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
今天的世界，被笼统地划分为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地图上，南方在上面，北方在下面。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北方是世界的上半身，干净整洁，仰望星空；南方是世界的下半身，又脏又臭，藏污纳垢。在南方，黑夜取代了白昼，夏天是寒冷的，河流是倒着流的，统治南方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那么南方人看到的世界历史，该是什么样的？
很难就这本书给出一个明确的上架建议：论主题内容，它该归入历史类，但全书通篇没有脚注或尾注，更不见系统性的思想观点，看上去是那样的不靠谱；论行文风格，它该归入文学类，但除去一些原始传说，该书所述并没有多少虚构的成分，不像小说倒更像新闻报道，正如该书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结果写成了一本既深刻又好看的经典。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诗歌、散文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传统主流价值观所划定的边界被他冲击得七零八落，被遗忘的人们从历史之河中浮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五百多个小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别样的世界史。
黑人用乌黑的手臂建起了白宫，却被拒斥在美国独立的盛典之外。同样没有受到邀请的，还有印第安人、女人和穷人。在墨西哥大革命中，妇女们走出厨房，背负炊具为她们的革命者丈夫和兄弟提供后勤保障，当他们乘坐火车进军时，她们只能坐在车厢顶上。革命结束之后，没有人付给她们任何抚恤金。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只是群众演员，分享极低的片酬，极少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以为他们不说话，也就当他们不曾存在过了。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管他们是被称作“边缘人”也好，被称作“底层民众”也好，或是“弱势群体”也罢，他们的声音鲜为我们听到。
加莱亚诺在谈及写作此书的动机时说：“历史是一个行走不歇的悖论。矛盾推动它迈开脚步。也许正因为此，它的沉默比它的话语传达了更多的信息，而它的话语往往通过谎言的形式揭示真理。”从原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这些小故事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即使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原来有这样那样的诉求。
不过，这部世界史并没有刻意回避正史中的主角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描述他们，或是把他们不为人知的细节披露出来。资本主义的伟大先驱者，是口衔短刀、单眼蒙布、肩上站着只鹦鹉的。这个人是什么的干活？你猜。为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巨大贡献、令名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原来也曾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为**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传统上的世界史，是胜利者写就的，也就是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拉美作家的独特优势，在于既能充分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又能时时跳出欧洲文明的框子，识得庐山真面目。加莱亚诺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部著作中，他的笔头时常能精准地探入种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内部，揭示西方人一些长期怀有的偏见的起源。女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是如何被妖魔化的？为什么殖民者能在圣经里找到依据，从而肆无忌惮地猎取黑奴？英国人是借自由贸易来传播文明，还是借传播“文明”来搞“自由贸易”？……这些会让极右翼分子、种族主义者或某些爱国主义者抓狂的问题，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
我看到我生活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大楼造得越来越高，几可蔽日；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塞满地上地下；手中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彩铃声此起彼伏……总之，一切都在发展，都在进步，为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的人们，脸上充满希望，都在内心里呼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于是书店里摆满了教你怎样做成功人士的励志书籍。
小时候，我以为历史是呈直线发展的，人类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后来，哲学老师告诉我，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人类会在某些时候走点弯路，但若看总体趋势，仍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未来迈进的。为了发展，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可以作出一些暂时的牺牲，但总归会越来越好。经济学家这么看，人文学者也这么看，我们在数字的欢歌里迷醉自己。
在《科技革命简史》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路，却被汽车阻挡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
在《毁灭世界的战争》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进步将相当于人类历史两万年进步的总和，但谁也不知道，人类将在哪个星球上庆祝这些进步了。
历史是在发展的吗？人类生活真的越变越好吗？在这本非主流的世界史里，我们找不到肯定的论据。大约四十年前，在他的成名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发展的意思就是，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坏。在他的这本新作里，对“发展”的批判有了更多的含义。
既然如此，人类历史是呈什么样的态势流动的呢？如果把这本书真正当一部历史著作来看，我们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许作者无意要给世界五千年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更无意给人类社会指明一条方向。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读，可能会让喜好作分类的学者更加心安一点。很多时候，文学比史学更能精准地道出人类命运的玄机，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却可以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最后，解释了他的“大历史观”是如何获得的。他写道：“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对历史有深刻见解的人，必定对人生有透彻的了解。真正爱历史的人，一定不会拒斥关于人生的学问。加莱亚诺的写作视野，他用文学的视角写历史的本领，大概也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和许多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军人独裁的阴影笼罩整个大陆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他的祖国乌拉圭，开始流亡生涯，先是到了阿根廷，后又远赴西班牙。因为乌拉圭独裁政府没有给他开具任何证件，在巴塞罗那，他每个月都必须去警察局作登记。他在警察局跑过不知多少个窗口，填过无数张表格，到后来他干脆在表格的“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后面加上括号：（专写表格的）。在外漂泊十二年后，他才得以重返故乡蒙得维的亚。
今天被圈养在校园和研究机构里、为学位和职称奋斗不息的人文知识分子，怕是很难有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悟的。若是一边以精英自居，一边还哭穷，则会令人厌恶了。我不否认自己也时常这样。穷酸、清高、谨小慎微，历来是我们的漫画式写照。狭隘的心胸只会孕育出狭义的宇宙观。以狭义的宇宙观做研究而得的成果，即使其面貌是严肃崇高得吓人的，终将接受时间的检验，落为一堆笑柄。历史告诉我们，当某一种误入迷途的短浅思想被当权者加以利用，其祸害是不逊于原子弹的。
本书以“镜子”为题。中国的古人早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妙喻，这里的“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史。我们在历史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们是谁？加莱亚诺的好友、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领袖马科斯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神秘身份：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是南非的黑人，是欧洲的亚洲人，是**德国的犹太人，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是没有工作的劳工……从1994年开始，这位大学教师以一种借助现代传媒的独特革命方式，让全世界听到了备受边缘化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原住民的声音，也成为了所有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美洲大陆“被发现”开始的，新旧殖民主义也都是从那里发端的。因此，拉美的知识分子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全球化”。一方面，他们更易于以世界为怀，另一方面，他们也切身体会到资本的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一个好东西。加莱亚诺曾经这样定义“国际化”：“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视为一体，把你身边的人、远方的人乃至还没有出生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与国际接轨，不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是与所有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这种“全球化”思维，有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却也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世纪翻版。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思想，哪怕是不成系统的片言断语，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缺乏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却被我们遗忘了。
本文初刊于2010年5月30日第92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弱势群体”视角下的全球史》，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