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深冬到春节期间，爷爷都在四处找寻在各个岗位当领导的学生打通关系。春节后，我得以顺利进入福山中学当老师，而且我几年前中师毕业后当老师的工龄也算了进去。填了很多表格后，我开始了学期前漫长的备课。春节前后一个多月的寒冷，让海南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长了见识，报纸、网络、电视上也都纷纷报道，这是百年一遇的寒冷。那一阵的国内南方大雪，白茫茫笼罩了大半个中国，很多人被阻隔在各个火车站。我去北京时投奔的那个朋友，再也撑不住北京的寒冷，通过各种手段终于挤上了返回海南的火车，却在靠近海南时，被困在火车上八十多个小时。他后来回忆说：“相比这次坐火车的经历，在北京的生活是天堂。”他在火车上被阵阵方便面味包围，恶心得八十多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只喝了些水，衣服上的方便面味再也洗不掉，换下来后，他一把火烧了，再逛商场，见到方便面货架都会绕道而走。
漫长的寒冷阴沉让陈蔚洲沉浸在个人的幻想中不能自拔，连我几乎都要疯掉。后来我想，若是没有这一段冰寒，若那是一段晴朗的时日，或许陈蔚洲在我的缓慢带动下，已经慢慢恢复正常，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向阳性植物”。那些时候，我让他跟着我在房间学画素描，他笑嘻嘻地问：“哥，学会了，有没有奖励？”我说：“有！”“奖励什么？”“学会了，你的病就好了！”“我不是没病吗？”“忘了，你是没病。”……“哥，我病好了，有没有奖励？”“你想奖励什么？”……起先几天，他已经沉浸其中，根根线条交错中，一个一个静物在纸上浮现，他面相平缓如常。随着寒冷无边无际，村里有两个高龄老人挨不过冬天而死去，我明显察觉到，这两个他熟知的老人的死去，对他有着极大的震动，他再无心握笔，笔下出来的，张张毕加索。终于有一天，他扔掉铅笔，踢翻画架，陷入和冰冷一样漫无边际的痛哭。从他踢翻画架的一瞬，我也陷入巨大的悲伤。我知道，从此刻，陈蔚洲远得我们遥不可及，连一个背影都没有给我们留下。
元宵节没过，我就去到福山中学的教师宿舍里，看着空荡荡的校园发呆。许飞得知我在学校宿舍里，曾跑过来挤了几天，把他随身带着的MP3塞给我听，那里面都是他新近写的歌。校园不大，但因为寒冷，人气稀疏，显得空旷如原野。许飞一句接着一句：“好风水啊！好风水啊！真是好地方，天好了，一定很漂亮。”我没有他的眼光高远，能看到凋敝后重新生长的繁华，只觉得世界真的要在这个拉长的冬天停止，没法向前了。许飞在学校里住了几天，有一天，天刚蒙蒙亮，他接到一个电话，整个人都木了，他穿好衣服，什么话也不说，急匆匆地离开了福山中学。
我走出宿舍，也莫名心慌起来，像戴了灰黄色的眼镜一般，眼前的景象全都灰蒙蒙的，俨然成了荒郊野外。校门是仿古建筑，贴着琉璃瓦，校园内看不到一个人。操场上的地面是褐色的土——这是福山之所以能种咖啡的缘故，而此时，那褐色的土不是静止的，它流动了，是起伏的浪。这个早晨过于诡异，我狠狠地拍自己几巴掌，脸又疼又肿，我才渐渐平息下来。眼前的景象熟悉得过分，我有不断重复做一道练习题的感觉。往太阳穴擦了二十多分钟风油精，才觉得眼前和自己的梦很像，像的不是梦的内容，而是那种凋敝泛灰的感觉。梦过于漫长，每每醒来就忘却，但有一个场景却是记得的，那就是我一直在伸出手，抓住飞在空中的大大小小的脚印。那脚印是没有重量的，握在手中却有热度，每抓住一个，就往背上的袋子里丢，我背着的是一团快要炸开的火。我要蹦跳起来，才能减轻一点热度，跳到半空的时候，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眼前无人的荒芜……
我当时最真实的感觉是，那应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后来再碰到他，他竟毫发无损，我心中涌起淡淡的失望，随后又对自己的失望自责。我问起他当时为什么匆匆离开。他的回答是：“有吗？我那天在福山中学吗？”我就对那天早晨也产生了怀疑。我给自己的安慰是，或许那场景就是我弟弟每分每秒都在见到的世界，我不过是在一个偶尔走神的早上，碰巧看到了。
那是我和另一个世界的无意交集。
开学后，我找了校领导把课程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两天。领导并不同意，他们觉得过强的工作量我会承受不了，也会引起教学质量的下降。因为我的再三要求，并提出我要抽时间回去照看我弟，有些老师同情了，开始为我说话，并且提出相当重要的理由——美术课嘛！能有啥质量？初三升学考试又不考！校领导觉得有理，终于调了。可是星期一、星期二之外无所事事的五天怎么打发，又成了我的问题，最后，我到省城海口的一家广告设计公司找了份兼职。当然，我是隐瞒着所有老师的，我倒不是想多赚一份钱，而是想找事情来忙碌，好让我没空闲去想眼前的事。每次回到家，都只能在陈蔚洲的癫狂中惹来满腔绝望，我躲瘟疫一般躲着，能不回，就不回。
