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曾在这些房子变成废墟之前进去过一次……我不知道壁上的挂钟停掉之前，那里面的人们在干些什么？
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那一栋房子。
老式的、灰黑色瓦片的、木造的、黄梅天的傍晚便会有大批的白蚁恍惚着瞳焦在黄灯泡下扇翅飞舞的，在院落里必然种上一株老鸡蛋花，立了一盏雾玻璃四方灯罩生铁灯杆的公园灯……这样的一栋老日式房子。
官邸、老糖厂宿舍、紫藤庐、温州街、临沂街、博爱路底植物园后面出来有宪兵站岗的小巷，铜山街围着细石子拌水泥的高巍外墙……
我拼凑着那些隐匿在曲折巷弄里所有可能的关于一栋老房子的印象。
总有一些太太在榻榻米的房间里打麻将，你不晓得她们是搬张小几并折着肉色丝袜的双腿坐在地板上打，还是拉了四张椅子凑着一张上海花樟木方桌在打。
纱门外的玄关齐整地放着一双一双太太们的鞋。
总会有一间房的书桌上放着一盛了水的便当盒，里头浮着一张张从信封上剪下的邮票。水会将邮票和牛皮纸之间的浆糊泡湿泡软，然后它们会漂离分开。
总会有一台唱机和一些敷着一层薄薄玻璃纸封套的唱片，那种中心贴着红底曲目外缘有一圈圈纹轨的黑色硬塑胶圆盘。
就像墙上总会挂着数十人和“蒋总统”合照排排列列只见一颗颗小人的相框。必然挂着姚苏蓉[15]或谁谁谁明眸皓齿笑睇远方的明星月历。
我从来不曾在这些房子变成废墟之前进去过一次……
我不知道壁上的挂钟停掉之前，那里面的人们在干些什么？
“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
总是有一些装腔作势，像黑白默片沙沙叠频地播放。空袭警报响，皮影戏偶一样的人群摆着没有肘关节的手。
曾经有那样一栋房子。
那栋房子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还有一个叫小花的小女婴。
我曾在那栋房子里，度过了童年里的某一段时光。那对老夫妻的先生姓月，我父亲总要我喊月伯伯，月妈妈。长大以后我曾想过，为什么他们姓月呢？难道不是姓乐吗？或是姓越？总之那个年代，我父亲的朋友们总不乏一些怪姓：有一个叔叔姓昝的，还有一个叔叔姓战，有一个阿姨姓师（不是施），还有姓上官姓诸葛的，那个时代你不觉得怪，诸葛亮不就姓诸葛么，还有一个武侠女星叫上宫灵凤的。但是待长大之后，这些顶了怪里怪气的姓的人（或是他们的第二代），就统统从我生命的周遭消失不见了。
在我的记忆里，那对老夫妻（月伯伯、月妈妈）非常非常之老。那时我父亲还是个挺拔的四十岁的壮年男子，那个月伯伯便已秃了头，耳际上沿的一小丛发也是斑斑灰白。他总是推着一辆前头装了一枚椭圆铜壳的笨重脚踏车，前头的车篮装着女婴小花（是他们的女儿吗），到我们家来接我。
那样的清晨，我其实还稀里糊涂睡着，我听话地扒完母亲熬的清粥，便乖乖承应着我父亲送至大门口的叮咛：“要听月伯伯月妈妈的话呀。”然后便跨坐在那佝偻老人的背后（他的汗衫有一股老兵的汗馊味）。那月伯伯之后还会骑着脚踏车绕至巷子里的另一户人家，接一个每次出门皆蹬腿甩臂哭闹不已、叫做小鸡的女孩。那女孩坐在月伯伯前座车杆上卡上去的一张小藤椅，我们便一道被载去月伯伯的那栋老房子。我想那应算是最早期的幼儿园娃娃车的接送规模了。
