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的《女诫》开了针对女子礼教的家训先河，与刘向的《列女传》、班固的《白虎通义》一脉相承，表面看似对女儿们的家训，实质为专制社会统治者尽职的儒术言论。她是将御用文人哥哥班固的男女性别理论细则化、具体化、实践化。她的作为引起了她之后汉朝女子的效仿，女性纷纷书写女训女诫，如赵宣妻杜泰姬的《戒诸女及妇》、杨元珍之女杨礼珪的《赦二妇》，以及男人也添列其中，如蔡邕的《女训》与《女诫》、荀爽的《女诫》、杜笃的《女诫》等，一时间女教书辈出，女教蔚然成风，将汉朝前期“不闻妇礼”的局面打破，又将女性礼教烘托到一定热度，这就是班昭的坏榜样。
专制社会，礼教当道，用心礼教，最可青史留名。后代儒士自以弘扬儒家礼教为己任，当遇到统治者大力提倡礼教的时候，必会以董仲舒、刘向、班固、班昭之类为先贤，因此后世班昭的名声越来越大。南朝强调女性礼教，《女诫》影响扩大，《文心雕龙》称：班姬女诫，足称母师也。唐朝，《女孝经》和《女论语》的两位女性作者以班昭为女圣人。明代，《女诫》得到皇帝的赞赏，神宗称“此书简要明肃，足以万世女则之规”，并于万历八年（1580），命儒士注解，以教宫闱，并普及到民间。清陈宏谋说《女诫》以为百代女师可也，故列诸卷首，以为教女者则，收入自己所著《教女遗规》卷首。明代是提倡女性礼教最力的时代，明神宗认为《女诫》可为万世女则之规，正说明班昭《女诫》内容符合统治者的需要。汉代奠定了后代女教的基础，每个朝代都在这个基础上又各自增高并发扬光大。虽然汉代对女性道德礼教做了详细规范，但这些言论也还只是灌输，还没有到了被强制执行的阶段。所以还有卓文君、蔡文姬再嫁的事例。而对于普通民众，再嫁的现象更是普遍。所以，汉代虽然贞节观念已经被提倡、鼓吹、扩散，但此时的贞节更多的是理论上而非实际操作。所以汉代是鼓吹贞节观念与离婚改嫁并行不悖的时代，汉代是“汉人不讳改嫁，故虽皇帝后宫，亦恒出之”[14]。
对女性贞节的鼓吹，一是腐儒，二是统治者。统治者的“表贞节”或许比腐儒的作传作注更加有效有力，更有示范作用。史载真正开始实施“表贞女”的活动是在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诏赐贞妇顺妇帛”。到了东汉，汉安帝不止一次表彰贞节妇女，不但赏赐布帛粮米，还“甄表门闾，旌显厥行”。“甄表门闾”的坏处就是妇女的贞节不再是妇女本人的事情，而成了宗族家庭的荣誉的事情。为了家族荣誉，家族中的人们，特别是男人们开始督促甚至强迫妇女贞烈，这是妇女的贞节变得复杂起来的缘故，而许多妇女守贞也是为了不给家族丢脸，而并非她们主观的意愿，家族的要挟使妇女的守贞变得压力重重。“垂节留名”更多的是家族留名，妇女偏偏成了虚伪“垂节留名”的牺牲品，变成男人们名誉的葬品。妇女本来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与名誉，但社会与男人却逼迫妇女以死（或半死不活）为他们赢得名誉。尽管“表贞女”开始于汉代，但秦汉四百多年，后世记载的贞烈女子也只有42位，比起明清要少得多。
（四）魏晋南北朝女性贞节观念
到了魏晋南北朝乱世，君临天下的儒家礼教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弊端丛生，受到下层民众的猛烈冲击，也受到进步思想家们的尖锐批判，同时遭遇玄学、佛学、世俗哲学的挑战，贞节观念也受到很大冲击。魏晋时代对妇女的贞操要求较汉时宽松，对于妇女的再嫁，听其尊便。但统治阶级中的一些顽固守旧人士也不断鼓吹妇女贞节，如西晋裴頠在《女史箴》主张：膏不厌鲜，女不厌清。相比而言，北朝的统治者更注重贞节，《北史·列女传序》言：
盖妇人之德，虽在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节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存，图象丹青，流声竹素，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者也。
对女子的要求，平时要“守约居正”，兼柔、贞两德，危难遇暴时能“杀身成仁”，完成贞节道德的最高要求。也正是统治者的宣传，致使一些被愚弄的女子自残守节。《北史》、《南史》都有记载，十六岁的女子守寡，父母劝其改嫁，她就割下耳朵以示坚决不嫁。而官府就为她修牌坊，上书“贞女卫妇之闾”，这一牌坊真使她终身守寡了。也正是南北朝时加大贞节观念的宣传，这样自戕的女子才不断的多起来。但这时苦守自戕的比殉葬贞烈的多。