在海口工作，时不时和许飞、可樱，还有一些旧同学见面，不至于把日子过得像病重的人在等死。
躲避弟弟陈蔚洲的日子无比苦闷，还好，认识桑桑后，我的生活有了值得期待的变化，后来她离开，我有过后悔，却也实在是找不出让她回头的理由。
5
家里人都不愿承认，我是在躲着蔚洲，躲着他阴兮兮的癫狂和他身上浓烈的风油精味。家里人都把我这半年来少回家的缘由，归结为我因前女友桑桑而和爷爷闹了别扭。
我也乐意他们把猜疑引到桑桑身上。
在县城附近的福山中学里，我上的美术课是很悠闲的，每节课的前几分钟我先说今天画什么，再在黑板上用线条勾画一下，接着说挥笔的要点，最后让学生画二十分钟，再抽查几个学生，一节课也就完了。有时实在懒得动手，就顺手带了个梨或者苹果摆放在桌上让学生画。下课时擦擦粉笔灰，咬两口，赶去上下个班的课，让他们画我吃剩的梨或苹果。由于美术课的无足轻重，学生们一般都在上课时做主科的作业，我也不愿意理，有那么一两个愿意捧场的学生，我便知足了。星期二上完课后，我顺着福山镇的红土路走到高速路口，拦住一辆开往省城的车，开始我的另一份工作。
设计公司的老板是一个大学的老师，正好也不愿意聘用我为全职。设计公司的老板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这从他设计的实习期和正式期工资的巨大差别就看得出来。在他手下实习，要拿着微薄的薪水忍受他的高强度工作量，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在他手下顺利干完三个月实习期，很多人连实习薪水都不愿拿便落荒而逃。我因为是要找一个换环境透气的工作，钱虽少，却也干得乐呵。接到单后，他把客户的设计要求在我面前一甩，说：“下班前，给我一百个草图。”我几乎不停手地画了九个小时，才拿出三十来个方案。他看都没看，说：“垃圾！”“数量不够，回去再画，画不够，别给我！”公司的财务是他老婆，业务经理是他儿子，设计这一块，有一个颇有经验的设计组组长领导着一个设计小组，但最后的拍板定稿，还是得由老板自己来。据说老板的女儿也在某美术学院学设计，他的目标是把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完全家族化，任何外人想从他那出人头地的，其难度不亚于赶一头骆驼过针眼。
当然，老板也有开明的时候，比如接到一个房地产的标志设计要求后，他在公司外邀请了很多省内知名的同行，各自拿出设计方案，做成调查问卷，散发出去，回来再统计选择前五名给客户参考。调查问卷是我发的，在回收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统计，看做问卷的人和我选的有什么差别——当然，我没把自己的统计呈给老板。第二天，老板的统计出来了，向整个公司公布时，和我的私自统计有天壤之别。我担心他会不会统计错误，说：“没问题吧？我自己也统计过，好像和这个差别很大。”老板的脸顿时黑了，当场组织两个人到他办公室再清点统计，果然结果偏差，但不过是第二名和第三名调换了一下位置，而在六个设计师的四十多个LOGO设计草稿中，排名前五的，都出自我们老板之手，无论客户审美如何，最后肯定是我们老板的设计中标。
这一次之后，他对我有了戒备，又害怕我会出去透露了他的伪调查，坏了他在同行中的名声，和我处得有些尴尬。我慢慢才了解到，这不过是设计行业内的一个通行规则，而掌握了一个秘密，则让我的兼职生活不会太难过——至少他之后对我说话的声音没那么大了，他要求我设计的草图，也从一百个降到了五十。
他是不是怕我有一天把所知道的公开出去？
在这两种身份的转化中，女朋友桑桑成了沉闷生活的调节剂。介绍人开玩笑似的说：“桑桑其实是个格格哦。”这个说法让我极度崩溃，我无法把眼前的人和那些清宫戏里的高帽长衫联系到一块。我私下问起，桑桑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她极其严肃地说：“他没开玩笑，我真的姓爱新觉罗。”她想用她的严肃来保持她姓氏的尊严——我当场就笑了出来。她也笑了很久，问我：“你信不信？”
我说：“信！”
桑桑如沐春风：“好！你还真信啊？”
……
“爱新觉罗·桑桑！”
“爱新觉罗·桑桑！”
……
我这么喊她，她总是目光如水，而我，却在这个婉转的名字里暗自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