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济慈的《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上世纪抗日战争期间战火纷飞之际，女学生齐邦媛便是在老师朱光潜的带领下，吟诵着这首沉郁的诗歌，迎向战争带来的流离和悲怆。
六十多年后，年逾八十的齐邦媛又将这心情一笔一划写入回忆录《巨流河》，引领读者回首埋藏着巨大悲伤的二十世纪。
在这本人生大书里，齐邦媛娓娓道出家族成员的悲欢人生，又挥笔描摹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父亲在国破家亡之际的理想抱负，与精神上最为默契的挚友的生离死别，一代人毕业后对家国前程的茫然失措，战争带来的创痛与胜利后的虚空，大陆与台湾的微妙互动……
无怪乎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说：“《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时代总体情绪的投射。”
2010年，《巨流河》简体中文版在大陆面世，好评如潮，年底更不缺席各项好书评选。但八十七岁的齐邦媛先生很少出席公众活动，且新年身染小恙，不便面访。我于去年12月发采访提纲至台北，时隔两个多月，终于收到回复。手写十页纸，密密麻麻。
笔答外，另有一信让人莞尔。“你一定吓了一跳，收到这样的手写访问稿。我收到三联出版社转来你的三十四个问题时也吓了一跳，数了两次确是三十四题呢。它们在我心中竟然盘旋不去……我在一切年节喧嚣之间一点点回答，思考回答，终于答了三十二题，可以交卷了。我一生教书总是考别人，如今自己回答试题，很似报应……”
“谢谢你对《巨流河》一书的关切，更谢谢你花了时间问了我那些很中肯、令我愿回答的好问题。你们这一代的女孩子，喜爱文化，能如此好好地做文化记者工作，是我那一代女子年轻时所想不到的。人生真有命是否逢辰的reality！”
巨流河，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是辽宁百姓的母亲河，亦是齐邦媛自幼离开但魂牵梦绕的故乡。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海外，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将军，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郭松龄将军不愿参加军阀内战，但筹划已久的兵变失败，以致身亡，跟随他倒戈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为了避人耳目，齐世英常常改姓，儿女也得跟随。小时候的齐邦媛上学前常常问：“妈，我今天姓什么？”
年幼时齐邦媛身体瘦弱，常常生病，在学校参加抗日游行时连鼓也背不动，老师只得叫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大鼓，她在旁边只管敲。
所幸即便战乱纷频，齐邦媛仍得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搬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校长张伯苓“中国不亡，有我！”的号召下坚持西方教育原则；迁至乐山的武汉大学，汇集朱光潜、吴宓、陈西滢、凌叔华等一流学者。齐邦媛在此期间感受到文学的力量，隐然开启此后一生致力的事业。
与求学并行的，是与自幼相识的张大飞的鸿来雁往。这位负有家仇国恨的爱国青年，在抗战期间加入美国飞虎队，每周浅蓝色的航空信封给齐邦媛以莫大的安慰。齐邦媛高二那年，张大飞来看她，走了一半突然站住：“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也是唯一一次。
抗战胜利的前几个月，张大飞坠机牺牲，此生再未能相见。八月十五日夜，重庆满城欢庆，齐邦媛想起为战争牺牲的张大飞们，大哭回家：“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
战后的气氛全然变了。原来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已经涣散，而政治空气笼罩到所有课外活动，一切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为“前进”程度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齐邦媛不愿参加任何政治阵营，只躲在一隅读自己的书。她始终记得吴宓先生在他的毕业论文上写的批注：“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那是教她爱心宽广，早懂悲悯二字，因“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大学毕业，恰有机会请她去台湾大学做助教，她正对工作和国家均感到迷茫，便带了自我流放之意要去看看。去时买的是双程票，谁知此生便落在台湾。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先后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系主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直至退休。同时她将精力投注于文学交流，将西方文学引进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白先勇称赞她为“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
而她对自己的评介只是平静：“如果说我的优点，就是可以集中精神做事，也能静静地思索、坚持。因此选择单纯的生活。虽有许多人性的弱点，却没有侵略性的缺点，留得读书思想的青山在。”
下笔如此悲伤，也如此愉悦
灵子：支撑您写完《巨流河》这二十五万字的动力与情绪是什么？您曾提到心中一直有很大的愤怒，这种愤怒为何能化解为如此温情、泰然的文字？
齐邦媛：我前半辈子恨日本人。但是我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将此家国大恨的愤怒化为激励：你能读书就扎扎实实读书，爱国有许多方法。我教书时即以此激励我的学生。写《巨流河》时，往事历历在目，对父母师长感恩怀念，对漂泊所经山河充满温情。
