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论文
李益是中唐时期较有影响的一位诗人，在五音繁会的唐代诗坛中，他虽不能与李白、杜甫等大家争雄角胜，却也以清奇俊爽的诗风独步一时。《旧唐书》本传称其诗：
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1]
可见，李益的诗在当时颇受世人的推崇与喜爱。后世论唐音者，对李益也有极高的评价，如清人王士禛将他与刘禹锡、杜牧、李商隐并列，称此四家“亦不减盛唐作者云”。[2]清沈德潜选《唐诗别裁集》卷八就称他“最长边塞诗，不独‘回乐峰前’一绝足以动人”。[3]本文拟就李益诗集的一些问题及其从军经历，结合中唐的时代特点，略论李益边塞诗的思想成就，就正于读者。
一
两《唐书》所记李益的从军经历均极简略，如《旧唐书》只提到他“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4]这一事实，李肇《国史补》的记载与此略同。幸好李益曾写过一篇《从军诗序》，为我们考其从军经历提供了线索，然而由于《全唐诗》未收此《诗序》，一些研究者即怀疑它的真实性。谭优学先生曾认为《诗序》“世甚罕见，既不见于《全唐诗》，又不见于搜罗甚富之陆心源辑《唐文拾遗》及《唐文续拾》，仅见于张澍在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并说：“整个序文似非李益原作，如出自张澍的拼凑冒真。”同时，谭先生又举李益“诗名早著”与“束发言兵”为旁证，对《诗序》中的某些内容也提出疑问，把李益从军的时间提早至大历九年（774），即李益二十七岁那一年。[5]这些观点值得商榷，由于《诗序》的真伪关系到对李益生平及其边塞诗的研究，特作如下考辨。
第一，《从军诗序》并不“仅见于张澍在道光元年辑刻之《二酉堂丛书·李尚书诗集》”（以下省称“张本”），席启?在康熙四十一年所刻之《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以下省称“席本”），也收有《从军诗序》，且与张本毫无二致。席本比张本的刊刻早近一百二十年，《诗序》非张澍之作伪可知。席本分上、下两卷，卷首题作《李尚书诗集》，与集名不同，存李益诗一百四十一首，《从军诗序》即刊于席本下卷之首。
第二，进一步比较张本、席本与《全唐诗》（包括卷二八二、二八三“李益诗”和卷七八八、七八九的联句九首）所收李益诗数目的异同，就会发现张本除少收一首联句外，其他与《全唐诗》相同，但诗的排列次第迥异。研究一下张本的排诗规律是很有趣的，原来张澍有意对李益集再作一次整理，他把席本所收《诗序》提到上卷之首，又按席本下卷的排目，特意将涉及从军内容的诗一一挑出排在《诗序》之下，共得三十三首；接着他又按席本上卷次第找出九首，从《全唐诗》中又按次序找出五首，并把这五首收在三十三首之后，席本上卷的九首则置于其第三十八首之后，共录得四十七首“从军诗”。张澍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集中李益的从军诗作，以凑足《诗序》中所言“从军诗五十首”之数。张本从第四十八首《效古促促曲为河上思妇作》开始，又基本按席本的排目辑录，其间杂有席本未收而见于《全唐诗》的李益作品。张本共收李益诗一百七十三首（包括八首与他人的联句）和五个选句。张澍与李益同是武威人，出于同乡之念，他对李益集的整理贪多务得。张本卷前所收李益《敬兄箴》、《劝学箴》二文，系从《秦州旧志》录得，连张澍本人也说“不类唐人”之作；他辑存的五个选句，有三句已分别见于一百七十三首诗之中，系从《唐诗纪事》中盲目抄录的。谭先生怀疑《诗序》有张澍作伪的痕迹，并非没有根据，但忽略了张本与席本的渊源，结论就出了问题。
第三，席本中的《诗序》从何而来？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二四著录“《李君虞诗集》二卷”，下注：“明刊宋本，刘蓉峰藏书。”在“题解”中又说：“此明弘、正间刻本，作《李君虞诗》，即席启?刻本之祖。”[6]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有《唐四十七家诗》、《唐四十四家诗》两个明人钞本，内含《李君虞诗集》，均收有《从军诗序》。席氏《诗百名家全集》的“凡例”说：“诸家诗集有以官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名字者，有以年号者，悉照宋雕善本模勒付梓，不复轻改，遵旧制也。至卷首辑传则概用官爵或赠谥，稍存划一之义。”这表明席本卷首所标《李尚书诗集》之名，是席氏“划一”的名称，而《李君虞诗集》则是从宋本的名称相沿而来。实际上，李益的集子一直是以两个版本系统流传的。宋人尤袤《遂初堂书目》在“别集类”中既著录有《李益集》，又著录有《李君虞集》；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卷一四亦著录：“《李益集》二卷，《李君虞集》二卷。”高氏对这种“一人而两集并行”的奇特情况未作详细的考证，只说：“抑为传者之别更有说欤？”