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一度受到浙江豫籍移民家族的歧视，在家中却与长自己二十岁的丈夫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其主妇的中心地位不容忽视。与缄默、憨厚、性温的夫君相比，陈氏机智过人，善于言谈，这个身世并不复杂、不识之无的女人，较之当时一般地位卑下的妇女倒是一个例外。雷震说自己的体格像父亲，高大魁梧，性格与母亲十分相像，虽亦豁达、健谈，但与母亲相比，有时自愧弗如。丈夫病逝后，陈氏一人独撑门户，艰辛备尝，雷震夫人宋英十分敬重陈氏，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自己的婆婆：
儆寰不幸在十二岁时丧父，全靠寡母掌理门户。而乡间欺侮孤儿寡母的恶俗歪风，对他母亲的冲击很大，所幸他的母亲个性倔强，从不认命，更不向恶势力低头，虽是文盲，又是妇道人家，仍敢于到省政府打官司，而且获得胜诉。所以，他的母亲早以雷四奶奶的大名而传闻乡里，大家都尊称为“一乡之长”。地方上要兴办公益事业，固然要与她商量，甚至请她出面倡导。而地方上的大小纠纷，也常需要请她主持公道，乃至不惜专门抬轿子或雇船只请她出面处理。儆寰后来之热心于为人排难解纷，例如到台湾以后，对于民、青两党的家务纠纷，他也愿意挺身介入，多少就受到了母亲的影响。[20]
1938年2月20日，陈氏在家乡被日军硫黄弹击中而不幸罹难，终年六十四岁。直至两个月后，雷震才在武昌惊悉这一噩耗。其时，他随王世杰[21]已离开国民政府教育部，受聘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这是一个闲职，相当于顾问性质，除两周例会之外，平时不用到会办公。雷震当时住在汉口，办公地点在武昌。4月底的某一天，雷震过江去设计委员会，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未贴邮票、显然不是从邮局寄来的信。拆阅之后，获知两个月前母亲陈氏已在家乡遇难。写信人是浙江安吉县的杨哲夫先生。雷震知道此人，却素无来往。此信也没有留下地址，雷震因此判断杨先生大概是从家乡逃至后方途经武汉时特意给他留下的。雷震捧信展读，悲伤欲绝，心如乱麻，含着泪水跑到不远处的黄鹤楼上大哭一场。若干年后，他借用汉末徐庶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心境：“今失老母，方寸乱矣！”
雷震与母亲最后一次见面，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氏不顾大战在即，执意要来南京看雷震一次。正是南京政府各机关紧急疏散的关键时刻，雷震身为教育部干部，要职在身，四处奔波，至重且繁，席不暇暖，未能有时间与母亲长谈一次。8月6日，其妻宋英率全家撤离南京，陈氏独自一人留在云南路西桥五号寓中，终日枯坐。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之战开始，陈氏闻之决定立即返乡。她对雷震说，将把地方上零散的枪支搜集起来，组织青年壮丁担任地方上的防卫工作。雷震担心战事之中交通线被切断，自己又公务缠身，无法更好地照料母亲，就未作最后的挽留。当时陈氏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常大咳不止，雷震放心不下，拟调用教育部小车送母返乡，以减少旅途劳顿。陈氏闻之坚拒，说：对日一战，关乎国家盛衰和民族存亡，在这个时候怎能动用国家物资，一个老人坐坐长途汽车又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雷震将母亲陈氏送至白下路江南汽车公司长途车站，母子俩动情相别，依依不舍。陈氏对雷震说了不少勉励的话，特别嘱咐一人在外要注意身体。以往也有过母子相别的场面，陈氏从未掉过一滴眼泪，而这一次，泪水涟涟，神情恍惚，仿佛冥冥之中，早有预知。雷震感到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人心惶惶，“大家前途茫茫，吉凶祸福未卜，恐怕以后不容易见到面……我也不知不觉的眼红流泪了。当汽车开行的一瞬间，我看到她在车上的背影，瘦削的两肩，斑白依稀的头发，和以巾擦泪的凄凉样子，我的泪水益发涌溢不止，很想痛哭一场才好。万未料到这次车站一别，竟成永诀……”[22]
雷震说母亲一生受尽了人世间的所有之苦——辛苦、劳苦、艰苦、痛苦。
陈氏有子女五人，先后四人病殁，惟雷震一人尚在，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可亲、最可靠、最可依念”的亲人。母以子贵，每次相见，陈氏总是情不自禁地将心中的缱绻和寂寞一吐为快。陈氏晚年最大的夙愿，就是希望身后也能安葬在苏州吴县太湖洞庭山，她觉得那里“风水好”，不仅九泉之下可心安理得，且“存殁均安”和“子孙高发”，这也是她在后来之所以将雷锦贵和原配范氏夫人移葬到那里的缘故。陈氏每次与雷震言及此事，态度十分坚决。雷震表示：一定遵命办理，绝不食言。
