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读《玛格南的印片条》
印片条上，有太多的东西想要抹去
2010年秋，根据罗伯特·卡帕、格尔达·塔罗和大卫·西摩失踪半个多世纪的西班牙内战胶片整理而成的“墨西哥行李箱”摄影展，在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举办。除了装胶卷的行李箱和照片之外，展厅内的小物件引起了很多人注意：放大镜。因为ICP不仅展出了照片，还将部分胶卷印出小样（做成印片条），让观众看到某张展览照片的前面和后面，摄影家都拍了什么、怎么拍的、当时环境如何，很多观众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细读印片条上的小图，十分着迷。
印片条受青睐，非从这个展览始。1970年代就有使用摄影手段的艺术家，为了好玩儿，将印片条与照片一起展出；最近10年，印片小样已成为影展和摄影史研究的新宠，有时成为主体。2003年，“黛安·阿勃丝：新发现”（Diane Arbus： Revelations）展览中，印片小样成为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马克·吕布在巴黎的回顾展，收入了他的一些著名照片的印片条。2006年，联系图片社庆祝成立30周年的“30年，30人”回顾展，也将安妮·莱布维茨、大卫·伯耐特等人的印片条与照片一起展出。2008年，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1928－）在法国和意大利同时推出了根据自己照片的印片条编辑而成的摄影集《威廉·克莱因的印片条》（William Klein： Contacts），并将其收入2009年的回顾展。2012年5月在ICP闭幕的展览“玛格南的印片条”（Magnum Contact Sheets）可谓此类展览的顶峰：整个展览的半数是精制成与展览照片同大的印片条，前所未有地将“印片条时代”推到沉迷于数码影像的公众面前。
所谓印片条（国内也称印片小样或打样，1990年代在大城市一度流行），就是将一整卷或一个连续系列的底片，按顺序原大印在相纸上，摄影师可看到自己都拍了什么，整个过程如何进行，选哪些照片发稿或放大。在胶片时代，它提供了摄影师“建构”每张照片的完整过程；如果某张名作恰巧是其中的一张，这些印片条就是完整呈现该名作构建过程的“上下文”。因此，印片条就像画家的速写簿，记录着艺术家的思考和手迹，以及失误、走入死胡同、然后又柳暗花明的过程。阅读印片条，实际上是一种私密行为。“印片条就是证明我有失误的证据，”摄影家毕文·戴维斯（Bevan Davies）说，“当时也许我该朝这边或那边挪两步，或在光线稍变时再拍。印片条帮你了解摄影难在何处。”对阅读印片条和看摄影展览、读摄影集的不同感受，卡蒂埃－布勒松有个十分生动的说法：“看展览、读摄影集，好比发请柬请人吃正餐；而请人看印片条，就好比请客人将鼻子伸到咖啡壶里或煎锅里，甚至是杵到垃圾桶里，里面装满了刚削完的土豆皮……印片条上，你想抹掉和掩饰的东西太多了。”[1]
因为“想抹掉和掩饰的东西太多”，使那些最杰出的摄影家对展示自己的印片条也发憷。“读印片条时，我一般都相当失望——你期盼总是很高，也总是实现不了。”[2]玛格南摄影师埃雷奥特·厄威特（Elliot Erwitt，1928－）如是说；另一位玛格南摄影师大卫·阿兰·哈维（David Allan Harvey，1944－）的感受差不多：“我可不想看自己都拍了些什么东西，如果非看不可，就尽量往后拖……因为我知道失望总是难免的。”[3]摄影大师们的平庸在印片条上一览无余，对读者而言就有一种“解魅”和娱乐功能：哈哈，大师的片子也很烂嘛，你看看，他们想拍的东西跟他们实际拍到的东西99％都不一样，我们的差距只在于他抓住了那1％，而我没能抓住而已啊。
玛格南与“印片条时代”
直到2000年，申请加入玛格南图片社的年轻摄影师除了作品之外，还被要求提交相关胶卷的印片条——这个规矩是卡蒂埃－布勒松定的，坚持了近50年。卡蒂埃－布勒松对印片条的着迷是出名的，玛格南摄影师何奈·布里（Rene Burri，1932－）回忆说：“他看印片条简直像一种舞蹈，因为他总是把印片条翻来覆去地看，而且倒过来看。奇怪的是，他不愿意看照片！”[4]
卡蒂埃－布勒松宁看印片条不看照片，自有他的道理：相比于精彩的单幅照片，印片条更能看出一个摄影师的思维，看到摄影师的拍摄习惯。而初入玛格南的年轻摄影师，往往是先从读印片条开始学习。1965年加入玛格南的英国摄影师大卫·贺恩（David Hurn，1934－）有个回忆：“初入玛格南，我从卡蒂埃－布勒松、马克·吕布、何奈·布里、埃雷奥特·厄威特等人的印片条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在巴黎福布日·圣奥诺雷的办公室里，我一夜一夜地连着看，那是真正的视觉盛宴！”[5]
