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不仅仅是本给大众阅读的入门小书，它回答了许多连专业经济学家都经常误解甚至忽视的问题。对达斯古普塔教授来说，这或是因为自己对经济学本质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三百五十年来第一位入选的经济学家，并是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或是因为自己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与其他大师的切磋研讨（他的父亲是印度现代经济学之父阿弥亚·达斯古普塔，岳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或是因为自己的厚积薄发与认真严谨（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的基础是他1993年出版的厚达六百六十一页的巨著《贫富论》）。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达斯古普塔教授，还是任何一位热爱自己专业领域或者信奉自己学科范式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都是自信的，都不会完全同意艾克纳·阿尔弗雷德在《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提出的观点，即：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种狭益、停滞和封闭的思想体系，是未经检验的、滥用数学的、不科学的理论。但当达斯古普塔教授在前言中坦陈经济学不断驱动着他的道德观念并反过来激活了他的政治立场，或者在后记中感叹“唉，并没有一帖能够为任何一个世界带来经济发展的魔药”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负责任、有良心、虚心的经济学家的谦卑：在经济学所关注的经济价值之外，其实还存在着政治学关心的公平价值、社会学关心的社会价值、心理学关心的人类满足的价值甚至生态学关注的生态系统的价值；在资本主义、自由放任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之外，其实还有可能存在着另一条注重公义、社会、个人满足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全然不同的全球化路径。只有抱持这种自信与谦卑，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才能变得更为可爱、可亲、可敬、可信。（原刊《南方都市报》2008年6月9日B19版）
别读歪克莱因的好经
来访中国次数最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是哪一位？答案应该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他访问中国的次数竟然超过五十次！克莱因与中国的缘分匪浅：1979年，率领“文革”后第一个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华的正是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兼计量经济学会主席的克莱因；次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他再次来华，举办了鼎鼎有名的计量经济学暑期讲习班——即有着“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为中国培训第一批计量经济学人才；此后，他一直与中国学界和学者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这样的情结或许也和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参加美国共产党的经历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克莱因的贡献在于“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对现实经济中实际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算，建立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多年来，克莱因致力于构建与发展LINK计划，将各国关于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计量经济学模型“链接”起来，以形成一个全世界的宏观经济模型。在他的努力下，国务院在1985年终于“批准中国参加克莱因的世界经济预测模型系统”，并促使统计部门放弃多年来使用的苏式“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转而采用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体系。
在担纲主编的新书《如何进行国家经济预测？》（The Making of National Economic Forecasts， Edited by Lawrence R.Klei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9年10月版）中，克莱因与各章作者一起介绍了通过LINK计划发展起来最为前沿的预测技术方法与最新的预测结果。书中强调了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经常性的、短时距的经济预测成为可能——潜在使用者的更高要求以及大量资料数据的更容易获得，使宏观经济预测已经由以前常用的年度、季度、月度预测推进为涉及每周、每天甚至每小时的预测，而书中所提及的预测技术的使用范围则涵盖了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各式各样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与转型经济体。
这本书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枯燥严肃，细读起来可以说饶有趣味、别开生面。例如，身为发达国家的德国，由于在二战后一度被分割为两个独立经济体，即使在成为西欧经济体量最大的统一国家后依然缺乏足够时长的全国统计数据，因此需要采用更短时距的统计技术；相反，墨西哥虽然只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因为政局稳定、国土固定，其充足的经济数据记录可以回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而且其身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近邻以及最主要的劳动力来源地，因此对墨西哥进行的研究是相当有趣和有意义的。书中的研究还密切关注与比较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各自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亚洲巨人之间的较量，认为中国在重视政治稳定性与划一性的前提下强调经济政策指导与规管，并一再宣称自己要以“中国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印度的经济学家与政策执行者们宣称自己秉持“民主的原则”来发展经济，预计印度未来的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紧随中国的预测值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一之后位居亚洲第二。这一结果自是见仁见智，但其背后的科学分析方法与研究过程依然值得重视与关注。
在序言中，克莱因特别提到，在2002年时，曾有部分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的官方GDP数字，认为它们是“被夸大了、不可信的”。当时，克莱因与奥兹马库合作撰写了《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估计》一文，根据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的年度数据，对电力、煤炭、原油、钢产量、粮食产量、民航运输、实际工资、消费价格指数等多个指标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结论是：这些从不同资料来源相当独立地收集得到的指标对中国经济来说具有广泛代表性，而它们的变动与中国官方所公布的GDP数字的变动是一致的。克莱因指出，这并不是支持或否定了中国官方的GDP数字，只是说明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统计结果。
