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或许应该是最不分男女的职业，体力、姿态、心境、脑力统统可以抹掉性别概念于职业的影响。但这些当然又是一种虚妄的说法，作家其实也应该是性别差异最显著的职业，因为从一开始，他们的性别已经决定了他们不同向度上的各自发展。男人，女人，在写作这件事上都各有说法，无论你怎么涂改、掩饰，其实内在逻辑都已经从最开始就已经深入了作品的核心部位。
唱戏演戏的有反串的说法，早有梅兰芳，今有小沈阳，那写作呢？似乎并不存在反串的说法，因为历来作家都应是“通用”的，男人以女性视角写故事，或者女人以男性视角写故事，都是题中之意，古往今来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2010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奖得主魏微，是从南京被引进到广州的女作家，她2010年出版的《拐弯的夏天》正是一部以男性视角为叙事主题的长篇小说。性别符号最好不要轻易贴，因为大多情况下过度强调性别会招来人的反感——你只需把我看成一个写作者即可，男女又有什么所谓呢？这大概是大多数作家都会讲的，但其实，真的没所谓吗？或者说在阅读其作品的同时真的能忽略这样一个区别吗？以个人的狭隘视野来说，在读过的称得上好的作品中，都是性别清晰可辨并直截了当的作品。还可以更绝对地说一句，至今还没看过小说家“反串”成功的作品。
《拐弯的夏天》讲述的是一个少年如何爱上一位年龄远远大于他的女人，以及他们爱的过程、细节。女人自然美得无与伦比，身份是骗子，少年是叛逆少年，家庭破裂，出走成为必然，邂逅成为必然，爱得死去活来、身心俱疲、皮开肉绽也是必然。如此强大的逻辑，缺少的却是天然的美，各种细节的合理性仿佛精雕细琢过的艺术品，而远非生活本身了。
故事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叙事凌乱，语言等形式上的慌张，恰好可以说明叙事者的准备不足。“我从不试图，要对我这一生作出总结。”“我说，我已年过三十。”这些散漫而无根基的句子，似乎在张扬一种缥缈的叙事能力。“我开始看色情读物和地下手抄本，比如《少女之心》。我们总有办法弄到这一类的书籍和连环画。我想说，那是1984年前后的中国，自由风气已渐渐复苏，即便禁锢如中学校园，我们也有自己的方式去了解性。”语言上的凌乱，逻辑上的牵强，让人能感受这是一种不够自信时的产物。在最后的引文中，夹杂着混乱的童言与知识分子口气，这种“乱”来源于叙事者的内心，不自信？还是不够力道？
叙事者企图在故事的开端，将人物后来发生一系列故事的背景交代清楚，比如后来爱上年龄是自己两倍的女人的少年在此前是如何成长的，在破碎的家庭如何培养了一颗叛逆内敛的心肠，但这种环节的交代充满叙事者的一厢情愿。比如继母于家庭中的位置，很努力地成为一位合格的继母，但少年就是不喜欢，继母“也常常自卑”这种过于主观的判断出现在一段故事的情节中，非常碍眼。“阿姐，遇见你，我生命的历程变得紊乱，无章可寻。我心甘情愿地陷入你的泥潭里，身不由己，不能自拔。我充满了罪恶感，变得疲惫，虚弱，时刻充满恐惧。”这些均是直截了当的正面交代，而非展开描写——通过事件交代，这是主人公遇见“阿姐”后的一段重要变化，本应该属于文学作品里妙笔生花用故事、细节来呈现的部分，可作者就这样干巴巴地统统用形容词带过了。
在写到少年心境时，作者又一再跃进了妄自揣度的误区，少年的一个朋友因为一场斗殴不幸被打死，平时一起玩的朋友突然永远消失，让少年心里产生一些变化。他想用一系列成功来“安慰一个好友的在天之灵”。如果较真地说，你的一个死因跟你没什么直接关系的朋友，真需要你的安慰吗？即便需要，那用自己的“出人头地”式的成功可以安慰一个在你身边死去的人吗？毫无疑问，这是价值观上的庸俗。