后来我父亲也变成一个老人了，有一次我竟然在我家的巷子里，匆匆一瞥一个褪了色的老人，亦是骑着一辆那个年代的笨重老脚踏车，前头车篮盛着一个流鼻涕脏兮兮两个眸子黑白分明的女娃。我几乎要惊呼失声喊：月——但想想那绝不可能，我已是一年过三十之人，那月姓老人岂有仍在世上（且数十年不变地骑着他的脚踏车）之理？且那女娃总不可能仍停滞在我童年记忆的形貌呵！
那时我家的巷道两侧已像峡谷建了密不见光的整排公寓，事实上从那些公寓灰败生锈的铁窗窗花，和污渍晦暗的瓷砖色泽便可看出：连这些当年赶时髦将那些日式庭园木造老屋一栋栋拆掉改建的公寓，也全都老了。
老人不再像三十年前的那个月伯伯，歪歪斜斜地载着我和小鸡和那叫小花的女婴，的铃的铃地穿过那些从人家院子里伸出的鸡蛋花榕树橡树或南洋杉的浓疏叶荫。
在我印象中的童年时光，总是非常习惯地在那样昏睡梦游般的缓慢动作下，昧着光在一些人脸模糊的高大大人手中交换着。细雨霏霏的早晨，我母亲替我揩去脸上沾的豆汁，轻声叮嘱着什么，然后把我交付给一对陌生的老人。或是在一栋建筑物旁人潮来往推着绿纱门进出的福利社，帮我买一个三色甜筒，拂着在我头上乱飞的苍蝇，要我“乖乖听阿姨的话”，便惶惶急急地离开。
后来大人们总爱复诵着一个我小时候闹的笑话（我自己并不记得了）：有一段日子我被寄放在大龙峒的阿嬷家，我印象里阿嬷总是用汤匙舀一勺稀饭进老太婆黑洞洞的嘴里，再塞进整颗带着薄皮的盐炒花生或是一条酱瓜，咀嚼搅拌（在她的嘴里用她的假牙和舌头）之后，再吐回汤匙里，然后把那一口，我不知该如何形容（糜粥？花生酱？馊水？）的东西伸到我面前，笑眯眯地哄诱着，“乖乖紧呷，呷下去才会大汉。”
我至今仍将一口闽南语说得蹩脚无比，实在无法想象那样的时光，一对语言不通的老人和小孩是如何对话（我阿嬷不会说国语）？大人回溯的那个笑话，是有一个下午，我阿嬷在灶脚忙，我一个小人儿，歪歪斜斜地走到她身边，扯扯她的衣角，说：
“ㄚㄇㄚ，ㄨㄛーㄠㄏㄨㄟㄑㄩㄩㄥㄏㄜㄌㄜ。”
我阿嬷照例听不懂这外省小孩呀呀呜呜地说些什么，她便慈祥地笑着敷衍：“好，好。”
而那个小孩以为他将正常发音的平上去入取掉，便是他想象中的阿嬷平常在说的闽南语了，像我们后来游戏里模仿着外星人说话：
“阿嬷，我要回去永和了。”
后来这阿嬷又忙忙搞搞了一阵，突然一个念头哎呀不对，冲出客厅，寂静空荡没有半个人影，我阿嬷赶紧换上衣袄，趄趄趔趔（她绑过小脚）一路喊唤：“噢仙喔，噢仙喔。”[16]最后在孔庙前的公车亭看见那小孩俨然一回事跟在一堆灰扑扑的大人身边等公车。
以我现在散枝零架的方式，试图搭建起那栋早已被隐没在浓雾里的老屋子全景，可以说是近乎愚蠢的念头。那是完全无声的——甚至连沙沙播放的默片都不符的，一张一张残段不相连如同散落的、周围嵌着硬纸卡的幻灯片底片般的特写……
也许是一棵落叶如巨灵神巴掌大的老面包树，绿苔覆满的粗树干傍倚在那屋子边角的木片隔扇气窗；也许是有一次我和那个叫做小鸡的女孩，在互相斗殴的过程，我将她眉毛以上的额头啃下一片头皮，她亦将我的肚腰肉鲜血淋漓地咬下一块；或是近距离的，月妈妈那张老妇人胖圆圆的，因为过于白皙而细细浮现淡色血管的一张脸；或是月伯伯在冬雾的早晨，站在单薄的阳光里，就着院子里一个大陶水缸打了一铝脸盆的水，然后在那水盆里把毛巾，赤着老人家瘦骨嶙峋的上身胳膊，抹脚抹身子，嘴里一边哆嗦地呵着白烟。
像有一团故事噎在那间回忆里拼组不完全的屋子里。我，一个叫小鸡的女孩，一个可能是军人出身的老人和他的老妻子，还有一个叫小花的女婴，除了每天早晨在月伯伯的脚踏车前的菜篮和那小花打照面，我几乎完全没有近距离在那屋子里端详她的记忆。她像是被藏匿在那屋子黯黑不见光的最里间。她是个血友病的不幸婴孩吗？或是她是月伯伯和月妈妈的孩子吗？还是他们的孙女？
