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包括整个战场的这些大规模作战中，还有可能涉及地球大部分地方的海上竞争中，历史经验具有比较明显和经久的作用，因为许多条件是较长时期不变的。战场可能大些或小些，困难可能明显或不明显，敌对两军会有强有弱，必要的调动有难有易，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规模和程度的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随着蛮荒被现代文明开发，随着通信手段倍增，道路开拓，河流上架起了桥梁和食物来源不断增加，作战活动也随之变得更容易、更迅速、更广泛，但是作战行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仍然没有变。当用马车运送部队代替徒步行军时，当火车代替马车时，增加了作战距离，或者也可以说缩短了作战时间，但是诸如决定应当集中兵力的地点、需要运动的方向、要进攻敌阵的哪一部分，以及保护交通线等原则都没有变。在海上也是这样，从提心吊胆地由一个港口缓慢地航行到另一个港口的单层甲板桨帆战船，发展到可以大胆地航行到天涯海角的帆船，又从帆船发展到我们现在的蒸汽舰船，海军作战行动的范围扩大了，速度变快了，但海军作战的原则，却不用改变。因此，之前引用的二千三百年前赫莫克拉蒂斯的讲话中所蕴含的战略思想，其中的一些原则和当时一样，现在也适用。在交战双方的陆军或舰队进入“接触”之前（用“接触”这个词可能比其他的词更好，它指出了战术和战略之间的界限），有很多事情需要决策，其中包含了战场的整个作战计划。这些计划包括了海军在作战中的职能；海军的真正目标；海军应当集中的某一地点或某些地点；修建燃料和各种补给的仓库；保持这些仓库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畅通；还包括研究作为一种决定性或辅助性的作战行动——破坏贸易战的军事价值，以及破坏贸易最有效的方法——采用分散巡航或者是采用重兵把守商船必经的一些重要交通枢纽。所有这些都属于战略问题，而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记载。最近在英国海军界展开了一次有意义的讨论，主要内容是关于英国两位有名的海军将领，豪勋爵和圣文森特勋爵，在同法国作战时，部署英国海军采用的方针功过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完全属于战略问题，而不是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这也是当前极其重要的问题。海军部署所依据的原则，现在和当时一样没有变。圣文森特的方针挽救了英国，使其免遭入侵，而在纳尔逊将军和他的同僚手中把英国直接引入了特拉法尔加角海战。
所以，在海军战略方面，过去一些有价值的学说，其重要性仍然没有减少。这些重要学说不仅可以用来阐释原则，而且在条件相对未变的情况下还可以用来作为先例。当从战略角度考虑需要使舰队在某一地点投入战斗时，从战术的角度来看，不一定十分正确。人类在不断进步，武器也在不断地变化；随着武器的变化，必然引起作战方式的不断变化，即部队或舰队在战场上的运用和部署发生变化。于是在与海上事件有许多关联的部门出现了一种倾向，认为研究过去的经验没有什么用处，并且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尽管出现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不仅完全看不见那些让各国把舰队部署于海上的、决定舰队活动范围的、已经改变的，而且会继续改变世界范围的那些广泛的战略要素，甚至对战术的看法也是狭隘和片面的。过去一些战斗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作战人员战斗时是否能贯彻作战原则。因此海军若仔细地研究这些战斗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仅会发现而且逐渐领会这些原则，还会不断地把这些原则运用到舰艇和武器的战术中去。他还会看到战术的变化不仅发生于武器变化之后，而且还会因为武器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武器的改进大都是因为少数人努力而达成的，武器和战术的两次变化间隔时间会相当长。而改变战术原则必须战胜保守阶层的惯性思维，而这种惯性思维非常顽固。只有真正承认每种变化，认真研究新舰或新武器的威力和局限性，继而采用适应于它们的特点的战术，才能够纠正这种惯性思维。历史已经表明，希望军人们都努力这样做是徒劳的。但是如果有人能承认这种变化，那对于作战将大有裨益，因为即使获得的是教训，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一位法国战术家莫罗盖的见解，他在125年前这样写道：“海军战术是建立在各种条件基础上的，引起这些条件变化的第一个原因是武器，武器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武器的变化反过来必然引起舰艇构造的变化，舰艇操作方法的变化，最后引起舰队部署和舰队指挥的变化。”他进一步阐述，“海军战术不是一门以永远不变的原则为基础的科学”，海军战术更易于受到批评。更确切地说，这些战术原则的运用要依据武器的变化而变化。