形式上的慌乱，逻辑上的牵强，语言上的迫不及待，以及价值观上的难以让人接受，一言以蔽之，是叙事的角度造成了错乱和障碍。女作家进入男人的世界，用他们的视角来看世界，这种“反串”并非不可以发生，但当慌张感一再呈现出来时，只能说这种虚构本身是虚弱的，这种虚构没有产生任何力量，反而暴露作者虚妄的自信和难以令人满意的想象力。
叙事角度的问题，而非作家本人的单薄，因为作家至少有《异乡》这样的充满张力的作品。条件一般的女孩，融进离开家乡漂泊异乡的人流中，颠沛、困惑、无聊、无助，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切缺乏理由，没有自我，没有未来，将自己的可能建立在别人身上，可就这个“别人”，也并非真的时时存在。异乡的女孩们相继回到老家，葬送掉时间和青春，然后成为异类……这应该是一篇虚构的作品，同样是小说家用虚构和想象力完成的玩意，但这一次作家对人物的揣摩逼真到位，并且使之精准地对位于这个时代的某个特征。少了隔空打牛的凌空蹈虚的困境，而是将一个漂泊在大城市的女孩以及这个时代的困境与盲动结实地呈现了出来。“母亲唤了一声子慧，突然哭了：‘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回来，咱们明天就回家！不待了……外面有什么好啊？子慧你别忘了，你好歹也是教师，读书识字的人，你爸爸是校长，咱们是体面人家。吉安什么没有？你回来安心教你的书，妈求你了！’”这样撕心裂肺的哀嚎，是当下社会的某个日常生活里难为人知的暗点，它时而暧昧，时而清晰，总可以成为普通人不够幸福的证据。
魏微并不是一个缺少对这个正在发生的时代有着深刻而准确洞察的作家，在《异乡》里她曾这样描述：“这二十年来，正是大量中国人热衷离开的年代。他们拖家带口，吆三喝四，从故土奔赴异乡，从异乡奔赴另一个异乡。他们怀着理想、热情，无数张脸被烧得通红扭曲，变了人形……”这种谜团般的现实和经典式的悲剧力量，在作者不费力气的笔墨中轰然而至。
反过来举这样一篇小说作例子，并非要说作家只能以同样性别的身份去写故事，而是虚构的力量的确跟一个人的“储备金”有关，这甚至无关才华什么事，当储备不足够时，只能是产生错乱、虚妄的笔下人物。与其说作家需要不断挑战自我，在叙事和形式上创新，还不如说不去写那些自己并非掌握了然的“领域”，已经是一位及格的作家了。当然，及格这个低标准，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的，要么挑战成功，要么暴露平庸本质，任何人都可以试试看。
《拐弯的夏天》就如同一个口袋里装着五百块人民币来到上海证劵交易所的人一样，他此时的自信和真实实力不可能超过五百块与大屏幕上巨大而随时跳动的数字之间的差距，此时此地他能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吗？尽管这是一个实现这种梦想的场地，尽管这里曾发生过那么多传奇般的暴富故事，尽管那些发财的人看上去并不比你聪明。但显然，对于一个怀揣五百块的你来说，这仍不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
魏微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我看来是一部低质量华语小说的典范。是不是当一个自恋过度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年老之际，就一定会交往一个小男孩（至少是幻想）？这种疑问的产生是因为太多的电影和小说在重复这样一个主题了。年长但姿色不赖的妇女，年少但聪明剔透的少年，交织出的爱恨迷离本来就没那么迷人，被女作家不像那么回事儿地一写，就更潦倒得无法阅读。立意和写法都难逃相似和不踏实的痕迹，《拐弯的夏天》尽管写得足够细腻，故事也充满隐秘和离奇，但依然属于难看的小说。太多的似曾相识和俗气的情节，以及无时代背景的虚拟写作，都成了它失败的理由。我以为，这种失败对作家而言与储备不足有关。（原刊《时代周刊·时代阅读》2011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