另外的疑惑则环绕着月伯伯和月妈妈这一对穷光杆和穷军眷气质的老夫妻，为何居住在那一幢偌大的应当是有头脸的人住的日式洋房里？他们如果是有钱人，应该就不会还靠替别人带孩子赚那几个钱了。
还有，我父亲和这月伯伯是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那个白色恐怖年代里，一个政治思想犯和另一个跟监窥探的特务？像那个熊和猎犬在森林里殊死对决的晦涩小说，最后对峙的两造和所有有关的人都颓颓老去。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几回不经意推开我父母房间的纱门，他们正黯着脸低声讨论，一看见我则马上噤声住口，像防着我听去些什么……
全岛大地震后的那一个月里，整个北台湾陷入南电北送中断的限电黑暗里。有一天我父亲从永和的老家打电话给我。
“我快要死了……”他哭着说。连我都听得出，电话那头是一片没有电的、空气整个滞塞住了的黑暗。
那时候才想起，我已经有多少年不曾回去那个度过了整个童年时期的老房子了。我有些诧异老去的父亲对于断电如此敏感，我不是早已习惯于他像只盲了的老河獭，整天缩在那时间早在其内崩坏的老房子里，无视天光一寸寸挪移而僵蛰在屋子里的某一处固定角落……
我试着安慰了他几句，后来他又像个孩子专注地跌入回忆的欢悦里。他说他还是个小孩儿的时候，我祖父总要他拎着一只空酒瓶，到洲上的小杂货铺沽酒。“老把子耶，”他说我祖父总这样唤他。他说那小杂货铺就像今天的7-Eleven，什么东西都有。那店家会用一把竹削的长柄酒提，伸进人高的酒瓮里，四两半斤一斤，要沽多少他就用不一样大小的酒提。顺便买几块香豆干臭豆干回去，他说我祖父刀法之好，可以把那崩牙硬的豆干，切得薄薄一片一片，片片分毫不差；然后把一手掌的花生搓着，轻轻一吹，胖白的花生仁就躺在那些薄屑中，把花生拌上切薄的香豆干，淋上香油酱油芫荽……就像我从小到大听过上千万次的版本，“金圣叹说有火腿的味道”。
那天我父亲在电话里提起了好多人，有些是我从不曾听他说过的，他说有个杨人凤，是个老道，也常和我祖父混在一起喝白酒。
端午节他会拿些端符给我祖母，上头画着张天师诛五毒。他说这杨人凤是有功夫的，不知怎么做了道士，“懒作当和尚，好吃当道士”。他说七八月间洲上准备秋收，按例建醮搭戏台，放焰口折纸莲灯……这杨人凤带着他的徒弟们就在江边显本事——他可以把一只学校伙房大锅饭锅盖那样大的铙钹，刷郎一下扔上半天高，那玩意儿在上头转着打花儿就不下来，最后落下来他可以稳稳用另一只铙钹恰恰接住。那玩意儿我扛过，最少三十来斤重……后来这家伙被长江戍守南京的国民党海军试炮给误击中腿，死掉了。
我很骇异我父亲那晚在停电中的电话里，一则一则说给我听的人物。我怕再也探听不到任何线索那样地，突然打断他的话问他：“爸，从前有个月伯伯，他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在电话那端沉默了半晌，然后说：
“月？他来台湾以后，他这一辈子就废了。”
我告诉我父亲我不懂他的意思，我父亲则告诉我，那月伯伯是山东人，月妈妈后来是上吊自杀的，得了癌，照钴六十照得光头凸齿的，想不开，就在院子里的老梅下上了吊。
“不过他之前在干校时，也整死了好多人。”