战略原则的运用也会不时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很小的，因此承认战略的基本原则较容易。上面的阐述对于我们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些说明这个题目的例证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1798年的尼罗河之战，英国舰队不仅彻底击败法国舰队，而且对摧毁法国与拿破仑在埃及的部队之间的交通线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次战斗中，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为大战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它被誉为“备战时期和战斗进行期间结合很好的艺术”。当时进行的特定的战术配合取决于一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条件，即一支锚泊舰队的下风舰船，在舰队的上风舰船被摧毁之前，无法去支援它们，但是构成这种战术配合的一些原则，即选择敌队形最不易得到支援的部分，用优势兵力去攻击它，这些都还不曾过时。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在圣文森特角海战中，用15艘战舰战胜了27艘敌舰，尽管这次敌人不是在锚泊，而是在航行途中，但他也是按照上述那些原则战斗的。然而，人们有时对各种稍纵即逝的情况的印象，似乎比对处理这些情况的永恒性的原则的印象更深。相反，对纳尔逊的胜利在战争进程中起到战略作用包含的一些原则，不仅较容易认识到，而且已经看出这些原则也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法国在埃及冒险行动的成败，取决于它的海军能否保持其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畅通。尼罗河之战的胜利使英国摧毁了唯一能保证交通安全畅通的法国舰队，并决定了法国最终失败的命运。人们不仅很快发现这种打击是按照打击敌交通线的原则进行的，而且还会看到这种原则现在也是正确的，并且无论是在单层甲板桨帆战船时代，还是在帆船时代或蒸汽舰船时代，也一样是正确的。
但是，现在有一种轻视过去的错误看法，认为那些都是过时的东西，加之人们生来的惰性，甚至无视海军历史中蕴藏的那些长期有效的战略教训。例如，有多少人不是把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把纳尔逊获得的荣誉及其天赋才能看成是一件异常伟大的孤立事件呢？有多少人向他们自己提出这个战略问题，即“舰队是怎样恰好在那时那刻到达的呢？”又有多少人认识到特拉法尔加角海战是持续一年多的伟大战略戏剧的最后一幕呢？在这场戏剧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位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拿破仑和纳尔逊在相互较量。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的失败者不是法国舰队司令维尔纳夫，而是拿破仑；获胜的不是纳尔逊，而是被挽救的英国。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的联合行动失败了，而纳尔逊的直觉和能动性使英国舰队继续不断地追踪敌人，并使其在决定性时刻赶到战场。特拉法尔加角海战的战术，尽管细节还有待论述，但其主要特点符合战争原则，并且英国人的大胆行动已被当时的紧急情况和海战的结果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英国人在备战阶段的效率、实施过程中的活动能力和干劲，以及战前几个月英国指挥官的思维方法和观察方法等方面的一些主要经验都是战略经验，并且至今仍然很重要。
在以上两场战役中，战争都取得了合乎规律的、决定性的结果。现在可以引用第三个战例，在这个战例中，因为没有取得上两次战斗中所取得的那种确定的结果，所以对应该做些什么更容易展开讨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法国和西班牙于1779年结成同盟反对英国。联合舰队三次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其中一次风帆战舰总数竟达66艘，由于英国舰队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不得不躲在港内。当时西班牙的主要目的是收复直布罗陀和牙买加，为了进攻直布罗陀这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法西同盟从海上和陆上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可是这些攻击都是无效的，因此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纯属海军战略问题，即法国和西班牙用控制英吉利海峡，攻击英国港口的舰队，破坏贸易和入侵本土来威胁英国，是否会比竭尽全力直接攻击英帝国这个远距离的、非常坚固的前哨基地更有把握呢？