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梦想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实践。成功在千里之外，努力需要从脚下开始；成功不是高不可攀，只要认真勤奋地做了，不问收获只求耕耘，就是在走向成功。
【故事链接】
明代休宁程镶在吴越一带经商，生意兴隆，赚了不少钱，在家乡可谓是富甲一方。在吴越的时候，当地的人们都喜欢他忠厚诚信的为人，人们都信得过他，程镶因此也很有社会影响。在家乡，他“选宗之贤（者）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在乡村创立了专门为乡邻排难解忧的正义会，凡是需要替人伸张正义、救济穷困，都可以从那里取用资费。尽管经商取得成功，程镶还是有一个遗憾，就是少年时读书业儒时，因弃学从商致使学业无果。为此，他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告诫子孙：自己从来就矢志不移地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儒商，也希望子孙后代要珍惜家族的声誉，“崇本黜奢”、“明经修行，以善继述”，反复叮嘱子孙要努力维护好家乡的乡风。
【延伸阅读】
徽商绝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依靠勤劳和精明发家致富。关于徽商外出艰辛创业，胡适曾说：地处高山深谷的徽州，农业收成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口粮，为了活命，男人们不得不背井离乡，“以贾代耕”。徽商出门，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干粮和炒米，到了一个地方落脚，只要有水喝就可以聊以充饥。徽商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出门带着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意思是一条用来捆绑行囊和货物，一条用来捆绑赚到的银子，另一条用来上吊。当时的徽州人就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要么衣锦还乡，要不就客死他乡”的信念，所有徽商都是以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思想而投身商海。
【原文】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明远志也。吾虽贾人，岂无端木所至国君分庭抗礼志哉！且吾安能效农家者流，守基、辨菽麦耶？
【译注】
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古时男子出生，以桑木作弓，蓬草为矢，使人射向四方，以表示男儿志在四方之意。远志：远大的志向。端木：端木赐，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字子贡，政治家，儒商之祖，官至鲁、卫两国之相。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经商之道，曾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有政治才能，曾在出使齐、吴、越、晋4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分庭抗礼：古代宾主相见，分站在庭的两边相对行礼以示平等。比喻平起平坐，彼此对等可以抗衡。效：效仿。基：地基。守基指待在家里。菽麦：豆与麦，这里代指农作物。
古代有一种习俗，男孩出生的时候，人们都以桑木作弓、蓬草为矢，射向四方，这是表明男儿志在四方之意。我虽然只是个生意人，难道我就没有孔子弟子子贡那种出使国外能让国君平起平坐、以礼相待的志向吗？我怎么能够与农民一样整天待在家里，做一些照看农作物之类的琐事呢？
许秩的经商足迹遍各地，不停地贩运货物来往于福建、广东、河北、山东和湖南，创业取得成功，家境日益富足。上了年纪之后，有人劝他该在家乡享受田园生活，不必再去经历艰难险阻。他不听，继续在外经商，并作如上回应。
辑自歙县《许氏世谱》第5册《平山许公行状》。
【感悟】
徽商文化整合了传统宗族社会伦理道德与商业精神之间的矛盾，对正统“士农工商”的本末体制质疑，明确提出了与正统观念对立的社会价值观，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按贵贱、贤愚、富贫之别重新划分，否认职业贵贱之分，强调个人努力，承认个人成就。徽州文化中的这种开拓精神、开放性因素，积淀在徽商思想意识中，使徽商形成了一种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精神，一种突破自我、突破传统的魄力，也使他们在搏击商海的旅途中始终不失达观和洒脱的个性。
【故事链接】
约瑟夫·贺西哈，股票界的巨头，是一个从贫民窟中走出来的人。
8岁时，一场大火袭击了他的家，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小乞丐。兄弟姐妹相继被领养。当一对老夫妇要领养小约瑟夫的时候，小约瑟夫才惊醒：“就是当乞丐也要和妈妈在一起”。
他来到纽约，回到了母亲的身边。新鲜的事物让他应接不暇。但是还没等小约瑟夫看够这个世界，他就被母亲带到了纽约布鲁克林区肮脏的贫民窟。以后的生活更艰难了：母亲不幸被烧伤，住进了医院乱哄哄的大病房，那些有鲜花、有地毯的高等病房，可是母亲却无缘问津。
小约瑟夫暗暗发誓，决不再受贫穷的困扰。他不断地寻找工作，力求赚钱发达，他来到纽约证券交易市场看着听着，当他知道在这里可以一夜之间从穷光蛋变成百万富翁，他的血液沸腾了，立志要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踏遍无数荆棘之后，小约瑟夫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股票经理人，1917年，17岁的他不再受雇于人，以255美元的本钱开始了他的事业。最初，他一帆风顺，赚到了16.8万美元。然而，在转眼间他又因买下了由于战争结束而暴跌的钢铁公司的股票变得仅仅剩下4000美元。但最终，他凭着对股票生意的天赋，成了股票业的巨头。
【延伸阅读】