[7]根据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李益集的十种版本，可以断定：凡名为《李益集》的本子，均未收诗序，它们是明刊本《唐人诗》（藏北京图书馆）、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明朱警刊《唐百家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明黄贯曾嘉靖甲寅刊本《唐二十六家诗》（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全唐诗》。凡名为《李君虞诗集》或《李尚书诗集》者，均收有《诗序》，它们是明抄本《唐四十四家诗》与《唐四十七家诗》（藏北京图书馆）、清初钱谦贞竹深堂抄本《李君虞诗集》（藏北京图书馆）、席启?康熙刊本《唐诗百名家全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张澍道光刊本《二酉堂丛书》。由此可知，席本既名作《李君虞诗集》，又收有《诗序》，是渊源有自的。
第四，《全唐诗》何以未收《从军诗序》？如所周知，《全唐诗》的编纂参考了季振宜的《唐诗》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但主要以季本为主。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唐音统签目录》一册，其《丁签》目录有：“李益，三卷，《统签》之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八。”该记载的卷数适比目前所见李益集多一卷。《唐音癸签》卷三〇著录：“李益诗一卷，从军诗五十首。”[8]《癸签》所录的一卷是否就是《丁签》所多出的一卷呢？如果真如此，则《丁签》可能收有《诗序》。席本“自序”说：“《唐音统签》丁集行世盖寡，所见者唯《戊集》耳。辱诸公寻息壤一言，或邮寄，或手授，或以束修羊借抄者，多至数卷，少仅数篇，必为录副详校。”席本与《丁签》有何种关系，只有待以后《唐音统签》全部影印出版后才可作结论了。《全唐诗》成书仅二年，极为仓促，漏收《诗序》是完全可能的。
综上所述，《从军诗序》是完全可靠的，可以据之考订李益的从军经历。
那么，“束发言兵”、“诗名早著”同《诗序》中“自建中初（时李益三十三岁左右——笔者），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荏苒从役”的“矛盾”又如何解释呢？“束发即言兵”是李益《赴邠宁留别》一诗中的句子，如果再参照他另一首《来从窦车骑行》诗中“束发逢世屯，怀恩抱明义。读书良有感，学剑惭非智”四句，显然，“言兵”与“学剑”都是以项羽自比，事见《史记·项羽本纪》，“言兵”仅是学习与研究兵法而已。李益生长边陲，又逢乱世，束发之年（十五岁曰束发之年）就开始对兵书战策发生兴趣，毫不足怪。至于“诗名早著”，更与他从军的早晚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在文学史上不乏其例。谭先生非疑《诗序》，当系一时失考，为将就“束发言兵”，把李益首次参佐幕府的年龄从三十三岁提至二十七岁（实际也超过束发之年十二岁），就更难以服人了。
二
李益《从军诗序》说：
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自建中初，故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今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荏苒从役。其中虽流落南北，亦多在军戎……
根据这些记载，考以诗人的作品及其他材料，李益的从军经历就大体明确了，卞孝萱先生[9]与谭优学先生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现参考二家之说，断以己意，综述如下：
李益（748—829？），字君虞。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他八岁时，安史之乱席卷中原，诗人的家乡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战争的荼毒。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记述：“永泰（765）之后，河朔、陇西沦于寇盗。”[10]李益时年十六七岁，其《从军有苦乐行》所谓“仆居在陇上，陇水断人肠”，[11]就是诗人对遭受战乱的家乡人民颠沛流离生活的概括。李益青少年时期的动荡生活激发了他“束发即言兵”的热情，为他以后从军报国与边塞诗的创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李益十七八岁时移居内地，二十二岁在东都洛阳考中进士，二十四岁又登制科，授华州郑县尉，不久又升为郑县主簿。