灵子：通过对父亲与自己人生轨迹的描述，辅之以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支线脉络，您最想厘清的是什么问题？
齐邦媛：人生有许多道路，每条路都有许多人在行走。我有幸（或不幸）出生在革命者的家庭，所见所闻影响我一生思路的选择。八年抗战中，我由少年长大成人，曾深切投入英雄崇拜的感情。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教书时也以此为目标。
灵子：《巨流河》的出版日期选在2009年7月7日，选在这个日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齐邦媛：纪念卢沟桥事变和抗日战争的开始，更是为了纪念那些有骨气的英雄。
灵子：龙应台女士在差不多同时期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时畅销大卖，据说读过此书的朋友们互相询问“你哭了没有”，而王德威先生认为您的书把最催泪的材料以最平实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样的题材选择了完全不同的感情基调与表达方式，您如何评价？
齐邦媛：我用文学书写我所经历的、怀念的二十世纪。写我的家庭由家乡巨流河漂泊到台湾哑口海的长路。1949只是一个转折而已，我书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几乎全为国奉献一生，绝非失败者。我用诗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写他们，下笔时如此悲伤，却也如此愉悦。
灵子：大陆版删除了哪些内容？这些删改对整部作品有何损害？
齐邦媛：大陆三联版删改之处，其实并不多，事前也多得我同意。我能了解他们的难处。第五章开始一页，我简述1945年胜利后苏俄抢先进占东三省，我对闻一多与学潮的看法等，删减约五页。对全书内容、布局、叙述发展并无影响。
灵子：为了在大陆出版，您几乎改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为什么要改写？哪些方面不便？
齐邦媛：第十章台湾文学中一些作家作品，因未在大陆出版，应只是一些名字而已，为考虑大陆读者的兴趣，精简一些，由作者自己改写。国际文学活动方面，因立场不同，应三联编辑要求，亦精简一些，但均不损作品完整与立意。
灵子：您能否设想下，假如令尊能读到这本书，当作何评价？
齐邦媛：我父亲来台湾后常言，自己一生奋斗成空，死后与草木同朽。我却一直觉得他始终坚持爱国爱乡的理想，极可敬佩，半生思索要写此书，以我所知记录我家两代漂泊的故事，思索的主干是我父亲的一生。但是我对他反军阀、抗日的工作并不知详情，只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负责国民政府在“伪满洲国”的地下反日工作十五年。我曾随母在天津居住，也只是看到他出生入死、飘忽的身影，听见他的同事说他是了不起的汉子。但是他自己从无一字炫耀。我自幼病弱，骨子里却最仰慕在故乡那样雄伟土地上，跃马千里的保卫者。
你问我父亲读到这本书的话，当作何评价，他一定会说，我对他的政治生涯所知有限。因为当年革命和抗日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不能在家中与妻儿多谈。而且他的一生深知政治幻灭之苦，个人在大的变局中常常是无能为力，反对儿女从政。我所写国立中山中学和《时与潮》杂志事业，只是我所能看到的他生命的一隅。我只能写我所知部分。此书出后当去他墓前酹酒焚寄。如希腊史诗之libation。祭告求谅。
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
灵子：“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让无数亲历者、研究者对历史报以无奈的慨叹，您是否曾设想过，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将军当年打过巨流河，历史又会如何发展？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至少二十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他兵谏身死时四十一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
我父亲齐世英在巨流河战后到南方投入政治，原是相信中国这么大，可做的事太多了，充满了报国的理想。想不到抗日胜利之后反而不能还乡，埋骨海隅。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灵子：抗战结束时期，您回家大哭一场，说“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众所期盼的喜悦，而只剩下“虚空”？
齐邦媛：胜利之夜欢声震天，火把照亮了每一寸黑夜。张大飞在胜利前三个月战死，生者狂欢，死者默默。我为所有战死的人恸哭长夜，这狂欢中有太多的亏欠。更何况胜利后很快就是混乱，更多的死亡离散，对许多人只剩下“虚空”。
灵子：与政治保持距离，一方面是您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令尊教诲。若干年后看实在是明智的选择。您书中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到大陆探亲时，也亲见了当日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当时作何感想？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中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灵子：您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这消耗的原因即是战争？仅只是战争？
齐邦媛：抗战八年，政府在万分艰困之中实施公费教育，维持弦歌不辍。大多数师长学术水准和态度都不错。我们这一代不仅是被战争消耗掉的，是战后的时代，多数没有适才适所的工作选择，在政治狂风中如同柳絮。
灵子：您如果当年留在了上海，后期也会被当做黑五类子女而遭受批斗、运动，更不会有今日之成就。如今想来，是否庆幸当年来到台湾？
齐邦媛：像我那时仍一心想读书、在高深学问中求发展的年轻人竟似无路可走，整个中国都在非“右”必“左”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我如留在上海何能生存？勇敢孤身一人1947年来到台湾，原是自我流放之意，但来后结交了一些建设台湾的人，深感庆幸。
