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
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
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
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怀疑是有益的健康的，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
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
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于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
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
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见——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