据《罢秩后入华山采茯苓逢道者》一诗推断，他曾一度罢官，以后又在长安附近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12]碌碌无为的县尉生活，久不得升迁的苦闷激励着诗人从军报国的雄心。三十三岁时，他终于进入朔方节度使司空冀公崔宁幕中去“秉笔参帷幕”了，并随即跟崔宁巡行朔野，“去矣勿复悲，所酬知音遇”（《将赴朔方早发汉武泉》）代表了他将要参与巡行时的思想。由于朝廷内部发生矛盾，这次巡行只到夏州，崔宁就被召回朝，李益并没有随之而去，而是在接替崔宁职务的李怀光幕下继续充当幕僚，巡行朔野。毕竟赏识他的崔宁已去，“将军失恩泽，万事从此异”（《来从窦车骑行》）。不久，诗人又离开了李怀光。这次巡行，诗人的足迹踏遍了黄河中游一带，从夏州、盐州、宥州、灵州、丰州直至黄河以北的三受降城，都留有诗人的行踪。李益许多著名的边塞诗就写于这次巡行间，如《五城道中》、《从军夜次六胡北》、《夜上受降城闻笛》、《暮过回乐烽》、《拂云堆》、《度破纳沙》、《六州胡儿歌》、《暖川》等众多优秀作品，都是李益三十三岁至三十四岁时的创作，可称是他边塞诗创作的丰收期。
李益三十五岁又入幽州节度使朱滔幕，时间不长即因朱滔叛唐，弃之而归。从军报国之路竟如此坎坷，诗人心中又燃起跻身仕途的希望之火。三十六岁，李益再登拔萃科，授官侍御史。由于朱泚之乱的影响，满目荆棘的官场生涯又敦促诗人开始了从军的征程。三十九岁，李益又到鄜坊节度使论惟明幕中栖身，约有一年之久。四十一岁，李益再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一去就是八年。在论、张二幕中，李益写有《上黄堆烽》、《再赴渭北使君留别》、《赴邠宁留别》、《立春日宁州行营因赋朔风吹飞雪》等边塞诗篇。《从军诗序》就是诗人入张幕不久的贞元四年（788）写下的，这一年他辑录了自己的五十首从军诗送给另一位诗人卢景亮。张献甫卒后，李益曾游河东、河北，五十岁又入幽州节度使刘济幕，这是他从军历程的最后一站。五十三岁他到扬州，几年后回到长安，一直做到礼部尚书致仕，八十馀岁卒。
纵观诗人一生经历，李益从三十三岁至五十三岁的二十馀年中曾六次栖身幕府，在军中断断续续有十五六年之久。这一时期正是他精力充沛的壮年时代，黄河中游广大地区（包括今天陕西、宁夏、内蒙古中部、甘肃部分地区）的边塞风光、紧迫的军事形势陶冶着他的诗思，这是诗人边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根据《资治通鉴》作一简单统计，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的三十年中，唐王朝与吐蕃的大小军事冲突在以上地区达四十馀次之多。[13]贞元二年（786），吐蕃进攻泾、陇、邠、宁一带，竟至“诸镇守闭壁自固，京师戒严”[14]的严重地步。诗人“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官”的吟咏（《赴渭北宿石泉驿南望黄堆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边塞形势。相对而言，中唐时期唐王朝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战争较少，据《资治通鉴》统计，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至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的三十年中，幽州一带只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民族冲突。[15]幽州地处唐王朝与东北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际处，距长安较远，东部又有卢龙塞的扼守，这一带比黄河中游地区平静得多。李益五十岁进入幽州刘济幕府后，可入边塞诗的材料已经不多，加之垂老之年的暮气又渐渐笼罩了他的诗思，他希图于军中建功立业的初衷终于随时间的流逝而销磨殆尽，反而产生了“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又献刘济》）的怨望心理。尤其是他五十三岁南下扬州之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16]的无限城市风光，“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17]的旖旎夜间景象更令这位才子心灰意懒，“年发已从书剑老，戎衣更逐霍将军”（《上黄堆烽》）的豪言壮语终于被“可怜江上月，遍照断根蓬”（《扬州早雁》）的凄凉之音所替代了。
如果说李益北走幽州以后，其边塞诗渐成强弩之末；那么他的南下扬州，就使以往那种奋发蹈厉的雄壮之音也终于销声匿迹了。李益返长安之后，随着官阶的提升，更远离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已经创作不出脍炙人口的诗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