挂了电话回到屋里，我对着黑里床上的妻哭了起来。
“爸说不定今晚就会挂掉。”
那个夜里梦见我陪着我父亲巡视一间校舍，那三四十叠榻榻米的大通铺上，躺卧横放着一只只不知是冬眠还是搁浅受伤的海豹。我记得梦中那海豹宛如流浪汉胡须扎立的尖嘴还奄奄吐着白烟（是很冷的天吧），我父亲吩咐我往那些海豹带着异味的黑色身躯上泼水，让它们保持最起码的潮湿和清醒（一睡过去就再也无法醒过来喽）。但我分明看见那黑色鳍翼的下方，结了一层薄冰。每次泼水下去，在看不出细节的黑色皮肤上，总会像分泌出什么般激起一阵轻微的痛苦痉挛……
第二天打电话回去，我父亲精神奕奕地转述报上看来的，救难人员挖掘倒塌楼房废墟时发生的一些小轶闻。譬如虎林街整栋一至八楼塌陷被挤压成只有两层深的地底，在震灾后已动用重机械怪手开挖的第六天，奇迹地从不可能塞进人（挖出的尸体都是压扁的）的瓦砾堆里，跑出一个蓬头垢面的生还者，那个人根本是自己挖通道爬出来的。救难队随后在他的引领下，挖掘救出他的哥哥。
这对劫后余生的张姓兄弟，随后在医院的记者包围下，回忆说不过数天前，他们还听见在他们上方的楼层，有人微弱拍打地板求救的声音。虽然有专家指出黑暗中的被困者，往往时间感迥异于外头历着光影变迁的我们，不过救难人员仍旧兴奋地在那对生还兄弟受困处上方一层方位，作细部挖掘。结果竟然真的挖出一位妇人的完整尸体，且在那妇人尸体的身旁，找到一只花瓶，花瓶里塞了一封遗书，应是那位受困者在漫漫等待而生命逐渐流失的空当，自知救援无望而留下的。妇人的家属为着救难队的人员搜索犬和生命探测仪在那一大片瓦砾堆上不抱希望地来回搜寻，而他们的母亲却在那些靴子下面，在错失的时间夹缝里，像慢动作那样地死去，感到悲恸不已。
这些故事，我在当天不同的报纸上都曾看到，但是我父亲接下来描述的细节，真的令人又惊又疑，完全是夸张乖诞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关于月伯伯和他们的那幢老房子。
事实上那些房子早在我们惊觉想起，努力再从记忆的暗房角落找寻那一两张散落未被销毁的底片，在这之前，之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没有人有任何异议地从这个地表上给拆除消失了。
我模糊地记得，在永和老家匝绕曲折的巷弄里，在变成如今这些有着电动车库金属门的公寓，那些塞在弄底楼房底层的家庭理发店或小型便利超商，那些和电力公司的电杆电线缠绑在一起的繁枝蔓爬的第四台黑线和偷接线强波器，以及那些生了锈的掐花白漆铁窗里伸出来的可怜兮兮的迎春花开运竹盆栽……
在这一切头重脚轻堆放而上的暗色调峡谷存在之前（它们像是创世记之初便在那儿了），有一段像快速翻过的一本书里的空页的时光：我记得那时走过这些巷弄，两旁尽是空袭废墟或地震残垣般一格格方整的瓦砾堆。
可能只剩犹带着一扇木门的半堵墙，孤零零地立在墙基已被摧毁殆尽的空旷石砖中；可能会看见在拆折的木头梁架间，一架废弃的钢琴……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常带着我家的狗，在这些废墟里游走冒险，那是一个奇怪的时间景观：废墟的旁边，是那个年代穿着整齐正经在他们轨道上行走的大人，他们视若无睹地疾走过那些巷弄；可是不过隔着一两公尺，在框格这边的废墟里，有和我一样在冒险的小孩，在断宇残垣间搜寻弃物的流浪汉……
