掰着指头一算，已经换了N份工作，堂而皇之地在各色办公楼里坐了几十年，原先爱算工作了多少年，现在开始计算还能工作多少年，人生自此进入减法阶段。那些堆积在记忆表层的办公室人事正在被光阴一寸一寸移出脑海，我的第一份工作渐渐从谷底浮出：撕鹅毛。
童年一直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游走，快上学时终于稳定在父母身边，作为第一批过客，住进刚建成的地委宿舍大院。这批住户有个统一模板：父亲考学进城，孩子跟着跳农门。
在那个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男生在大学念书时，孩子在家乡可能已经悄悄地长到好几岁。所以跟小街上其他孩子相比，我们大院里的孩子满口乡音，见识举止和穿衣打扮都泄漏出从乡下来的怯懦和先天不足。
大院隔壁是话剧团，那里有一对姐妹长得很漂亮，名字也洋气：思思、果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小强小兵小红满街跑的小城里，这种叠音的名字进一步拉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能像这对神仙姐妹一样，穿粉红羽纱连衣裙、蹬大红漆皮扣袢皮鞋、嚼泡泡糖是我当年的城市梦。
但是作为家族第一代城市移民，大院里的年轻父母除了担负着小家庭的成长责任，还要负责庞大的农村亲属团的温饱和发展问题。我的梦想在这种背景下显得多余而且奢侈，就像思思果果涂着红嘴唇、点着眉心痣的照片，被挂在小城照相馆橱窗里，可以隔着玻璃远观，伸手却难以触及。
因为经济拮据，也因为缺乏文化娱乐活动，父母们便想办法从一家皮毛加工厂弄了鹅毛回来让孩子们加工。工作的技术含量很低，把鹅毛从鹅毛杆上撕下来，撕的时候力度很重要，不要把鹅毛杆子上的皮连着毛根撕下来，摸起来硬硬的扎手，质检员验货时用手在袋子里一抄一捏，手感越软定的等级越高，加工费也高一些。加工费论斤算，一大袋撕好的羽绒换块把钱还是几毛钱，记不清了。
我和大院里的小伙伴们高高兴兴接受了人生第一份工作，每天和外婆奶奶妈妈们挤在一起，赶走鸡鸭猫狗，哗，一大袋鹅毛倒下来，灰尘弥漫，哗，又一袋鹅毛倒下来，羽毛纷飞。笑声四起中，找一个方便抓取羽毛的地方坐下来，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手指不停地飞舞，脚下白雪般堆积，人也成了雪人，衣服上、眉毛上、头发上、嘴巴上都沾上了细细的绒毛。
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里，如果从谷歌地图上看，我们那个大院里就呈现出四季飞雪的奇观，时光和羽毛一齐在苍老或稚嫩的指间飞舞。
这简直是坐在家里挣钱，大家都无比快乐。
每天夜里，大院里的孩子嘴里含着羽绒，胃里躲着羽绒，头发里藏着羽绒，内衣里沾着羽绒，满足地睡去，梦中羽绒如雪一般落下。
父亲们当然不屑于参与这项工作，他们口袋里别着自来水笔，每天披星戴月地拎着装着报纸和信纸材料的人造革小包，一脸凝重地从鹅毛堆上跨进跨出，在机关里抢着扫地打开水，认真地开会、写讲话材料。运气好的，从办事员写到科长，从科长写到局长，再往上就不容易了，僧多粥少；运气不好的就顶一个“笔杆子”的美誉退休终老。
在我们眼里，当年的父亲们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理想主义超人。这群人现在已经白发苍苍，每天散步，看《新闻联播》，关心血压、粮食和蔬菜，听人到中年的孩子演说政治和经济形势，偶尔拍拍桌子，骂骂腐败，或者躺在床上等人递一杯水。
撕鹅毛的队伍中有姐弟仨人，姐姐每天要帮父母给弟弟们做饭洗衣，某个早晨，我隔着窗户听见她的哭叫声，奔出去一看，她被母亲一路扯着头发拖回家，说是衣服没洗完就去上学了。
这事听起来很伤感，但是在那个年代，家有兄弟的女孩因为这些事挨打受骂就像吃饭一样寻常，不太有人会为此挥霍同情。听说刘姐姐后来考到上海医科大学，又去美国读了博士，留美行了医，回国探亲时挽着刘妈妈的胳膊，很亲热。
那些日子里，我们撕下来的鹅毛可以堆成一座鹅毛山，不知道它们飞进了谁的家被穿盖在谁的身上。十多年后我也穿上了人生第一件羽绒服，就是在那家毛皮加工厂定制的，暖暖地贴在身上。
小巷里坐落着地委党校，里面有个小姑娘是我的小闺蜜，常常来帮我撕鹅毛。有一次趁大人上班的时候，我把乡下亲戚挑来的一担山芋分给了她和小朋友们，然后找一处僻静的草地，点起树枝烤山芋，结果烤得又焦又生，全都扔了。
小闺蜜叫小玲子，是浙江人，我们在一起糊里糊涂玩了几年。等我突然意识到小玲子不在小街上时，她已经跟家人迁回到浙江好多年了，我也长大了。
长大后的我们，还有大院里的小同事们就像亲戚送来的那堆山芋，被生活的手随随便便地就分掉了，无声无息地从对方的世界中消失，连彼此的大名都不知道。
在这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听着屋外孩子们玩耍的快乐声音，我突然想起我的小伙伴们，想起他们奔跑的身影、模糊的面孔和那些如羽毛一般飘落的日子。
隔着几十年的时空，再去拼接童年的碎片，已经很难还原出真实的模样。把碎片放在记忆的万花筒中，轻轻转动，那些人物那些声音那些画面，就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充满了诗意，它使得马不停蹄地成为过去的现在，不断裂开的生活，忽而向人生伸出的锐角，就不再那么尖利，甚或刺痛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