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方面，也许江青比不上周扬，但在其他某些方面，江青却比周扬更了解毛泽东。她知道自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匆匆结束以后，毛泽东一直要在思想文化界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所以便不失时机地抓住一篇极普通的商榷文章采取了积极行动。然而，对江青和毛泽东来说，运动只是一种手段，却不是最终目的。毛泽东要发动批判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以改变文化界的混乱状态。而江青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她还是要通过运动显示自身的价值，以满足内心深处日益膨胀的权力欲，确立自己在文化界的领导地位。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使江青第一次尝到了运动的甜头也产生了对周扬的强烈不满，所以她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搬弄是非，并一直在寻找发动批判运动的机会以便借此整倒令她反感的周扬及其他文化界领导人。据李辉在《往事苍老》中说，他与张光年谈到周扬时，张光年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
李：你有次说到毛泽东常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主要是指什么？
张：我想是指他对意识形态上“阶级斗争动向”不敏感，感觉迟钝。你管的事，出了问题都要最高层替你发现、指出，指出了，还没能很快跟上，这还行吗？53年说他政治上不开展，也可能因为电影。当时江青是中宣部的电影处处长，经常拨弄是非。有一件事好像是在1953年，江青邀请我们在中南海看《荣誉属于谁》，说这个片子是有问题的。我们很认真地看，但很愕然。周扬问我：“你看问题在哪里？”我摇摇头，他叹口气，说：“有问题。”但也说不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片子与高岗有关。当时高岗是东北王，知道他有作风问题，但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并不清楚。江青说这片子是歌颂高岗的，不过后来批高岗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个内容。说周政治上不开展，还指他同夏衍、田汉、阳翰笙这样一些老同志划不清界限。我猜想这样，没有问过他。
高岗、饶漱石的问题，纯粹属于政治斗争，但江青仍想通过电影开展批判运动。虽然这次没有成功，但她继续等待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必然的。而当她好容易捕捉到一个机会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周扬的阻挠，这不能不让她感到恼火。所以，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一事因受到周扬的阻挠而搁浅以后，原来试图避开周扬的江青就不得不面对面地与周扬进行交涉了。然而，就在她于9月下旬再次来到人民日报社以后，却发现周扬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但理由非常充足，而且还组织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直到此时，他们仍然“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当然“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周扬态度的坚决，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对江青经常“拉大旗作虎皮”的反感，也透露了他对江青超越职权在文艺宣传部门指手画脚瞎指挥的抵制态度。由此亦可看出，周扬在平时处理自己与江青的工作关系时，并没有将她当作“第一夫人”特殊看待，更没有利用江青的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在周扬身上，还有中国传统文人良好品质的闪光的一面。
在这次特殊的交涉会上，周扬没必要说出自己之所以阻止江青的深层原因。因为仅堂堂正正的理由就已相当充分：“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很粗糙，态度也不好”，等等，是针对《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的评价；“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分量太重，报纸版面也不多”，则是说的实际情况；“还是作为学术问题为好”，更证明周扬等人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江青有借此开展一场批判运动的意图。
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在冲突过程中周扬暂时占了上风，其结果是导致了江青对周扬的更大怨恨。据李辉的《往事苍老》，江青曾经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我恨死周扬了！”可见她对周扬是何等的痛恨。
实际上，无论周扬对江青“假传圣旨”的做法如何反感如何抵制，他到底还是给了江青一点儿面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最终由《文艺报》转载，便可证明此点。只不过江青却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因而对周扬的折中方案不但不做出让步，反而从此愈发痛恨周扬。
在面对面的冲突中，暂时占了上风并不等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最终陷于被动局面的还是周扬。他与江青的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因为江青身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靠山。当他们之间的冲突转化为“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的时候，冲突的性质便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江青与周扬等人在人民日报社发生冲突后不久，江青便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开始了对他们的猛烈反击。面对《文艺报》在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时所加“编者按”，毛泽东写下了一行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批语：“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字字句句，都是冲着周扬等人当日对江青所强调的那些理由。当时的周扬，与“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相比自然是一个“大人物”，但当他面对毛泽东的时候，他究竟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呢？
没有材料证明周扬当时是否看到了毛泽东的这些批语，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周扬却很快就看到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次对准周扬所强调的“小人物的文章”这条理由开火，有意识地将“小人物”与“大人物”对立起来：“事情是两个‘小人物’作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如此严厉的断语出自第一领袖之口，其对周扬等当事人造成的压力何止千钧！
令周扬感到欣慰的一点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实话实说：“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这证明周扬的判断是正确的：要求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开始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本意，而是江青提出来的。不过，江青到人民日报社之前，却是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指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等人：“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虽然没有点名，但却不点自明。身为主要当事人的周扬，在看到这一段燃烧着怒火的最高指示后，自然会陷入诚惶诚恐的境地。
周扬可能没有料到，在自己和江青之间的冲突中，毛泽东竟然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江青。这位对毛泽东无限崇拜的文艺界领导人，对江青的指手画脚瞎指挥可以采取直接或委婉的方式加以抵制，但对毛泽东的指示，不管是理解的还是不理解的，甚至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却从来都是绝对服从的。因此，看了毛泽东的信后，周扬可能心中仍然不向江青认输，但对毛泽东，他却积极地采取了“立功赎罪”的补救措施：他将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集在京的专家学者召开一次小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