后来便完全不见了。像把散落一地的积木终于很紧凑地塞挤进一个不容有空隙的小木盒。我从来没有问过与我年纪相仿的一辈人，可曾有那个背着水壶，像探险队在磨石碎块、黑瓦塌倒、园树翻起的幻异空间里，翻拣破唱片套、铁柜里的文件、破锅盆水壶，甚至拆卸电视映像管的童年经验……
虽然那是极快翻过的一页空白……
那像从强酸槽里捞起的已成溶蚀残骸的金属框角，你试着将其延伸还原。我不止一次挪借着那些残缺的场景：譬如在一个梦里，我愤怒异常地在一处街角屋檐下的小面摊，满口秽言地痛骂一对没有任何理由即和我绝交断了音讯的友人夫妻，后来仔细回想那面摊的场景，是我小时候我父母应酬外出即塞二十元让我去叫一碗榨菜肉丝面加卤蛋，而小学毕业那年即拆掉改建如今是巷口一间窗明几净眼镜行的小面摊；或是有一次和一个小我十来岁的女孩聊起，我幼时曾被一辆五路公车迎头撞上竟奇迹地毫发无伤，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困惑的她描述清楚那撞上我的公车，是一种前头引擎盖突出像一只黄色座头鲸的老式车种（并且她也听不懂为何在我的故事里会出现“倒在地上，有一个穿着制服胸前挂个银口哨的车掌小姐，下车蹲在我身边问小弟弟你还好吗”这样的人物场景）；在PUB和小辈们玩“什么是全世界最恶心的气味”时，没有人听得懂你凭空画符那种，从前每隔一阵子，就有一队人员在清晨拿着长柄漏勺从水沟里捞起的，灰灰糊糊摔在巷子两边的水沟渣……
于是我们这些“废墟人”，可以从一只断折的老樟木供桌腿上的云纹雕花，想见那一圈及腰高的半倒砖墙，原先是怎样讲究的正厅点着红色长明灯挂八仙绣彩供着祖先牌位的神厅，一个怀着恨意的同性恋少年，被他那受到惊吓而震怒的父亲罚跪其中的画面；可以从一盏那个年代极少见的铜箍垂穗玻璃罩立灯，想见一种晦暗的光照下，一个满脸疲色的中年军官，凭窗而立，背对着立灯下沙发上懒仰修着指甲的穿旗袍女人，他们之间，像用极高级的小刀削着一块软木塞，那样空滑流畅却存在某种阻塞感的简短对话；或是可以由一具被烟熏黑的白铁镂空花捕鼠笼，想见在一个叫人发狂的月夜里，一个叫老向的老广，中特奖那样地抓了一窝嫩粉红色、透明晶亮的初生幼鼠。他如何在黑暗中吞着口水，一只一只提着那闭眼吱吱乱叫的荧光物事，像注记盖章后哄促着它们列队进入一般，蘸了一小碟柠檬汁后，即扔进他那伸直张大的黑喉咙里……
这样地，月妈妈那张因照钴六十过多，而像一幅干燥花般水分吸干而皱褶遍布的白色的脸，竟渐次浮现。
那样近距离特写，在年幼的我面前用一种扯挣的剧烈动作梳头，一边像毫无反弹力道那样，从头皮上满手抓下一整把的黑亮头发……有没有曾经像要试探一个孩子对惊悚画面的承受极限，冲着我眯眯笑着，然后手掏进嘴里，像摘嫩笋尖那样从牙床上剥下一颗颗黄板牙……
我倒是记得有一个黄昏，父亲来那幢老房子接我，月伯伯那天不在，父亲便与那月妈妈攀谈起来。
我记得月妈妈用那种你不可能想象日后她会上吊自杀的、爽朗的男人腔调爽快地笑着。然后她压抑了声音，问我父亲：
“他们要老月把将军除掉，怎么办？”
我记得我父亲说：“是这个（他比着大拇指）的意思还是这个（他比着小指头）的意思？”那月妈妈伸出小指头。我父亲说：“不要理他，此时此地，风波亭的故事，难道还要重演吗？”
我记得那一个夜晚。
那夜的月光非常亮，记忆中我和月伯伯像是站在一个打了几百盏探照灯的棒球场中央，但其实我们确实是站在几十年前那栋犹未拆除的老房子里。我无法记清楚更多细节性的场景，但我记得那晚他们院子里一株倚墙的昙花开满又谢了，我记得空气里那股妖邪恍惚的香气。
