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命年，苦又难，辍学务农心最寒。也曾爱马走草原，也曾护马不知闲。也曾目睹马匪患，也曾山地学种田。父亲劳教押新疆，稚嫩双肩挑重担。为我家，耕其田！
我家在歇地沟的家产被马家兵抢劫后，元气大伤，家道中落。祖父、父亲那辈人多方举债，惨淡经营，重新起家，养马养羊、置地开田，用两三年的功夫，才使家道走上恢复发展之路。期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三大战役相继胜利，中国人民盼望解放的声音日益高涨。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在广州召开由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西北军政副长官马鸿逵等人参加的“西北联防会议”，拟制了“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马步芳四个军及新成立的骑兵军共九万余人依托兰州坚固城防和黄河天险，吸引、消耗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主力伺机转向兰州，以胡宗南部主力由秦岭出陇南，三路夹击，挫败第一野战军于兰州外围。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为解放兰州，打开进军新疆、宁夏的道路，决心发起兰州战役，歼灭青海马步芳部主力。经过激烈战斗，兰州解放。马步芳部二万七千余人被歼，其余守军分别向永登、西宁逃窜。
时任国民党永登县党部书记宋祖潆已于七月逃往临洮老家。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等国民党高级官吏，于八月二十四日逃抵永登，只住一夜又西逃。国民党在永登的武装力量，仅剩警察局长薛镇中为首的警察四十八人和十六条枪。八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甘肃省教练处处长王孔安和省警察局长郭庄命令薛镇中西撤。薛拒绝西撤，与西进的第一野战军第九师先头部队接头并起义。九月六日，第九师解放了永登，随即全师人马又跨越乌鞘岭，解放了安远释，于九月十七日进占武威。驻武威附近的国民党第九十一军骑兵团等七千五百余人投诚。九月十日张掖解放。九月二十四日，酒泉和平解放。
……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永登之前，我九岁，曾亲眼看见了国民党马家兵在坪城一带抢夺马匹、祸乱乡亲们的事。
马家兵溃逃时，到坪城、松山滩抢马，把这一带几个庄子老百姓的马都赶到我家的打麦场上，用栅栏围起来一块挑选，我家的护群马和几十匹马也在其中。
这个护群马，人称“老土匪”，意思是它看护马的本事比土匪还要厉害。它高大的身躯，长长的颈项，柔顺的鬃毛，飘逸的尾巴，雄壮无比，力大无穷。静时，是那么的纹丝不动，宁静安详，没有一丝一毫的慌张与不安；动时，在那奔跑的瞬间尘土飞扬，驰骋千里，追日逐月，乘风御雨。它的眼神像一潭深泉，透明而又深不可测。它像无时无刻不在思考一样，平静的背后是情感的波涛汹涌。
我特别喜欢我家的护群马“老土匪”。不管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我都是它亲密的朋友。我偷偷给它上好的饲料，站在凳子上给它梳鬃毛，贴在它耳朵旁给它说悄悄话。
那天，我趴在牲口棚里，大气都不敢出。入夜，马家兵三三五五分头喝酒吃肉去了，只剩下看守马的两三个兵。我看见心爱的护群马“老土匪”站在马群中纹丝不动，但一双机警的耳朵似乎在倾听着周围的动静。我想，它一定知道我就藏在马棚里。想到这里，我轻轻打了一个口哨，只见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啸一声，冲破栅栏，向西北马牙雪山方向奔去。其他马匹也紧跟“老土匪”扬蹄奋奔。马家兵怎么拦都没拦住。