周扬的态度和积极行动，并没有得到江青与毛泽东的谅解。他们有意采取了避开周扬直接指挥人民日报社的行动，而江青则在这一行动中扮演了一个使者的角色。她不辞劳苦地往来于中南海和人民日报社之间，瞒着周扬，秘密地找到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在《人民日报》组织发表几篇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周扬虽然知道此事，却不敢再来过问，证明在与江青的矛盾冲突中，周扬起码在表面上已经服输。
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曾经说：“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意见，听说周扬就曾打电话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此外，据李辉的《往事苍老》，夏衍也曾经说：“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艺报》的社论，这实际上是批评周扬领导的文学界。听说这个社论越过了周扬，由上面指示总编辑邓拓安排报社的人直接写的。起草人是袁水拍。社论发表出来后，周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是毛主席不满意周扬在批判胡适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上的工作，这篇社论是对他的极为严厉的批评。”
邓拓奉命组织的第一篇文章于10月23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便是那篇由钟洛起草并经林淡秋、袁水拍修改过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这篇凝聚了人民日报社及文艺组主要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的文章，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写成的，但对于文艺界的批评，却只在临近结束时轻描淡写地点了一笔：“我们的文艺界，对胡适之派的‘新红学家’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在全国解放后仍然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占统治地位这一危险的事实，视若无睹。这两篇文章发表前后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10月23日，周扬筹备组织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在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及报社的编辑记者共有69人。这次会议特意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并让郑振铎主持会议，证明周扬虽然陷入了惶恐的境地但却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也不想把事态扩大。由于周扬是以文艺界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所以他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没有像何其芳那样做明显的自我批评，讲话的内容也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指示精神，甚至连语气都极为相似。在讲话中不说“我”而说“我们”，且时常以领导者的身份并使用号召性的言辞，可以看出他在公开场合的镇静自若。然而，在他冷静的外表下，是否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呢？以理度之，当是有可能的。
从李辉《往事苍老》中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可知，也许周扬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引起了毛泽东或者江青的不满，所以他们对周扬又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战略战术。就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作了报道的10月26日，江青又一次秘密地来到人民日报社，直接向袁水拍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写一篇对《文艺报》开火的文章。这一次，仍然有意识地避开了周扬。
10月28日，由袁水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起草然后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重要修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这一招非常厉害，他对准执行了周扬命令并在周扬直接领导下的《文艺报》开火，不仅可以对全国各地的报刊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同时也间接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周扬。所谓“敲山震虎”、“隔山打牛”，可见毛泽东是何等的英明！
周扬果然又惊又怒，再也无法保持表面上的镇静自若。他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质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以周扬的精明，不可能猜不透这一事件的内幕，但明明知道，却还要问个究竟，证明他已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
然而，眼前的尴尬处境也只是暂时的，待周扬转变态度之后，毛泽东依然会重用他，并使他在运动中得到实际的好处。人类能否把握自己的命运，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当命运相对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即使在相同的境遇中，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命运，这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在困境中，听认命运的摆布而不作任何抗争的人，恰似戈壁滩上的流沙，只能任凭风暴带到地角天涯；遭遇厄运颓丧消沉甚至轻生的人，就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树叶，随波逐流然后陷进淤泥化作泥土；在困境中采取措施积极抗争的人，则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一叶扁舟。这一叶扁舟就是自己的命运，而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及所采取的积极行动便是驾驶扁舟的人。面对着汹涌的狂涛巨浪，他只能努力拼搏随风转舵以便摆脱困境驶向彼岸。1954年秋，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中一开始便陷入困境的周扬，便是这样一位见风使舵的明智之士。
对江青，当时的周扬在内心深处可能不会认输并且十分反感，但对毛泽东，他却是由衷崇拜甚至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所以，当他看到《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得知自己已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便马上采取了顺风转舵的行动，“《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的迅速召开以及周扬在这次会议上的总结性发言，便是明证。当然，此时的周扬，表面上的言行与内心的想法肯定不会一致，在积极响应号召的行动中和镇静自若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份极为复杂的心情：矛盾、痛苦、惶恐，甚至难以理解并且无法接受。
周扬虽是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的阐释者，但他对毛泽东的理解却远不如毛泽东对他的把握更为深透、彻底。对于此时此刻周扬的心口不一甚至复杂的内心活动，毛泽东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虽然喜欢并需要周扬，也知道周扬在努力地随风转舵，但却一定要像诸葛亮七擒孟获那样让他心服口服之后才给他这个机会，因此，毛泽东对周扬继续穷追猛打且采取了非常高明的战略战术：他秘密指挥着周扬手下的一支部队向另一支部队发动了猛攻，这实质上等于端掉了周扬的总指挥部。
《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后，周扬既惊且怒更多惶恐，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下定决心急速转舵，然而此时水急浪高风怒号，他仍然无法与命运抗争。
更令他感到痛苦的是，自己统领的一支部队被最高统帅秘密指挥着打败了自己的另一支部队，并直接威胁到自己的总指挥部，但自己却不敢恼、不敢怒，也不敢说，并且还要强作镇静被迫再去攻打已经失败了的这支部队。对于周扬来说，牺牲掉一个《文艺报》算不了什么，只要毛泽东同意，他立刻会在原来的地盘上重新建立一支队伍。问题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周扬手下的这支部队发动进攻，目的不是要消灭这支部队，而是要间接地打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部。批判《文艺报》，也就是在批判周扬，因为《文艺报》属于周扬直接领导，而且在江青与周扬之间的这次冲突中，他们还忠实地执行了周扬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