孔子弟子子贡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不仅长于经商，而且具有卓越的政治外交才能，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在出使齐、吴、越、晋4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故事。齐国的田常企图夺取君主之位，因为害怕其他大臣的反对，就借口出兵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事，希望他的弟子能有人出来拯救鲁国于危难之中。这时，子路、子张、子石等人纷纷请求出使，孔子都不许。最后子贡请求出使，孔子同意了。
子贡到了齐国，见到田常，给他分析了攻打鲁国不如攻打吴国有利的道理。田常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又说他已经出兵准备打鲁国，现在撤兵转而攻吴国，恐怕引起其他大臣怀疑他的用意。子贡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到吴国去请求吴王出兵救鲁国；吴国军队来了，你迎头打他，就顺理成章了。田常采纳了子贡的建议。
子贡到了吴国，给吴王讲了救鲁国打齐国一举两得的好处。吴王果然动了心，但又担心越国借机报复他，必须先制服了越国再去救鲁国。子贡说，等制服了越国，鲁国就被齐国拿下了，到那时候你名利皆失；不如现在先放下越国，向诸侯表示你的仁慈；救鲁国打齐国，借以威震晋国，这样诸侯必定纷纷来朝拜你，那时吴国就可以称霸诸侯了；如果你真的担心越国捣乱，那么我现在到越国去说服越王出兵跟你去打齐国，使他国内兵力空虚，等打下齐国再收拾越国就易如反掌了。吴王对子贡的建议非常高兴，就请他去越国。
越王听说子贡要来，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子贡对越王说，你有报仇雪耻的志向，但是千万不能暴露在吴王面前。现在你应该主动向吴王请求出兵帮他打仗，用重礼和美言迷住其心窍，让他对你放心。吴王暴政，民愤很大，奸臣当权，君臣不一心，吴国正在走向灭亡之路。吴王要去打齐国，战败了，当然是你的福；胜了，他必然转而攻打晋国。到那时我去说服晋国国君，叫他出兵一起对吴王作战。吴国精锐兵力都困在了齐国和晋国，此时你趁机灭吴，一举而得。越王非常高兴，接受了子贡的计策。
子贡回到吴国，对吴王说，越王很惧怕你，不敢轻举妄动。随后，越王按照子贡的安排，假装向吴王请求出兵助战，并向吴王重礼行贿。吴王信以为真，问子贡可否让越国参战。子贡说，不行，那样做太不仁义。吴王又采纳了子贡的建议。于是，吴王集中全国之兵力攻打齐国。
子贡又来到晋国，对晋王说：“现在吴国和齐国就要开战了。如果吴国打败了齐国，肯定会出兵打晋国。”晋王听了很害怕，就问子贡怎么办？子贡说，你只管按兵不动等待时机。晋王也采纳了子贡的建议。
子贡回到鲁国以后，吴与齐就打起来了。结果吴国大胜，但他并没有收兵回国，而是调头去攻晋国，结果被晋国打得惨败。此时，越国借机攻打吴国。吴王得到消息，立刻回来迎战越王，结果三战三败，被越国打开了都城大门，包围了王宫，杀掉了吴王夫差。
至此，子贡顺利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史称，“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原文】
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
【译注】
庸绩：功绩。
人生在世，如果不能够通过做官扬名，效忠君王，救济世道，光宗耀祖，也应当致力于经营商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兴利除弊。
明代歙县许太明遵行父亲的意志外出经商，并发出此感言。
辑自歙县《许氏世谱》第5册《明故青麓许公行实》。
【感悟】
只有冲破思想上的束缚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徽商的观念在古板而传统的儒士看来也许是离经叛道的，但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徽商认为商人的作用一点也不比儒者逊色。儒者入仕，治国平天下，而商人可以贸迁有无，“兴废补弊”，亦有益于社会。除了分工不同，对社会的贡献都是相同的。
【故事链接】
100多年前，美国加州因发现金矿而吸引了大批淘金者，犹太人莱维·施特劳斯也是这批淘金者之一，却每天以失望告终。一天，莱维和一位疲惫不堪的矿工坐在一起休息，这位矿工抱怨说：“唉，我们一整天拼命地挖啊挖，裤子破了也顾不上补。这鬼地方裤子破得特别快。”莱维眼睛一亮，帆布不正是耐磨的布料吗？不久，第一条牛仔裤的前身——工装裤就这样诞生了，并从加州迅速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莱维也由当初的贫困淘金者一跃而变成“牛仔裤大王”。
【延伸阅读】
传统社会对商业、商人的主流认识：商业在社会上有弊无利，或是弊多于利。商贾为社会卑下等级，因而把商业视为末业，将商人看作四民之末。当然，也有一些人肯定商业和商人对社会（当时主要是指朝廷和黎民）有一定的价值，特别到唐宋以后，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重商兴邦”的口号，但这种声音与前者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到晚明，传统的经济思想仍有强大的势力，“重本抑末”依然是政府的基本国策，有的地方还将其作为本地教化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社会毕竟在前进，重视商业甚至推崇商业已大有人在，并逐渐汇聚成一股社会思潮。已经有文人学士，甚至是士大夫挺身而出，纷纷表达对商业地位、价值的重新认识：工商皆本。明中后期以后，士、农、手工业和自由职业者等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或参与商业。当时有人就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从这一记载看，当时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从商是谋生正当职业这一观念。明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甚至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商人对社会的作用远胜于那些整天纵情山水、无所事事的儒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