负责看管的三个马家兵望着成群的马队一路奋奔而去，追了一二里地，望尘莫及。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庄子上，被他的上司用马鞭抽打了一顿。
我躲在马棚里偷偷发笑，趁马家兵混乱之际溜出马棚，寻找我的“老土匪”去了。
这年阴历八月六日，一个连的马家队伍又来到歇地沟，烧杀抢夺，奸淫妇女，当时有十几个妇女被土匪轮奸，很残忍。为了不让马家兵把我家的牲口抢走，年仅九岁的我被父亲安排到藏民圈去保护牲口，晚上我趴在马背上不敢睡觉，一直到天亮。就这样在藏民家待了十几天，保住了我家当时仅有的三匹马。
我少年时期，特别爱马，一有空闲就往马棚里跑。我爱看马儿吃草吃料，爱看它喝水打喷嚏的样子，爱看它在土地上打滚的姿式，喜欢听它奔跑起来得得的蹄声。
从小时候到现在，我一直很喜爱马。马因为美丽和强壮而闻名，它有着长长的、漂亮而柔软的鬃毛，还有光滑的皮肤和坚硬的蹄子，当然，它还有强壮的腿。马很聪明，跑得快，跑的姿态也很美。马忠实于主人，很无畏，也很勇敢。
我很喜欢骑马，骑在马上，当马跑起来的时候，风吹在脸上，我仿佛飞起来一样。我觉得马是世界上最好看、最可爱的动物，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爱马，与家乡的马儿有许许多多的不解之缘。及至后来，我走到有马的地方，就会驻足看马。只要有关于马的文字资料，我就千方百计收集它。
……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父亲因做过伪保长，被押送到新疆劳教。那时我年岁尚小，对劳教的概念似懂非懂，但看到母亲愁苦的样子，知道父亲此去并非好事。父亲临走时摸着我的头说：“虎子，我这一走，你恐怕上不成学了。十岁的男儿早当家。我走后，你要学做农活，给你妈分忧啊！”父亲还想说很多话，可是我家的大门哐当一响，三个民兵毫不犹豫地把父亲拉走了。临出大门时，父亲突然回过头来，望着惊慌失措的母亲和我，大声说道：“虎子他妈，把家里的事操心好，把娃们操心好！我在那边好好改造，争取早些回来！”我看着父亲身穿蓝什布、弓着腰的高大背影渐渐消失在远处的大路尽头，默默地流泪。
十岁的男儿早当家。从此，我在繁重的劳动中坚强度日。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母亲劳累的样子，我就特别想念父亲。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被父亲带着高高兴兴去上学，心里特别难受。听到别的孩子骂我“劳改犯的儿子”，我只能默默地走开，想父亲在家时的幸福，想父亲做过的事情。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父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事业心很强，他把祖父在古浪一座磨村所购置的山地全部压成砂地。他对儒家学说非常崇拜，经常对我们进行三纲五常、忠君爱国、孝义仁爱的教育。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不嫖不赌，为人正派。他带头修庙敬神，但不搞迷信活动。他以非常传统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子女，而且非常严格，因此子女们在他的教育下，不偷不骗不害人。他常说：“做贼的不富，待客的不穷。棍棒之下出孝子。”父亲一辈子好动不好静，吃苦耐劳，创业到老，给子女们，特别是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树立了榜样。
父亲对我们子女非常严厉。我在炕上坐着背书，背着背着就睡着了，父亲回来发现就用棍子打醒，骂我懒惰。但他对长辈非常尊敬，晚年时，虽已年老体弱，过年都要亲自给本家婶母磕头拜年。他对整个家族中的事，大小都管，本家族的侄儿们若要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他都要严加管教，所以整个家族的族人对我父亲都非常尊敬，家中有大小事都要找他帮助解决。
