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秋天，雷震从上海抵达日本东京，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高中毕业后，他原本想投考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藉此观光和瞻览历朝的文物和建筑”。未料，等他赶到杭州，试期已过，不免有点失望。在下榻的旅馆中，得遇梅溪镇金正容先生。金先生正准备赴日本留学，与雷震素不相识，只是出于结伴之心，拼命地劝说一同前往，称此间从上海赴日本的船费比去北京的车票还要便宜，而且，到了日本之后，有“公费”可读。尽管雷震对金先生所说的这些，没有多少了解，但觉得去日本读书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尤其当金先生无意中透露一个消息，雷震在梅溪高小时的业师刘式玉也准备前往日本留学，雷震动了心，决计东渡留学。
从杭州回到家中，雷震将此事禀告给母亲，陈氏在惊闻每年需要五百银元巨额学费之后，沉默未语。但这位目光远大的母亲，并没有阻拦儿子的鸿鹄之志，“在风气相当闭塞的我们乡里，把出洋留学看做了一件大事，母亲为我筹措了一笔留学的经费，确实费了不少的苦心。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阶段，终于是年阴历九月初五日由家乡起程”[38]。陈氏亲自将儿子送到湖州府，雷震将在那里与刘式玉、金正容及同学潘梓余等人会合，一同赶往上海。
就在前夜他们从长兴乘坐夜航船往湖州时，陈氏的水烟袋被人偷走了，她半夜起来要抽水烟却找不到，不免有点懊恼，心生疑惑。第二天，陈氏在府城的城隍庙内看到一个“测字”小摊，突然停了下来，想测一测儿子此行吉凶如何。她从一大堆纸卷里取出两个字，问：“向东方去好，还是向西方去好？”测字先生装模作样，将这两个字放在洋铁皮板上左拆右拆，慢条斯理地说：东行啊！大吉大利……伫立一旁的雷震不禁松了一口气，他实在害怕这位测字先生在此时会说出相反的断语，陈氏也多少感到有点宽慰。十天之后，雷震等人乘坐一千六百吨的“筑岛丸”号从上海起航，经由黄浦江向东而去。这一年，雷震十九岁，正式更名为“雷震”，字儆寰。
雷震到达日本后的第一个目标，是准备参加1918年夏天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考试，由此进入一所高等学校；等毕业之后，再报考日本最高学府之一东京帝国大学。雷震从未学过日语，不识日本文字片假名五十字母，必须先从语言学起。他进入神保町的东亚预备学校，突击学习日语和英语。东亚预备学校除设有“日文班”、“英语班”之外，还有“数学班”和“理化班”，是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校长松村龟次郎先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通。在晚清时期，曾经到中国东北教过书，比较熟悉中国留学生的情况。大约半年后，雷震又进入“数学班”补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课程。他与同来的刘式玉、金正容等人厕身于东京的“锦辉馆”，名字听起来十分悦耳，其实，这是一家条件极其简陋的小旅馆，雷震住的那个房间什么陈设也没有，仅有三叠席子。
1917年5月7日，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大手町卫生院召开会议，以纪念日本政府对中国所提“二十一条”而发出最后通牒的“国耻日”，较之国内5月9日为“国耻日”提前了两天，原因在于5月7日是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之日，留日学生即以此为“国耻日”，5月9日为袁世凯签字之时，中国各地在“七七事变”之前，则以此定为“国耻日”而举行大会。这是雷震到日本后第一次参加留日学生举行的公开活动，从这以后，他每年都要参加这样的纪念大会，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大都也是这样。
这一天，出席者约有千人之多，楼上和楼下，座无虚席，几乎都是留日的中国学生。纪念大会于上午9时正式举行，由东京帝国大学学生王兆荣担任主席。王兆荣在开场白中阐述了纪念大会的意义之后，邀请革命党人张继、戴季陶两位先生上台作演讲。雷震清楚地记得：“……张先生先讲，他穿着白胶布学生装，精神奕奕，容光焕发，讲演时捶桌顿脚，口中白沫四飞，慷慨激昂，语惊四座。戴先生则穿着极其考究的日本和服，外罩‘羽织’（haori）[39]，说话时慢条斯理，用上许多学术上的名词，颇有教授先生在课堂讲书析理的风味。”[40]这次纪念大会开了近三个小时，至中午12时才散场。说起来，为留日中国学生会所发起，幕后实际组织者，却是中华革命党（即国民党）东京支部。大会结束后，张继、戴季陶二人余兴不止，邀约参会的部分年轻人谈话，雷震是其中一位。
张、戴二人为追随孙文从事革命的骨干人物，与留日学生打交道有着丰富的经验，这是从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党人在不断的挫败中逐步积累起来的。戴季陶出生在四川广汉，祖籍是浙江湖州，算是雷震的老乡。这是雷震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戴天仇”（戴的笔名，日本人称其戴天仇），立刻被他的演说及翩翩风度所吸引。张、戴二人“鼓动式”谈话，对雷震个人来说，无异于注射了一次政治的兴奋剂，雷震决定加入“中华革命党”。
当年革命党人利用留日学生从事推翻“满清”的活动，起到相当有效的作用。这些年轻的学生，与秘密社会“洪门会党”毕竟不同，他们既关心时局，又有专业知识和政治理想，大都对“革命”持认同的态度，稍加鼓动，往往激情高涨，血脉贲张，此时的雷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等人逃命日本。在孙氏看来，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组织不纯所致，“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涣散”，决定从整顿党务开始，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至1919年，孙文再次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以台湾学者任育德的看法，加入政党，对雷震来说是自发的选择，“与当时学生一般，普遍希望改革与救国，建立民主政治，选择入党即成为达成理想的最佳途径”[41]。