人们通过印片条了解摄影过程、选择和编辑照片，大致始于1930年代。这种习惯的形成，主要有四个因素：一是徕卡35毫米小型相机的发明和大量使用。该型相机1925年投入市场，到1931年销量超过9万台；1935年的徕卡广告语说：“徕卡是当今最快的相机：内置取景器，自动过卷，5秒钟可以拍3张……”这在当时已经是“屠杀菲林”了。大量的35毫米胶卷拍摄后需要选片子放大，摄影师开始零星使用印片条选照片。第二个因素，是1930年代报道摄影和图片社的兴起，直接催生了印片条的大量使用：图片社要从大量胶卷中编选出照片、放大多份后快递给报刊，于是大量制作印片条，再按印片条来找底片。第三个因素，是“二战”期间，盟军实行新闻审查，所有照片必须在军方审查通过后才能寄给报刊：送审的就是印片条。第四个因素，则与玛格南图片社有直接关系，有人说是玛格南将阅读印片条推广为报道摄影行业编辑图片的“标准行为”。
摄影史上的第一家图片社建于1894年的伦敦，此后直到1947年玛格南图片社建立，摄影师在和图片社的关系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力控制自己照片的版权，大多数情况下连署名权也没有，一般是拍摄后将胶卷交给图片社，图片社扩印后给报社，有时直接将底片交给报社使用——卡帕的《战士之死》，就是因为当时的图片社将底片直接交给杂志，后来底片丢失，所以没法说清楚这张照片究竟是拍摄的真实战斗场面还是一次演习。但玛格南建立后，摄影师自己控制底片的所有权，他们先把胶卷做成印片条，然后做编辑，选出照片做成扩印片交给报刊使用，底片则留在自己手里：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机会看到整卷的印片条。自玛格南成立开始，其巴黎和纽约的办公室就都有复制印片条的设备。
有趣的是，在玛格南初期，看印片条编图片的往往不是摄影师本人，因为摄影师在出差，拍摄后将胶卷寄给巴黎或纽约办公室，一般在巴黎是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1921－1986）做编辑，在纽约是罗伯特·卡帕做编辑，后来则有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1916－）、英吉·邦迪（Inge Bondi，1925－）、吉米·福克斯（Jimmy Fox，1935－）等参加进来。吉米·福克斯回忆说1960年代他根据印片条编照片时，摄影师往往会打来电话左交代右提醒，说某张照片非常重要，不要遗忘；即使如此，等摄影师本人回到图片社再编一次，编出来的照片与之前的居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
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原摄影部主任彼得·格拉西（Peter Glassi）曾注意到，玛格南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越是那些时效性强的重要事件的照片，在编辑时摄影师本人越是没机会插手。
1950—1980年代，看印片条做编辑选照片，与同事分享拍摄过程，是玛格南摄影师的标准动作。但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透明片（反转片）的广泛使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玛格南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罗杰的夫人金克斯·罗杰（Jinx Rodger）曾回忆：“彩色透明片广泛使用时，事情开始变了，多数摄影师自己做编辑，只把最棒的照片交给办公室（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整个胶卷交过来）。”[6]玛格南摄影师苏珊·梅瑟拉斯（Susan Meiselas）对此深有同感：“大量拍摄彩色照片，改变了我们以往那种与印片条打交道的所有经验。拍彩色透明片往往是自己做编辑，通常是把照片A交给玛格南推销，照片B交玛格南存档，照片C自己留作信息资料……这样，你就不再保有一个完整的胶卷，以前那种印片条的完整性就被打断了。”[7]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玛格南彻底告别印片，是在报道摄影进入数码时代之后。
“相机内编辑”时代与四个“胶片控”
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被当作报道摄影数码时代的元年。美国联系图片社创建人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先生在一次聊天时，曾与笔者谈及原因：当时图片社习惯先将照片放大再通过UPS（美国联合包裹快递公司）快递给各媒体，但“9·11”发生后，除了执勤的空军飞机，整个美国空域禁航，结果是照片无法寄出。此后，图片社立即将底片放大改为数字扫描，电邮发送；随后爆发的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数码相机拍摄、卫星电话通讯、手机连接因特网成为摄影记者的标准工作方式。