后来，父亲劳教结束了，灰头土脸回到家里。谁知更大的灾祸又像暴风雪一样，向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袭来。
一九五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土改开始后，工作组进驻歇地沟，我家被划为地主，父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接受改造。年仅十岁的我，开始辍学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当时，歇地沟的工作组长是一个外地人，曾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当年，西路军血战祁连山，他在高台战役之后流落到坪城滩，得到我父亲的保护和帮助。现在，他作为工作组长不能明说马上要进行减租反霸，斗争地主分田地的事，只从侧面提醒父亲说：“老蔡啊，你当过伪保长，要好好接受人民政府的改造！你快到县城去，买几本书，找个地方好好学习几天吧！”父亲听懂了弦外之音，非常惊慌，就连夜跑到县城隐藏起来。
过了几天，父亲托人给母亲带来口信说，把家里的两匹大黑马卖了，给我带些钱来。母亲不敢怠慢，暗中找来两个回民，牵走了我家的两匹大黑马，卖了六十块银圆。我和母亲把这些银圆藏在包袱里，半夜起程来到县城，找到父亲，把银圆交到他手中。父亲从包袱中分出二十块银圆给母亲补贴家用，供我上学。拿着剩余的四十块银圆到兰州谋生去了。
分手时，母亲背过身子默默地抽泣。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
“虎子，你已经十岁多了，在家听你妈的话，不要惹祸，多干些家务活，学习不要放松啊。”
父亲交代了家里的一些事说：“事不宜迟，你们赶紧回家。村上人若问起家里的两匹大黑马，你们就说被人偷掉了。要问我在哪里，你们就说不知道。”
母亲和我翻山越岭回到村子，整日提心吊胆，生怕父亲出事。
父亲到兰州后，一时没有找到活干。一天，在街上闲逛时遇到一拆字先生，预算前程凶吉。先生让父亲写一个字，父亲写了一个“成”字。先生说：
“事必成，但有干戈，也就是说你有刀枪之灾。”
父亲听后更不敢回家，整日无所事事，在街上溜达时恰巧碰到在阿干镇煤矿当劳资科长的远方表兄。一番寒暄后，由他介绍在阿干镇煤矿当记工考勤员（当时煤矿还是矿工用背篼往上背煤的，需要记数）。这个工作一直干到一九五三年。因父亲字写得好，算盘打得好，被调到采煤区当会计。
这一年春天，我得了一种病，浑身特别疲乏，后来咳嗽咯血。家中无钱医治，舅舅把我送到阿干镇父亲工作的矿区医院。医生说我得了肺结核病，要住院治疗。我在这所医院勉强医治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缺钱，就回到歇地沟上小学。在阿干镇矿区医院，我第一次看到了《林海雪原》《红岩》等连环画册。
父亲工作认真肯干，组织能力很强。一九五五年，矿上领导准备提拔他当采矿区副矿长，就派人到永登坪城老家调查了解他的情况。
调查人员到歇地沟村之后，黑土洞一位贫农家庭的年轻后生跑到村部反映问题，说我父亲当保长时制造错案，让伪警察枪毙了他父亲。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伪保长的问题十分敏感。调查的人在县公安局一查，此人确为伪警察枪毙。
永登县公安局掌握了这一信息后，马上派人把我父亲从阿干镇抓了回来，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押送新疆劳动改造。
临别时，父亲说：“十岁的男儿当官差，现在解放了，我们家不比从前了，你不是少爷了，不可能当官差。你已经十三岁了，是老大，要学做农活，养活自己，撑起我们这个家。”
那年，我十二岁，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本命年。母亲依照旧例给我做了一条红裤带。我系上这条红裤带，牢记父亲的话，开始了繁重的劳动。