当时入党手续极为简便，可见扩充党势之需要，“只要写上自己名字、年龄、籍贯和通讯地址，就算是入党了，党部既未颁发党证，我们也不用缴纳党费，更无宣誓等等形式。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深深痛恨北京政府之腐败无能，和各地军阀割据之自私，看到整个国家快要被他们断送殆尽。在这种悲观和愤慨的当儿，我们相信国民党是一个有现代政治意识的政治团体，如果国民党一旦能够掌握政权，一切改革均可立即进行，而民主政治就可建立起来，国家自然富强，人民也就是康乐”[42]。这是雷震当时对革命党人以及他们的政治目标的一个基本认识，曾经用“五体投地的信仰”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自从参加这样一次纪念大会后，雷震与国民党结下不解之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决定或影响了雷震此后的人生方向。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张继、戴季陶二人的政治经历，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雷震在未来的中国政坛上迅速崛起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可见国民党派系路线的“法统”理念，对于某个人在政治上的成长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张继（1882—1947）是直隶沧州人（今河北沧县）。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留学日本；1902年结识孙中山，次年回国，任《苏报》参议，创办《国民日日报》；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三年之后，赴法国，与友人创办《新世纪》杂志。1924年国民党改组，曾任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张继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出任司法院副院长。从雷震的自述中可以知道，他与张继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并无实质性交往，只是仰慕已久的一位前辈人物，但张继作为雷震入党介绍人之一，这一点，不容忽视，张继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对他多少有点帮助。相反，在与戴季陶的交往中，一直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在雷震的政治起步中，如果没有戴季陶，就没有后来的雷震，戴氏于雷震有“知遇之恩”。
戴季陶（1891—1949）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留学日本，1909年（宣统元年）毕业回国后，曾任《天铎报》主编，以“天仇”为笔名撰写社评，抨击清政府，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首义发生后，回上海参与创办《民权报》。二次革命时，受命在上海、南京联络反袁军事，事败后再次逃亡日本；1916年随孙文返国，次年在广州任护法军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孙文大元帅府秘书长。1920年参与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拒绝加入；1924年国民党“一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发起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1949年2月11日深夜，戴季陶深感国民党大势所去，写下遗书，嘱家人送交蒋介石，尔后自杀身亡。
1927年底，雷震辞去母校浙江省第三中学校长一职，以国民党员身份服务于国民政府。就是在戴季陶的举荐下，直接进入国民政府法制局担任编审之职；次年冬天，法制局并入立法院，雷震被戴季陶征召到考试院担任编译局编撰，并兼任中央军校教官；1929年铨叙部成立，雷震任秘书兼调查统计科科长，1930年兼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学院教授，铨叙部隶属考试院，戴氏为考试院院长，这一切，都不难看出戴季陶在背后的作用。戴季陶自杀时，雷震在沪上协助汤恩伯[43]军事防守，正疲于奔命之中。从雷震的文字中，并没有发现此时与戴氏保持“过从甚密”的记录，尽管他已成为国民党高层核心圈内的人物之一，不乏与这位国民党元老相互走动、交换意见的机会。戴季陶之死，给雷震内心带来多少震动和冲击，不得而知。但以雷震的厚道性格及处事风格，应当不会忘记戴氏当年对他的赏识和举荐。
雷震经张继、戴季陶二人介绍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这一年，二十岁。其时，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年轻留学生，大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党部如有工作分配去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干，即令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不仅一切工作出自己心愿，所有的费用都是自己掏荷包，从未接受党部的任何津贴。党部开会，大家认真讨论，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真是民主之至，谁也不想领导谁，谁也不敢领导谁”[44]。相比之下，雷震却较少参加东京党部的各种活动，主要是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他正在昼夜不停地预备第二年的升学考试，每天要上六至八小时的课。然未出一年，即传出北京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山东胶济铁路密约”的消息，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巨大震动，一下子打乱了雷震内心的平静和苦读投考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