关于数码时代的拍摄感受，玛格南摄影师保罗·佩里格林（Paolo Pellegrin）有个说法：“背包比以前重了一倍。一天之内，你得自己拍、自己编、自己写图片说明，然后自己传出去。快是快多了，但要想重新读读拍完的照片也更困难了。”[8]而为了节省时间，很多人形成了“相机内编辑”（in－camera editing）的习惯：拍摄后马上回放，质量好就留下，不好就删除，拍摄完成后直接传给编辑部，很多人甚至不再看第二遍！
像佩里格林一样，不少玛格南摄影师都很留恋印片条时代，梅瑟拉斯：“拍胶片的时候，一天结束，你也不知道拍了什么、拍得怎样，有一种神秘和惊奇在等着你，我觉得还是这种工作状态来劲儿。现在大家更多的时间花在看屏幕上，先是看数码相机，然后是看电脑。”[9]她的玛格南同事吉尔斯·佩雷斯（Gilles Peress，1946－）：“拍胶片时，你脑子里始终追踪着正在拍的东西，到晚上整个拍摄过程会在脑子里再过一遍。拍数码最坏的地方则是：摄影师做出的反应少了，所需的智慧少了，思考的时间更少了。”[10]
现在，玛格南摄影师中坚持拍胶片的还有四个人，而用印片条编照片的只剩了三个（埃里克·索斯拍8×10英寸的大底片，虽然“印片”但不成“条”）：张乾琦、布鲁斯·吉尔登（Bruce Gilden）和吉姆·哥德堡（Jim Goldberg）。四人各有理由，但2010年吉尔斯·佩雷斯的印片条在英国法庭作证引发的巨大关注，也许不无启示。
1972年1月30日，星期天，北爱尔兰民权协会在德里市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反对英国在北爱尔兰推行的不经审判就关押的收容制度。当游行队伍向市政广场行进时，与英军发生冲突，英军开枪造成12人现场死亡（其中7名是青少年）、14人受伤（后有一人伤重而死），这一事件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在仓促调查之后，当时的英国政府称，英军开枪理由是示威者中有人持有武器——而法庭作证的几人都提供了相反的证词，其中就有玛格南摄影师佩雷斯，他是现场拍下第一个中弹倒下的示威者的唯一一名摄影师。这一为英军开脱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北爱尔兰人持久的愤怒，此后爱尔兰共和军对英军的狙击、爆炸、暗杀不断。1979年8月，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亲叔叔、英国“二战”英雄、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蒙巴顿公爵，在北爱尔兰的夏季别墅度假时，乘坐的渔船发生爆炸，蒙巴顿和14岁的儿子当场死亡。
1998年，在死伤者家属和北爱民权组织长期抗议下，英国议会决定重新调查“血腥星期日”案件，佩雷斯再次被要求出庭作证，传票上写明要求他出示当时拍摄的现场底片，被佩雷斯拒绝：因为出示的理由不是为了弄清哪位英军士兵开枪杀死了示威者，而是要确定示威者当时是否持有武器。英国政府威胁要对佩雷斯提起诉讼，经斡旋，法庭最终接受佩雷斯可以出示与底片等效的印片条（附有详细文字说明）：这些印片条成为法庭最终确认示威者无人持有武器的关键证据之一。2010年6月15日，调查报告发表，英国最高法院认为，当年在游行中被枪杀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38年的血案终于翻盘。当天下午，英国首相卡梅伦代表英国政府向死难者表示“深深的歉意”，并承认英军士兵枪击平民的行为是“不正当和不可原谅的”。
如果想及此案调查历时12年，证人证言多达2500多人（份），调查报告长达5000页，调查费用多达1.9亿英镑，被称为英国法律史上最大规模调查的话，你就知道佩雷斯的印片条是多么给力！
注释：
[1]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0.
[2]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0.
[3]同上。
[4]同上，第12页。
[5]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2.
[6]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2.
[7]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2.
[8]同上。
[9]同上，第13页。
[10]Magnum Contact Sheets， edited by Kristen Lubben， Thames & Hudson， 2011， P.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