父亲二次劳改后，我作为家中长子，常常和入赘的二姐夫下地干活。二姐夫老实本分，种田时二姐夫驾驶牲口，我就在后面撒种子。
春天，山上的积雪还未消融，料峭的寒风吹着我单薄的衣服。一粒粒青稞种子经过我冻开口子的手撒进沟垄里，有的斜躺着，有的平卧着，有的两三粒挤在一起，有的在我不经意间跳出沟垄，被我迅速捡起，撒进沟垄里。
我看见二姐夫吆喝着拉耧的那匹老马在寒风中奋进，一溜尘土尾随其后。我张开嘴巴大口呼吸弥漫着尘土的寒气，尽量均匀地撒播手里的种子。
太阳从老远的山冈升起来了，照得我眼睛发麻，汗水从我的额头渗出来，沿着脸颊往下流。我扯起衣角擦拭了一下，又开始撒种子。
一群觅食的乌鸦落在地头上，冲进沟垄里，很快地啄食种子。二姐夫呕——呀——地大喊一声，随即捡起土块甩过去，乌鸦们便呼啦一下飞走了。
撒完种子，二姐夫给老马换上土耱。我站在土耱上，两手紧紧地抓住老马的尾巴开始耱地。在地头需要拐弯处，老马四蹄绷展，很吃力地拉耱，先是一股粪臭的味道扑入我的鼻孔，紧接着，一团接一团的马粪从老马的肛门中拉出来，落在耱前的土地上，被迅速而来的土耱撵进松软的土壤里，有的破碎了，有的还圆圆滚滚。
一架田种完，我累得腰酸腿痛，手脚发麻。胡乱吃喝了一些青稞面馍馍，直挺挺躺在故乡的山坡上。
约莫半月时间，二姐夫和我种完了家里的所有土地。每天后晌，回到家里，我就给牲口添草，帮母亲干家务活。
夏天，我和伙伴牛娃子、尕山娃在大山深处放牲口。学会了割青草、骑马、掏山雀、挖老鼠洞，找到老鼠的粮食仓，拿回家里喂牲口。
我少年时代的劳动比较频繁，然而这些所谓的家务劳动，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完全没有涉及犁田耙地这些真正的农活。
后来，我在生产队做的第一件农活就是犁地。早上，队长在牛栏边高喊“犁地的拉牛！”，如是反复喊几遍后，队里的社员们都从牛圈里牵出一条牛，同时将铧口挎在肩上出发了。在灿烂的朝霞里，长长的队伍，按照一人一牛一铧口的间隔，行进在蜿蜒的田坎上，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犁山坡地还将就，在生产队所属的几个山头间分布着面积大小不等的约上百块梯田，在这些梯田里犁地，慢悠悠跟在牛屁股后面走，还可以欣赏秀美的景色。
记得那是一个奇冷的深秋，天空飘着小雨。队长与往常一样在牛栏边喊着“犁地的拉牛”，社员们站在牛栏边，没有人动。这时，我第一个走进牛栏，牵了头牛，背上铧口，上工去了。社员们见状，也纷纷跟在我的后面出发了。冲动归冲动，行进在田里面，天上下着雨花，跟在牛屁股后面犁地，只要脚板踩上哪怕很小一块石子，就会有针刺的感觉，那滋味很不好受。队长见雨越下越大，招呼大家休息，在地边烧了一堆火。我也凑过去烤火。
隆冬的季节，拾粪是我们的活计，我永远难忘拾粪的乐趣。
那个年代，没有化肥、磷肥，庄稼的唯一肥料就是粪便。谁家的厕所粪便多，谁家的庄稼就长得旺盛。有的农户养牛、养猪，目的不仅仅是用于农忙和赚钱，还有更重要的用场就是积累粪便。所以，父母总会苦心筹集粪便，指拨我们孩子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家中，拾粪多少是孩子好坏评判的标准。拾粪多了，满载而归，少不得父母的夸奖和鼓励，我会在夸奖声中得到满足，甚至于沾沾自喜。每天早晨，我会遵照父母的吩咐去拾粪。冰冷的天气，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固然留恋温暖的被窝，但在母亲的鼓励下，我还是会速速起床，穿上棉袄、棉裤，戴上布棉帽，脚上穿着母亲做的棉鞋，然后背上粪篼，夹着粪勺，冒着凛冽的朔风，踏着冰冻，独自穿行在人易躲避的沟围路旁。