灵子：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很难不卷入政治迷局中，然而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这是试图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选择和悖论。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政治、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分寸把握？
齐邦媛：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我六十多年在台湾从未涉足政治。教书写作自得其乐。
灵子：若干年后在台湾您也面临政治上的艰难选择，一则编选国民教材时要面对是否“政治正确”的非议，二则此后评介台湾文学，也会面临“你是不是爱台湾”的诘问。面对这样社会性的政治舆论，如何自处？
齐邦媛：现在的台湾几乎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什么都是“正确”的，什么都有人反对，一般人也不太当真。似乎近年来连发财都不太令人兴奋。大家共同怕的是地震，但是常常小震，也不怕了。当年的奋斗，“往事只堪回味”。
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灵子：抗战时期虽然情势动荡，但是您笔下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仍然坚持着教学质量与标准，师生的行为做派都令人感动。您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一国之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一流的中学、大学又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
齐邦媛：教育是分很多层次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力量来自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都很多了，但是师资都待加强。科技也许短期可授，人文思考却需真正的读书人，耐得住长年的寂寞，给他们较单纯的环境，才能多作抽象的思考成智慧。
灵子：在颠沛流离之际，仍有偌多知识分子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在此想借王德威先生的评论一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文学是什么？让我引用一年前席慕容赠我《一首诗的进行》有几行说：“在字里行间等待着我解读的/原来是一封预留的书信/是来自辽远时光里的/一种仿佛回音般的了解与同情/直指我心啊，天高月明……/是否只因为/爱与记忆
曾经无限珍惜/才让我们至今犹得以得以/执笔？”
灵子：由此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齐邦媛：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广，大约读多些书，有些见解吧。《巨流河》的书腰上说我是知识分子，大约是因为我写了一本有意见的书吧。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我确也做了许多传承的努力。例如1970到1988年间我曾在台湾大学教文学院研究生“高级英文”课，专做英美文学选读。近二十年间教了至少四百个研究班学生，他们今天约五十多岁，在台湾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些分量，都是继起开来的知识分子。在我其他课上的学生数倍于此，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甚多。环环相扣，形成台湾今日的文化。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应该可以说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灵子：您认同泰恩的观点，认为“时代、民族、环境是构成文学的三要素”，上世纪中国经历了民族、环境的巨大变故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
齐邦媛：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以此三要素写小说容易引起杀身之祸。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很伟大的小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台湾1959年出的姜贵《旋风》）等也永不朽。
灵子：您曾评论，“台湾新一代作家，文字很好，聪明得不得了。但是题材不大，没有真正着力的地方”。您认为台湾文学真正着力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相对而言技巧十足而内涵较窄？
齐邦媛：我想时代、环境的震撼力都进入太平时代的平庸期了，人们理想和失落都较和缓，新的教育处处增加儿童自信。文学中所需的追索、自我盘诘较少，文学技巧本身不能自成文学。
灵子：在与白先勇先生的对谈中，您曾提到，如今的人“生活好，有吃有喝，心情却茫然，这个才是大问题”。您年轻时也曾对自己的前途与和国家的茫然难以消除，感到“当年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这种茫然与当下这一代人的心情有何差别？以您的个人经验而言，这茫然又当如何解脱？
齐邦媛：1947年我到台湾后所遇师友都是做建设性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此开始一生服务态度，然后结婚生子，有家庭责任，渐渐走出茫然的心境。
我不使用电脑，不能精确地比较电脑时代的人生态度和书本时代到底怎样不同。也许活在太平、充裕的时代，电脑上零碎的知识也足够使他们快乐了，没有大的忧愁又何必强说愁。有些年轻人文章中说茫然，总得自己走出来。
原刊于《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