（五）唐代女性贞节观念
贞操观，对于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来说，就是指单方面针对女性的贞操道德观。作为以父系为继承世系的男权性别制度，为了男权父系家族的多子多孙、家族繁盛，遵守的规则是以男性血脉计算的家族必须有男性后代，男性后代越多越好。男权制这样的原则导致的结果是：女子必须始终保持贞节，当然就要从一而终；男子不存在贞节问题，因为他繁衍的是自己的血脉，越多越好，就是自己拥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因此在男权制社会谈到贞节一定是针对女性的道德。对女性贞节的要求，最初是出于处于性别统治地位男性“纯种”的需要，但更是将性别统治置于阶级统治之上的男权社会男性占有欲的需要。如果仅仅是出于“纯种”的需要，为何夫死女子一定要守寡呢？男性的这种占有欲，不仅是他活着时要占有你，就是他死后也要占有你，这就不仅是功利的需要，而是权力极端化的一种表现。从一而终，夫死守寡；未婚女子未婚夫死也要守贞，就更是一种不讲实际功效、不讲人性、不讲道理的极端的性别压迫与奴役了。
士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传承者，更是道德的守护者。很显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士“得君行道”最好的朝代，即汉、宋、明、清几个朝代及每个朝代的末期，每当士承当了整顿社会教化的责任，即所谓“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时候，像程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时候，都是女性贞操道德最严酷的时候，都是女人生活最悲惨的时候。相反，当魏晋南北朝、隋唐和每个朝代的前期，所谓纲常伦纪最坏的时候，也是社会最自由有活力的时候，是最少强调女子贞操的时候，也是女子生活的最好的时候。为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纲常伦纪的阐释与强调是儒家士大夫们太有作为的表现，是他们被统治者纳入统治系统与被重用的时候，是变态地强调女性贞节道德的时候。唐、宋两朝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中前期，统治者排挤士族，道德环境就宽松，唐代末期，士子们被接纳发挥作用，又开始强调和严格对女性的贞节道德。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对女性贞操道德礼教的重视，首先是统治者的提倡，其次是士大夫们的解释与一再强调，其次是风俗习惯。哪个时代，统治者提倡，士大夫强调，那个时代就是贞节观念吃人的时代。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先秦之后最自由的一个朝代，女性的自由程度几近商朝，女性的贞操不被强调。之所以有这样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是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社会的风尚或风气主要由上流社会（皇家与贵族阶级）决定，上流社会崇尚什么风尚，整个社会就表现出什么风气，统治者不重视贞操观念，自然影响到社会中的百姓也少贞节观念。唐朝统治者的先世属于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因此保有许多原始习俗，他们没有汉人的礼教，对妇女没有儒家的哪一套贞节观念，所以离婚再嫁、夫死再嫁都在常理之中。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最自信的时期，由于唐朝开放的政策，形成各民族大融合的空前盛况，民族间的交往与通婚改变着唐人的习俗与礼法。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自由的社会环境与人们开放的心态，解除了人们道德的束缚，社会上的男人不再需要虚伪做作，也就不会过多强调女性的贞节，人人在享受生活。武则天的称帝本身就是对儒家纲常礼教的挑战与颠覆，儒家经典一再强调女人不能独立成事，只能辅助男人成事。