有时，也和伙伴们一起拾粪，主要是背上背篼，拿上粪杈，跟上生产队的牲口翻山越岭地走。寒冷的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刮，耳朵和脚是最容易受冻的。为了使脚暖和一些，我们就跑。跑一会，脚不冻了，耳朵冻啊，就用小手捂耳朵。耳朵还没捂热，脚又冻得不行，还要紧盯马和骡子的屁股。我们熟悉生产队大人们对这些牲口的称呼，如果某一个马骡屙粪了，谁最先喊到，那屙出的粪就由谁拾。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大家都很遵守。一次，大骡子一撮毛鼓起尾巴好像要屙粪，我立即喊道：“一撮毛一泡！”马上往一撮毛跟前跑去。但一撮毛鼓起的尾巴又耷拉下来。我的希望落空了。过了一会儿，一撮毛的尾巴又鼓起来，我又抢先喊道：“一撮毛一泡！”马上又往它后头跑，但这一撮毛停在那里，四蹄绷展，扑扑地放了几个响屁，头也不回，往前跑了。我没有拾到它的粪，只闻到了一股臭味，气得我咬牙切齿。从此，我只要见到一撮毛，就想追过去打它。也有幸运的时候，一次，别的伙伴都跟着大群牲口走，但大阔马偏喜欢靠边单独走。我有意无意地跟着大阔马，走着走着，大阔马就悄悄屙出一溜粪蛋蛋，好像专门奖励我的。我高兴地用粪杈拾起冒着热气的粪蛋蛋，偷偷笑了。
拾粪可有讲究，不是随便就能拾到粪的。达五爷告诉我经验，行人易走的路旁，群众劳动的工地，这些附近隐蔽的草丛粪便多，容易找到，大路上、广场上肯定找不到粪的。另外，农夫犁田的地方，容易找到牛粪。学着达五爷的经验，我顺着这些路径，睁大眼睛，一刻不停地逡巡着每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个粪便，就如发现了一笔财富。如果是看到一泡牛粪，就更喜之不尽了，因为一个西瓜可抵上无数个芝麻。背上一篼子粪，本来冰冷的身子一下子暖和多了，到家的时候，脸上还冒出了汗珠。有几回，起床迟了点，早有人光顾过那熟悉的路径，我又重蹈别人的老路，一无所见，空篼而去，怏怏而回。
有时候，几个伙伴混到一起去拾粪，我们一门心事玩乐，哪还顾得上拾粪。临近中午，粪篼还空空的，于是，心里犯起了嘀咕，我们怕和父母不好交代，便打上集体牛粪堆的主意。趁饲养员没注意的时候，我们偷偷地抢上牛粪，一股烟地溜回家里，饲养员明明知道我们所为，但也无奈我们这些“小淘气”。有时候，我们追着犁地的叔叔，眼巴巴地瞪着牛屁股。犁地的叔叔和我们玩笑，用耕翻的土故意掩盖牛粪。为了拾到牛粪，我们主动为他们放牛，跟他们歪歪斜斜地学着犁地，以求他们给以方便。为此，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学上用牛犁地。
当时，我家里是母亲和两个姐姐担负家务活，我帮衬他们支撑着这个家。父母生我们姐弟共八人。我大姐叫领弟子，二姐叫跟弟子，我叫虎子，二弟叫存娃子，三弟叫万成子，妹妹够够子（幼年夭折），三妹环环子，尕妹镯子。
大姐第一个丈夫本身有缺陷，父亲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硬把大姐嫁了出去。大姐在婆家生活困难，心里痛苦，确实过不下去，两年后离婚回到家中，又嫁给了铁路工人。
人说大姐难当，我确实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大姐用当铁路工人的丈夫给的生活费补贴我们家，很少和丈夫团聚。
父亲被抓去劳教，母亲整天愁眉苦脸，手头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两个姐姐也是尽力帮衬母亲。作为家中长子，我在少年时代背负地主子女的沉重包袱，经受了繁重的劳动生活，养成了艰苦奋斗，不怕困难的良好作风。直到一九五一年，歇地沟废弃了旧学，办起了新小学，我和村上的伙伴们背起花布料缝制的小书包，走进了崭新的学堂，接受新中国的小学教育。
有一次，我在上学路上发现一泡热气腾腾的牛粪。我顿生喜悦，可惜我只有书包没有粪篼，同时，又要到上课的时候了，我手足无措，着急得很。忽然，我急中生智想出了办法，伸出双手扒开泥土，捧上几捧泥土掩藏上牛粪。上课的时候，我心神不宁，头脑中总是那泡牛粪，担心那泡牛粪被人拾了。好容易熬到放学，顾不得吃午饭，我从书包里撕下作业本的两张纸，包起那泡牛粪。到家后，母亲看到我如此懂事，脸上露出了喜悦。那一次的情形，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