抗战八年中，雷震开始进入权力中枢，在国民党内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抗战胜利后，雷震参与筹备1946年1月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同年11月“制宪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被记者们公认为“南京第一忙人”（陆铿语），一直无暇顾及母亲陈氏的下葬之事。及至行政院改组，雷震出任政务委员，此时并无固定职责，才得以抽身前往苏州东山俞坞数次，为母亲陈氏踏勘墓地。在表叔丁鹤人的协助之下，总算在父亲雷锦贵墓地东面较高的一处坡地，为母亲选定了最后的墓址。此处藏风聚气，温暖异常；枇杷树、杨梅树成林；伫立远眺，可见太湖的浩瀚，水天一色，风帆上下，鸥鸟群飞，且与父亲雷锦贵之墓遥相对望，完全符合陈氏遗命中的各种条件。
1947年秋天，陈氏正式下葬于此，墓碑由雷震老友于右任先生所书。若干年后，1978年6月9日，八十二岁高龄的雷震在给老友“立法委员”王新衡[23]一封信中，谈及当年母亲之惨死，仍悲愤不已：
我母亲三十四岁守寡，茹苦含辛，抚养我们弟兄成人，后来兄与弟相继去世。而日寇侵华时，常到我乡骚扰，说她帮助地方上的游击队。平时敌人来时，我母亲和家人逃到后面山上自建茅屋内暂避。这一次我母亲患病不能走动，遂卧在小船中停在对面汊港里。敌人来我家搜索时，看到对面河港里有几只小船停泊着，遂发射硫黄弹烧船，家人避到田沟里，母亲不能走动因而烧死。时为民国二十七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我在武汉获此凶耗，曾至黄鹤楼上恸哭一场。
民国三十七年（应为三十六年）回家葬母，因见厝在石坛上的棺木业已腐朽，另换一口棺材时，看到母亲的尸体烧得只剩下几根骨头，使我又大哭了一场，因而恨透了日本人残忍成性，以杀人来满足其征服的欲望。来台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上刊出，本拟分作八期刊毕，不料被诬陷坐牢，《自由中国》半月刊也因而停刊。兹将已刊出的一段奉阅，请兄看看有什么不妥之处。[24]
实际上，《我的母亲》是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前后共八章，书名原为《对母亲的回忆》。此书完稿于1959年11月，雷震将书稿交胡适先生审阅。胡适仔细通读，用红笔改了几处笔误，还把第六章的标题“应付裕如”改为“独力持家”，并建议书名可改为《我的母亲》，雷震后来照办了。1960年5月14日，胡适给雷震回信说：“《对母亲的回忆》，我匆匆读了，很感兴趣。长兴与我家乡相去不过一百多公里，竟完全是两个世界，我竟不知道这个太湖、苕溪区域的情形。你的记载很有历史意味——如河南移民的一类问题。我也觉得此中记你自己的事情太多[例如第（一）章的大部分可删除]……文字似须仔细删削。如原第一页的第一个句子，长到二百多字……”[25]
退还原稿时，胡适在另一封信中，对雷震又说：“一般人写的传记，总是夸大其辞，歌颂备至。尤其对于大人物，明明是一个虚伪阴诈的暴虐之徒，偏偏说成是一位伟大英明的领导者，全篇均是歌颂溢美之词，读之令人肉麻不已。你确实是用平淡的字句，据实写出，这才算是一本真正的史料，够得上是一篇名副其实的传记……”[26]
1977年9月，雷震深感生命来日无多，拟将《我的母亲》一书自费印出两百本，注明“非卖品”，准备分送给子侄及至友作为最后的纪念。未料，书印好后，尚在装订之中，被台湾警备司令部连同原稿全部没收。当时，台湾所有印刷厂里面都有国民党安插的特务，因此，印刷厂老板刘某也遭到了拘留，其妻跑到雷震家来吵闹。警总没收《我的母亲》的理由，是书中有批评蒋介石的内容，雷震闻之，怒不可遏，当即给过去的“老朋友”蒋经国写了一封信，责问道：你可以写《我的父亲》，三个月内卖了八版之多，我为什么不能写《我的母亲》，只印两百本，且注明是“非卖品”，是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蒋经国将此信转至国民党中央党部，警备司令部自知理亏，将原稿和没收的一万五千元印刷费全部退回，雷震这才罢休。1989年3月，在纪念雷震逝世十周年之际，原《自由中国》社编辑傅正[27]主编的四十七册《雷震全集》经由台湾桂冠图书正式出版（原丛书计划出版四十七册，实际出版四十三册，缺第七册《雷案平反记》及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册《中华民国制宪史》），《我的母亲》一书作为第八册收入全集之中，雷夫人宋英女士为雷震全集写了序言，有“如愿以偿”之句；其子雷德宁也说，“父亲一生受祖母的影响最大”[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