还有那一颗一颗像刚洗过头就垂着发被砍下绑成一串的女人头的昙花花苞。
我不记得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是在月妈妈上吊之前还是之后，但我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晚上，在那个院子里，不，在那整幢的老房子里，就我和月伯伯两个人。月妈妈、小花还有那个死对头女孩小鸡，所有这些女人家都不在场。
（那是一个只属于男人之间的神秘仪式吗？）
我亦不明白为何那个晚上我的父亲会把我放置在这个老人的家？我记得我坐在月伯伯的脚边，他拿着一面画了仁丹广告的竹骨贴纸面扇子赶着蚊子。然后是有更多无法以那时的语汇交代清楚的，对一个极复杂的世界的描述欲望，他满面忧愁地看着我。
（他那时对我说了些什么？为何我只记得一张老人的忧伤的脸？）
也许是漫不经心地问我小朔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也许他其实并没有对我说话。但我确乎有一个印象即是那晚在发生以下我所描述的事情之前，我是乖乖地和那老人并坐在一片光华像贴满银箔纸的庭院台阶，听着他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后来我发现你一直以为时间是朝前流淌，其实不然，时间是倒着走的，而且像是早期那种粗糙的动画，背景是蜡笔画好固定的街景（有屋檐的房子、路灯和电线杆、杂货铺的招牌、美容院的三色法国国旗螺旋灯、邮筒和邮筒旁单车上的邮差、水果铺上累累的水果，还有固定姿势交头接耳的胖妇人们……），动画的时间流动感只在于前景那个皮影戏偶般孤零零人物的连续动作，他们会摇晃着背景的蜡笔画，弄成好像整条街很活络在骚动变化着的样子……（或者像棒球卡通的外野看台，那些异动画卡的圆馒头和镁光灯，配上哗哗轰轰的嘈杂罐头人声。）
我发现这样只有前景的人在倒着走，所有的背景都只是抖摇着画卡的停止在那儿的蜡笔书，这样的时间幻戏对那些老人真是不公平。
就像我父亲的另一个怪姓氏的朋友揭伯伯，有一段时间他宣称他迷上了钓鱼。他向我父亲借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套进口的钓具。我记得那大概是我念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吧，每个星期天的傍晚，这个揭伯伯便会背着他的钓具，裤管还卷着，来按我家门铃。
我们小孩开了门，他便从一只铅筒里拎出一尾活蹦乱跳的鱼，说：“刚钓起来的，给你妈加菜。”不等我爸出来，便急匆匆走了。
这样在那一段日子里的每个星期天，晚餐桌上都会多了一道鲜鱼料理。我们总是在日光灯下，一家人沉默无声专心地用筷子挟着那鱼肉吃。
直到有一个礼拜天，我父亲吃着，突然把筷子一并拍在桌上，说：“老揭这个神经病！这些鱼他妈全是他去市场买的，我就不信中正桥下的黑水沟可以钓出这么肥的鲳鱼！”
许多年后，我凑巧读到一位前辈翻译的，一八六六年英国生物学家柯灵乌的《基隆河纪行》有这样一段话，记述着他雇一艘舢板船逆溯淡水河而上，第一晚泊靠在现今圆山附近基隆河一处河湾。
……是夜，星光明亮，我们睡在舢板中，露水湿重，喀喀的蛙鸣与嘶叫的虫声划破寂静的夜晚。河面时有大鱼翻跃，小船上溯；远方彻夜有踏水车的汩汩声。河水非常清洁可尝，甚至在这涨潮时……
