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醒来时已经忘了身在何处，因为过去这一个月我时不时得在不同的地方睡觉：我睡过草丛、汽车后座，也睡过3星的汽车旅馆和特伦特硬邦邦的弹簧床。我差点叫出声，但这时我听见了空调发出的“嗡嗡”声和卡通片里的中文对白，这才缓过神来。
我的脑袋发沉，几乎没办法从枕头上抬起来。床单不知怎的像包裹骨折的手臂一样缠绕着我的身体。窗边的一张椅子上，我的行李箱拉链被拉开，从家里带来的东西散落一地——闹钟收音机，我三年都没穿过一次的运动衫，一个我从来不用的首饰盒——尽是些没用的东西。那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根本不知道我是谁的人帮我整理的，像是久未联系的父母胡乱猜想着我最喜欢的颜色，猜想着我是喜欢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猜想着我是支持麦当娜还是劳帕[1]。
墙上没有画也没有照片，只是一面光秃秃的石灰墙。要是我有一支笔，我就可以像在新西兰学校厕所里那样在墙上涂鸦，或是划下一道道斜杠来记录岁月的流逝。
不一会儿，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爸爸已经下班回家。他西装笔挺地站在床边，松了松领带，然后又把一颗蓝色药片放在了我手里。
我这样日复一日的昏睡状态，只有在我必须离开房间去上厕所时才会被短暂打断。我不理会任何人。钟思在走廊上一见到我出来就开始往后退去。西莉亚偶尔会问我要不要吃东西。
我上完厕所，趁着还没完全醒来赶紧回到床上。通常我都能骗自己说上厕所也只是我做的一个梦，这样我就能很快睡着。就算我醒着，我脑子里想的都是睡觉，于是很快，我每天不吃一颗蓝色药片就坐立难安。
一天晚上，我让爸爸多给我一颗药，但他拒绝了。或许他以为我会把药藏在腮帮子里或是上嘴唇和牙齿之间。
那吝啬的一颗药已经再也不起效了。于是我整夜整夜地躺着，睡不着，却也醒不了。
我脑子里尽是些疯狂的念头。我想象我知道是谁开枪打死了约翰·肯尼迪。我穿越到未来，而不是你们想的过去，去寻找答案。我在未来还学会了昆虫的语言，所以我回来以后，听见空调排风扇里的蟑螂们正在密谋趁我睡着的时候对我发起进攻。
楼上公寓里，有人在学钢琴。有时候他们弹得很好，但有时候他们犹豫不决，一停一顿得好像谁一惊一乍的呼吸。
我在抽屉里找到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把频道调到BBC。我最喜欢听《若即若离[2]》和《时代的符号[3]》。我把收音机放在枕头底下，假装这些歌是直接唱给我听的。
我侧躺的时候能看见窗外的景象。我们住在15层，所以我基本只能看见其他楼的楼顶。在一个楼顶上，有个男人每天在那里打太极拳。他摊开手掌，先出左手，再出右手，动作缓慢而有力。小鸟在他旁边的晾衣杆上蹦来蹦去，歪着脑袋观赏他的舞姿。
晚上，我看见远处的两轮明月。那是跑马地马场里的照明灯。我想象着赛马在马场里绕着跑道奔跑，身形瘦小的骑师穿着颜色鲜艳的缎面服装，地上散落着被人撕掉的彩票。
我开始梦见自己翻出窗户，像个旋转的车轮一样在空中翻跟斗，像展开翅膀一样伸展我的手臂，然后把它们紧紧地贴在身体两侧，像个火箭一样一头冲向地面。
我仔细检查了下窗户。但是它们被钉死了。我也不能把它们砸了，因为它们是能顶住热带飓风的双层玻璃。
于是我只能回到床上，默默地希望我的心脏能就此停止。
在我的房门外，就算没有我，生活也照常继续，每天都一成不变。早上6点，爸爸起床准备上班。他会冲个澡，用去屑洗发水清洗他那头粗硬的卷发，刮胡子，然后用“黑人牙膏”刷牙。
接着他走进厨房，拿出一罐“果汁先生[4]”给自己倒上一大杯橙汁，然后走进客厅。钟思会在那儿趴着看动画片，而爸爸总是过去揉揉她的头发，在她的咯吱窝挠痒痒，要不就去突然吓她一跳。
“住手，特里！”其实她只是假装生气而已。
等一切就绪，他关上公文包，却从来都懒得锁上密码锁，接着拍拍胸口的口袋确认带上了他的乐福门烟，然后下楼去打车。
晚上6点左右爸爸下班回家，他会提议大家出去吃饭，如果是吃印度菜，他往往会点羊肉红咖喱，然后被辣得满头大汗。如果他想吃中国菜，那么去的就是“翠园”。他会点上一堆菜，像是红烧肉、炒饭，或许还会点上一盘鸡爪，然后看着那些穿旗袍的服务员，露着纤细的大腿在桌与桌之间优雅穿行。
每当他想家时，他就会提议大家去“怡东酒店”，因为那儿有新西兰岩牡蛎。他或许还会点一份黑椒牛排，最后再来一小份榛果巧克力糖，这才心满意足。爸爸给小费的时候非常大方。
注释：
[1]辛迪·劳帕（Cyndi Lauper），美国创作歌手，制作人，演员和同志权利运动家。——译者注
[2]爱尔兰的摇滚乐队U2的作品《With or without you》，在《滚石》评出的最伟大的100首英文歌曲中高居第八位。——译者注
[3]英国摇滚乐队Simple Minds（头脑简单）的作品《Sign of the Times》。——译者注
[4]果汁先生（Mr.Juicy）是香港最大的果汁生产商和经销商。——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