但武则天的称帝不啻打在儒士脸上的耳光，熟读四书五经的男人们，再无法用《周易》与《礼记》中男尊女卑的哪套性别理论来面对武则天，武则天彻底颠覆了儒家的男女定位：女主内，男主外。武则天大量任用女官，也颠覆了儒家女不言外的训诫，总之武则天让以儒家礼教为己任的男人们颜面自失，武则天的时代是自周以来的三千年性别关系天空从未有过的时代。武则天在称帝的过程中，遭到男权社会中旧士族与唐皇室男性们的极力反对，为此武则天十分讨厌儒家礼教对女性的限制，她临朝称制以后，在男女关系上随心所欲，她对贞节的态度，似乎就是要告诉男权社会的男人们：你们规定的一切男女道德礼教观念都可以统统打翻重来，女人也可以像男人那样不顾贞节，自主自由，她的态度影响了上流社会贵族们的开放行为。上流社会的男女很少有以正统自守的，他们自由选择，婚外情的公开与不避人嫌几近现代社会。唐朝社会的这种自信与辉煌，创造了历史上的空前，开放的社会男人们趋于健康正常的心态。
上行下效，活跃在文坛诗界的男人们与唐代兴起的教坊职业有才艺的歌舞伎们频繁交往，当时的诗人们几乎无不与妓交游的，这种男女社交的公开也影响到了民间一般男女的交往，男女都以一种健康而大方的态度交往着。流风所播，唐朝出现了一批侠义尚勇、刚强勇敢的女子，她们和男人一样或杀敌报国，或解围保城，或与丈夫一起成就事业，或为亲人报仇雪耻，广泛涉猎公共领域，似乎商朝妇好的形象重现。因此唐朝的《列女传》中更多的是这种铮铮铁骨的“烈女”与女才子的相映生辉。当然也有贞烈的女子，就像每个时代都有愚忠愚贞的女子一样，贞烈的女子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在唐后期，社会开始收紧的时候。当一个时代男女并重的时候，女性的能力立刻显现。唐朝再一次的证明，不是女性不行，是社会没有给予她们机会，是因为社会长期利用礼教压制女性，结果使她们变成了“异类”。女人的状况之所以变得像后世那样不堪，全是因为男权社会的压制与礼教的束缚。唐朝人讲究实际，儒家对女性从一而终的要求纯属礼教的极端，最后发展成杀人的礼法。《朱子语类》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一个社会要讲秩序与道德，但如果不近人情、极端双重标准，这种极端不平等，必将害及公理与人心。宋以后的传统社会，女性是一个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性别，衰弱的社会，不自信的男人，出于自私的目的，为女子设置高标，完全不去顾及女性的死活，这终将祸及国家与民族。
唐朝贞节观念的淡薄，与统治者有意排斥山东旧士族有关，压抑士族的同时，也使士族保有的那一套影响社会的礼法失去效用，贞操观念也失去它原来的作用，这自然使女性获得婚恋与性的自由。总之，在唐朝，女子再嫁几乎没有任何束缚，三嫁四嫁的女子有的是。妇女的婚外情时有发生，也没有见到有什么处罚。那时的男女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婚外情被接受，妇女私奔的事也屡见不鲜。女子常常享有同男子对等的婚外情的自由，这只能说明唐朝贞节观念的淡薄，两性关系在观念上的宽松，儒家道德礼教观念不被重视。
上述是唐朝生活的一面，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开放的社会也往往是提倡贞节和不守贞操可以兼容的社会。正统思想的宣传成为生活的另一面，唐太宗长孙皇后作了《女则》三十卷。唐宫人宋若华作了《女论语》，甚至武则天在做高宗昭仪时也作过《内训》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女人写女诫类的道德书，一是真心地认同或无奈地接受对于女性的道德礼教，二是虚伪地表白自己的正统，一旦到了万人之上的地位，这些虚伪的训诫便统统抛掉。但是到了唐朝后期，为了维护日暮途穷的王朝，士族又开始被重用，士族持有的礼法重又被强调，唐王朝开始注重贞节。以往公主再嫁、三嫁极为平常，但这时统治者开始注意道德礼教与贞节观念落实，宣帝规定：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再嫁。自唐代宗以后，已经看不到公主再嫁的事情了，这说明唐朝后期政令和社会舆论对妇女再嫁有了约束，皇帝希望皇家女子能做表率，以正世风，贞节观念开始回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