耐人寻味的是，书中关于中国一章的标题是《预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在文中更多地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为推动因素而非成就的客观反映，因为它们“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与相应的投资活动”。而早在冷战时期便对前苏联的经济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深有研究的克莱因在用类似方法考察俄罗斯的经济后，特别强调“俄罗斯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动态与其他非转型的主要经济体非常近似”，但他并未对中国下此结论。这隐隐透露出一种值得引起注意的思想倾向：质疑甚至努力证伪那种认为印度式民主或俄罗斯式休克疗法带来混乱和缓慢、而东亚发展模式则代表稳定与高效的观点。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曾说过：“在计量经济学领域中，很少有人像劳伦斯·克莱因那样拥有这么多的追随者和这么大的影响。”但无论克莱因如何曾具有左倾背景、如何长期亲华知华，在西方社会成长与生活、接受过最为系统与正规的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他，无可避免地会抱持着这样的信念：无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只有回到良好的、健康的、关注大众福祉的市场经济轨道上来，摒弃病态的、虚伪的、只为少数人谋幸福、只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模式，才是经济真正成长、国家真正富强、社会真正进步之日。经济预测绝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克莱因的中国学生们如果只关注如何在技术上、方法上、表面上以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的外衣去包装抽象笼统、暧昧模糊、意识形态化的先设统计数字与官定结论，那么他们只是学到了器物层面上的皮毛却放弃了真正值得坚守的精神内核，有意无意地读歪了自己老师的那本好经。（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27日AII-11版）
数学工作者漫游经济学王国
“这是一本数学工作者写的关于学习经济学的体会的书”，《数学与经济》（史树中著，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开篇第一句话透出的谦逊淡泊，或许让你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位在我国金融数学与经济数学领域多有建树的著名教授。而当你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这部妙趣横生的作品，或许更是很难相信这其实是一本再版书。十八年来，它丝毫不显陈旧过时，却能因其在数学与经济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与史料、因其严谨深邃的理论探讨与流畅优美的文笔、因其饱含的作者对数学与经济学教育的挚爱与热情，出版后便在数学和经济学领域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2000年更被评为“科学家推介的二十年来一百部科普佳作”之一。
唯一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常阅常新的佳作在十八年后的再版，却是为了纪念刚刚逝世的作者史树中教授。史教授先后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任教，在凸分析、非光滑分析、集值分析等纯数学领域都做出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并长期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金融数学的教学、科研与应用工作。
《数学与经济》既以时间梳理了数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历史、经济学运用数学而发展的历史、数学借助经济学而提升与拓展自身的历史，又着力辨析和讨论了可用数学研究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等常引发争议的问题，还分别介绍了数学在生产与消费的最优化、一般经济均衡、计划和市场、竞争与互利等经济学不同方面的应用。最难能可贵的，是史教授在数学与经济学两大领域、介绍理论与联系应用两大目标之间高超的平衡能力。普通读者可以从书中的历史回顾部分读出演义和列传式的风云变幻和名家角力；对经济学的效用与偏好问题、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比喻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问题有所认识的读者，可通过本书进一步学习相应的数学知识。正因如此，本书既可成为“供数学工作者参考”的“经济学王国的导游手册”，又可为经济学工作者提供有关数学知识的整理与指引，更为对这两方面都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一幅数学与经济学关系的“鸟瞰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史教授在巴黎第九大学的决策数学研究中心进修期间，通过接触国外数理经济学家，开始对国外数量经济学的理论与实际应用产生了兴趣。但真正驱使他从纯数学研究转向更为偏重经济数学教学科研工作的，却是1981年一位访华的美国经济学教授的发言——“对我国曾有过的某些经济指标，他与他的同行不需五分钟就可以断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计算需要多少钢、多少能源等等的数学。”正是这位洋教授的一番话，使得史教授决定“应该尽我的绵薄之力，让中国多几个人来懂得这样的数学”。二十多年过去了，史教授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系经济数学专业及其衍变的金融信息技术系，培养了大批从事数学与经济学教学、研究与应用工作的学生。事实上，教授笔者硕士阶段“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的一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便是史教授在南开大学数学系的学生，笔者也曾就一些学术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求教于史教授并得蒙先生悦纳与教导。笔者在此只愿能忝称学生，向史教授敬致一句，“先生，您走好！”
史教授在本书前言中感叹，自己更愿意将本书取名为《一位数学工作者在经济学王国中漫游》，因为“所谓漫游，就是说像个旅游者那样，作为他乡客，闯进了一块不熟悉的土地；只见那里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于是就四处乱走，尽兴观光；边走还边以他乡的眼光随发议论”。这虽是过谦之辞，却也不妨看作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如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困境与乱象的针砭与警示。不少有识之士固然对经济学界越来越强调地运用数理分析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的趋势表示忧虑和不赞同，但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与其纵容某些丝毫未能掌握当代经济学理论脉络与框架、既唯上又不读书的“著名经济学家”天花乱坠、信口开河、不可证伪，倒不如更多地强调经济学通过数理化而达致规范化、严谨化，促进同行评议体制的建立、国际交流的加强与健康的学术气氛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能收入由著名数学家、原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教授主编的“数学科学文化理念传播丛书”，并能将给书店的上架建议定为“科普”类图书，可以说最为恰当不过。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样的一种环境中，我们至为需要的不是数学抑或经济学，而是摒除浮躁、弃绝虚饰、求真务实、辛勤扎实的科学精神。（原刊《南方都市报》2008年12月14日B26版）
我们为什么成为不了巴菲特？
在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电影的《公民凯恩》中，报业大亨凯恩在临终时喃喃自语的“玫瑰花蕾”，原来不过是自己童年时代至为珍爱的雪橇上的刻字。这个谜一般的符号，见证的是美国梦想与资本主义神话下的复杂人性，以及一个什么都不缺却几乎失去了所有一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