长期没有遭到入侵的英国人对入侵恐惧万分，如果突然使英国人动摇了对舰队的充分信任，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使他们丧胆。不管最后如何决定，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战略要点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当时的一位法国军官提出了另一种方式，他主张直接大举进攻西印度群岛的一个可以用来与直布罗陀交换的岛。英国人不可能放弃控制地中海的要塞，去换取其他任何海外领地，英国可能为挽救其家园和首都放弃这个要塞。拿破仑曾经宣称他要在维斯瓦河畔[4]重新夺回本地治里[5]那样的地方。如果他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像联合舰队于1779年曾短期控制它那样，对他通过威胁英国海岸占领直布罗陀那样的地方还会产生怀疑吗？
为了更好地牢记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战略研究的素材，同时通过史实来说明战争原则这一事实，再举两个例子，这两个战例发生的时间，比本书所涉及的起始的时间还早。一次是在东西方两强之间在地中海进行的两次大较量期间，其中一次使闻名世界的大英帝国处于危急之中。人们可能会提出，这两次大较量中，敌对舰队怎样碰巧都在相距这样近的亚克兴和勒班陀相遇的呢？这纯粹是一种巧合吗？或者是由于已经重复出现和可能再一次出现的情况吗？[6]如果是后者，研究出这种情况发生的缘故是值得的，因为如果再次出现一个像安东尼或土耳其那样的东方强国，它们的战略问题将是类似的。目前看来，海权的中心确实主要是在英国和法国，并且以压倒之势存在于西方。但如果出现某种机会，俄国除控制它现在已经控制的黑海低地外，又占领了地中海的入口处，那么，目前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将会完全改变。现在，如果西方一致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会立刻停止对抗，像1854年那样，他们一起到黎凡特地区[7]去，或像1878年一样，英国单独前去。一旦出现这种变化，东方会像从前两次一样，在半路上与西方遭遇。
在世界历史一段非常引人注目、非常重要的时期里，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海权在战略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影响。现在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材料，能详细研究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8]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所遗留的一些迹象已经可以断言，海权在布匿战争中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对于这一点，我们还不能只依据所掌握的一直留传下来的特定事实，进行一种正确判断。因为像往常一样，这一时期海军的活动情况被忽略了。为了从很少的迹象中，依据对于一些著名历史时期的可能了解，得出一些正确的推论，有必要去熟悉全部海军史的详细情况。无论怎样有效控制海洋，都不意味着敌人的单舰或小型分舰队不能溜出港口，不能经常横渡汪洋大海，不能骚扰、袭击一条漫长海岸线上的未设防点，不能进入被封锁的港口。相反，历史已经表明，无论双方海军实力相差多么悬殊，较弱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可能逃避这种封锁和控制。所以战争第四年，罗马军在坎尼惨败后，迦太基海军将领伯米尔卡成功使4000名士兵和一群战象在意大利南部登陆；第七年，伯米尔卡又突然避开了位于叙拉古外海的罗马舰队，再次出现在当时汉尼拔控制的塔兰托；汉尼拔也多次向迦太基派遣船只传递公文，甚至最后汉尼拔率领残余部队又安全地撤回非洲，而这一切与罗马舰队全面控制海洋或控制关键海域并不矛盾。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迦太基政府可能不断给予汉尼拔支援。实际上，汉尼拔并没有得到这种支援，但上述这些事实自然会造成迦太基政府已经支援汉尼拔的印象。所以有必要通过仔细调查已经明确的事实，来很好地证实罗马海上优势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说法。只有这样，才能对海权对战争影响的性质和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估。
蒙森[9]说，战争开始时，罗马人控制了海洋。不管是哪一种原因或哪几种原因，原本不是海洋国家的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海军已经超过以航海为业的对手迦太基人，建立起海上优势，并继续保持了这种优势。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没有发生重大海战，但从这种情况的本身和其他已经查明的与其有很多关联的事实，可以看出罗马依然具有类似于其他时期具有的这种海上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