定说得分明，她只觉得这样是对的。是对的！这是力量，这是力量。在这一个小小想像事实的跟前，莫索里尼失去了他的威风，拿破仑的史迹没有了重量：这是人类不灭性本体的表现。多可爱呀这单纯的信仰！多可亲呀这精神的勇敢！
我们离着意大利有万千里路程，你们也许从没有见过一个意大利人；他们近年来国运的转变，战前战后人民遭受的苦痛，我们只看作与长安街上的落叶一般的不关紧要。但在玛利亚口音里，只要你有相当的想像力，你可以听出意大利民族的声音；岂止，人类不灭性在非常的时节最集中最不可错误的声音。我们应当在这里面发现我们自己应有的声音，现在叫重浊的物质生活生生的压在里面，但这时代的紧急正在急迫的要求它再来一次的吐露。我们还可以在那位奇奥基太太的描写里找着我们自己怪寒伧的小影：“她自己逼窄的舒服的生活，新近为了共产党到处的闹也感觉不安稳与难过，这一比下来显得卑鄙而且庸劣了。”我们每天上街去，也与奇太太一样聪明，就拣一件“顶克己的衣服穿上为的是要避免人家的注目”。玛利亚有胆量“戴着她信仰的徽章昂昂的上街去走——一个十字架，一块国旗”；你自己查考查考你每天戴着上街去的是什么徽章——国务院的？宪法起草会的？还是懦弱与苟且的徽章？这次我碰着不少体面人，有开厂的，有办报的，有开交易所的，他们一听见我批评共产，他们就拍手叫好，说这班人真该死，真该打，成心胡闹，不把他们赶快打下去这还成什么世界？唔！好让你们坐汽车的坐汽车，发横财的发横财，娶小老婆的娶小老婆！在他们看来，正如小说里的奇太太看来，“那班人只是野畜生的啃断了铁链乱咬人来了”。单只从为给这班人当头一个教训看法，什么形式的捣乱在上帝跟前都取得了许可。他们那颟顸的漆黑的心窝里从没有过一丝思想的光亮，他们每晚只是从自私的里床翻身到自利的外床，再从自利的外床翻回到自私的里床！同时这时代是真的危险，所有想像得到与想像不到的灾殃都像烘干了的爆竹似的在庭心里放着，只要一根火纸就够着了。灾难，危险，你们想躲吗？躲是躲不了的；灾难，危险，是要你去挡的，是要你去抗的，是要你伸手去擒的；你擒不住它，它就带住了你。只有单纯的信仰可以给我们勇敢。只有单纯的理想可以给我们力量。“他们是对的，要不然他们就是错的。”奇太太受了玛利亚的感动第一次坚决的这样想。我们在没有玛利亚这样人格摇醒我们的神志以前，我们至少得凭常识的帮助，认清眼前的事物，澈底的想它一个澈底。这“敢想”是灵性的勇敢的进门；敢反着你自以为见解的见解想，是思想的勇敢的初步。在你不能认真想的时候你做人还不够资格；在你还不能得到你自己思想的透彻时你的思想不但没有力量并且没有重量；在你不能在你思想的底里发现单纯的信心时勇敢的事业还不是你的分；——等到你发见了一个理想在你心身的后背作无形的动力时，你不向前也得向前，不搏斗也得搏斗，到那时候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倒反失却了任何的重要，就只那一点灵性的勇敢永远不灭的留着，像是天上的明星。
玛利亚只是个极寻常的女子；她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她只是个工女；但一个单纯理想的灵感就使她的声音超越的代表意大利民族的声音，高傲的，清越的，不可错误的。莫索利尼法西士的成功，不是因为他有兵力，不是因为法西士主义本体有什么优殊，也不完全因为他个人非常的人格；归根说成功的政治家多少只是个投机事业家。他就是一个。我们不必到马契亚梵立（Machiaveli）的政论里去探讨法西士主义的远源，不必问海格尔或是尼采或是甚至马志尼的学说里去垦寻“神异的”莫索里尼的先路；他的成功的整个的秘密，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在这想像的工女玛利亚的声音里会悟到。你们要知道大战后几年在意大利共产与反共产的斗争不只是偶尔的爆发，报纸上的宣传，像我们今天在中国开始经常的；至少在那边东北部几个大城子里这斗争简直把街坊画成了对垒的战壕，把父子兄弟朋友逼成了扼咽喉的死仇——这情形我怕我们不久也见得着，虽则我们中国人的根性似乎比西方人多少缓和些（但这有时是我们的贼不是我们的德）。其实你只要此刻亲自到广东去就可以知道人类烈情压住理智时的可怖——就是在政治上。但这极端性，我说，正是西方人的特色，这来两方搏斗的目标就分明的揭出，绝对的不混，不含糊——不比我们贵国的打仗，姑且不问他们打仗的平时究竟有没有主义在心头，并且即使在他们昌言有的时候你还是一分钟都不能相信说红的的确是红，说青的的确是青。因此我们多打一回仗，只是加深一层糊涂，越打越糟，越打越不分明。这正是针对着那一班人，无忌惮的只知私利，无忌惮的利用一切，我们应得耸起了耳朵倾听玛利亚的声音。她说——
我是一个意大利人，我傲气我是一个意大利人，傲气做一个有过几千年文化民族的一个。为什么要我恨我自己的国，为什么要我恨比我运气好，比我聪明，或是比我能干的街坊，为什么我得这样做，就因为一班无知识的告诉我这样做，他们自己可怜吃苦受难的上了人家的当走上了迷路，其实那真在背后出主意的既没有吃过苦也没有遭过难吧！……
还有一班专赶热闹的在红色得意的日子就每晚穿上“红绸子衣服戴着大红花上共产党跳舞会去跳舞”，回头红色叫黑色打倒了的时候他们的办法还是一样的简单，他们就来欣欣的“剥下了烈焰似的红衣换上了黑绸的衬衫”！他们会有一天“认真”吗？
所以玛利亚与她无形的理想站在一边；在她对面的是叫苦难逼得没路走同时叫人煽惑了趋向暴烈的无辜平民与他们的愚暗，躲在背后主使捣乱的一群与他们的奸与毒，两旁一面爬在地下的是奇太太代表的一流人物，在苟且中鬼混，一样的只知私利；一面就是那穿上红绸子跳舞剥下红绸子还是跳舞的一群。
现在时候逼紧了！我们把这幅画记在心里，再来张眼看看在我们中间究竟有没有像玛利亚那样牢牢的抱住她的理想的一个生灵！
十四年十月
载北京《晨报副刊》1925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