我看了胸口一紧，原来最初真的是抓得到鱼呵。只是老揭和我父亲那一整批人全跑错时间出场了。
在那个月光如水银倾泻的夜里，我和月伯伯坐在那栋被那个静止年代支架住拖延它崩坏的老屋庭院，我记得月伯伯对我说了好一会儿话（可惜我完全不记得内容了），最后他突然像下定决心那样对我说：“是时候了。”
也许他说的是“再不……就来不及了”或是“不管了……顾不得那许多了”这一类表示着某种时间促迫感的简短话语。我似乎是因一桩不得不快快了结的行动且恰好在场，而成为他无奈挑选的唯一目睹者。
接下来的画面在我往后成长的许多时刻里像梦呓般常被我重复播放：那月伯伯像喝醉酒一般颠颠跄跄牵着我到园子中央一株面包树下，他的脸迎着月光像一张敷满银粉的脸，他拿起原先倚在树边的一支十字镐开始刨土，他刨啊刨啊刨了一个半人深的坑，然后他把十字镐扔了，自己跳进那个土坑里用手扒。在我以那个年纪的小孩所能反应地开始浮上一层恐惧（他要埋了我？还是埋了他自己？）之际，浑身是黑土的月伯伯从那土堆里挖出一只草绳绑住泥锈的铁盒子。
他把那只草绿底漆上面另用白漆喷了部队番号的铁盒吃力地拖到院子中央，把烂草绳和湿泥巴拨开，把锈卡住的盒盖半拽半扯地拉掉，就着月光，那里头是一具漆上深湛如墨的藻绿色迫击炮炮基。我到许多年以后才想通那必定是月伯伯当初从部队军械库里偷出来的。我完全不明白这个老军人偷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若无其事地埋藏在自己的院子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张大了口的小炮膛旁边放了一枚漆黄漆但腰带一圈黑条的炮弹，在我的记忆里，那像一只奄奄一息的荧光乌贼或冷冻柜里端出来的活体器官一样有着微弱的生命。
月伯伯把原先覆在那炮弹上的一张纸符还是什么的薄纸揉成一团，塞进自己的裤袋。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下一个瞬间他把炮弹装进炮膛，变魔术般不知用什么手法点的火，在闷雷震地的巨响炸开时，他才想起什么似的张着嘴对我吼着，我想是要我用手捂住耳朵吧，但我那时已什么都听不见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晚月伯伯在我面前打的是一发烟火弹，我试图去向日后许许多多和我上床的女人描述那样一个夜晚，一个六岁不到的小孩，如此近距离仰面看着一朵银色的烟火在他头上爆开，像漫天星子皆陨落，所有流动的光焰像深海的鱼群款款地朝同一个方向的暗黑游窜而去，辉煌不足以形容。
似乎是在放烟火的次日，乃至之后，我再没见过月伯伯及那一屋子相关的人。我不明白这个老人在那一个夜里，把他埋藏多年的一枚军火，毫无意义地在一个孩子面前奢侈地打掉，是在隐晦地表述什么？
也许有这一段记忆。
在一个天光浮晃的白日里，我父亲站在我身旁看我拿着蜡笔画画，然后他若有所思地问我：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蒋公死了你知不知道？”
我记得我像那无数个到废墟鬼混再摸回家，面不改色说谎的童年时光，用尽量无邪可爱的语调对他说：
“昨晚月伯伯放了乖乖好大一家伙的冲天炮给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