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以后，关于中国近代防疫史方面的研究很多，提到近代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自然要提到伍连德。在关于伍连德的史料中，有一篇他早年的自述，好像不是很引人注意。这篇自述收在一本名为《成功之路——现代名人自述》的书中。本书由良友出版公司1931年出版，精装一册，其中有许多照片，这在早期图书中还不多见。其时“良友”为梁得所主其事，所以书前有他一则序言。据他说，这些名人自述都曾在《良友》杂志上发表过。本书共收了七个中国名人自述，分别是徐悲鸿、邝富灼、伍连德、丁福保、李惠堂、王立明、黄警顽。因为是早期的名人自述，一般说来史料价值较高，但因为书名的关系，通常较少为人注意。
伍连德的自述名为《得之于人用之于人》，基本是他早年生平和功业的一个完整记述。特别是关于中国早期防疫史方面的材料较为丰富，其中主要防疫经历都可从中检索。尤其是1910年东北肺疫的防治，伍连德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此次东北疫情过后，曾出版过三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此书我曾购得，后在上海见曹树基先生，闻他对此有兴趣，遂送他留念。
伍连德在他的自述中，对此次东三省疫情的防治经历有这样的记载：“1910年12月间，东省肺病流行猖獗，本地官绅及汉腐庸流均以束手难防此种实性传染之流毒，吾国既无适宜御防之策，又恐日俄派遣医员及陆军乘其野心而越俎代庖，当时吾国施君绍基为交涉委员，招余襄助防疫，随带同吾国海军部诸名医，谋赶急赴哈尔滨疫区就地服务，受命后两日内启程，可惜诸同志闻鼠疫流毒最烈，弗敢同行，良可慨耳。因当时此疫杀丢生灵几乎净尽，人民对于防疫多不明了，余遂发起开会研究，其谋以学理经验防范之策，众举余任全权总医官，凡任用医官及指挥军警等破天荒之防疫法，均经政府特准照办，毅然进行。因疫区苦不敷，地已冰冻，暴露之尸体满地，只一部分计见三千疫尸，令人见之未有不寒而栗者，遂请政府准予火葬，市民住户中查有三分之一死亡或潜奔，发文后经四十八小时，北京命令照准火葬，于两日间将事办理完竣矣。受此经验以后，一切医员及助手热心从公。唯此次大疫漫延，总计杀去生命六万有奇。”
当年东三省疫情过后，在伍连德主持下，曾建立了东省防疫总处，此举为近代中国防疫制度化建设的开始。1917年底，山西肺疫流行，伍连德回忆：“查此疫由内蒙古经伯斯波即绥远、山西大同等到处而来，余与美国教会医士二人筹防疫总处于山西丰镇，不幸地方长官与住民反对，致吾等所乘之专车几乎被伊等围焚，危险万分，以后又派医前往疫区从事防疫，虽以该地为人烟稀疏，亦不免漫延北京、南京。发现疫则数例，查共疫死者为一万六千名，最终之疫者为五月下旬，时计共荏苒七个月矣。”此次晋北疫情过后，也曾编辑过三大册《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其中两册，我也曾于旧书摊得之，后一并送于曹兄。伍连德往东北防疫是他一生重要功业的开始，此人生际遇与中国早期著名的外交官施肇基相关，伍连德在他的回忆中记为“施绍基”。上世纪6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曾出过傅安明整理的《施肇基早年回忆录》，其中对早年东北防疫之事也有记载。施肇基说：“东三省瘟疫盛行，据哈尔滨报告，每日死亡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区团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施肇基了解到Pneumonic Plague（肺鼠疫）在当时还没有治疗方法，遂建议外务部筹备“万国治疫会议”，邀请各国政府指派专家来华共研治疫方法，各国收到请柬后纷纷派员来沈阳。美国派名医Richard Strong和Oscar Teague从菲律宾到华，德国派一个细菌专家参加，日本派著名鼠疫专家Kitesato来华。施肇基回忆说：“日方代表以其声望甚高，希望能任会长。余以各国与会之名士甚多，难免争执，乃请政府简派余为‘治疫大臣’，而由余任伍连德医师为会长，任会议主席（时伍连德甫自南洋返国，在京无事）。在沈阳开会四星期，一切由中国政府招待。中国参加之医师皆由伍连德邀请，于赴东三省以前，政府代各人保寿险一万元。有北洋医学院之法籍教授应约而往，不及两月，即染鼠疫而死。”
施肇基回忆录中对东北防疫的情况记载甚详，与伍连德自述对读，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早期防疫史料。中国早期防疫史的一个特点是在疫情发生时，对外人来华救援有相当开放的心态，晋北防疫的主医官就是一个美国人，若无相当自信和见识，不可能有这样的选择，以此判断早年中国政府与国际的交往，对后世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作为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