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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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快读
●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某时某地某处发生的事件。
●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便是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
●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三国演义》不仅有道德的伪形，而且还有智慧的伪形、美的伪形、历史的伪形，样样都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样样都在腐蚀人的心灵。
●伪形的义对社会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它只能使社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团伙，即以团伙代替社会，使社会发生变质。
背景介绍
《三国演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105年的历史风云。《水浒传》，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书描写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聚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
问：您在《双典批判》中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在我国民间，也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着眼点各是什么？在您看来，双典对于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双典便是这种地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淳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此时，我必须大喊一声：同胞们，请小心自我的地狱。中国正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过程，此次现代化，不是枪炮推动的（不是殖民过程），而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发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为现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兴。但是，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三个负面的东西：生态的破坏、社会的变质、人心的黑暗。这三种代价中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坏是人心的黑暗。在此历史语境下，我对双典展开批判，正是期待减少付出的代价。
双典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体现在许多方面，如蔑视生命、蔑视妇女、蔑视孩子，嗜斗、嗜杀、嗜血，一切都可当作英雄的祭品等，我不想再复述了，但今天面对你的问题，我要再次指出：双典对中国人心有一种共同的巨大危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水浒传》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让人觉得目的神圣，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这就是所谓“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鸳鸯楼，滥杀仇人之外的十几个无辜（连马夫、小丫环也不放过）有理，李逵按照吴用的指示把四岁的幼儿（小衙内）砍成两段也有理，为了逼迫卢俊义、朱仝、秦明上山而欺骗、嫁祸于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为了自己设定的目的（如刘备的维护正统和曹操的维护一统）便不惜使用各种权术、心术、诡术，不惜施行各种阴谋、阳谋、毒计。为了打下江山，脸皮像刘备那么厚、内心像曹操那么黑，均理所当然。中国人一代代地欣赏、崇尚武松、李逵、刘备等，到了当下，厚黑学竟成了中国一部分聪明人的生意经和升官发财的潜规则。面对这种现象，我在批判中强调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导致崇高的、圣洁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换句话说，手段重于目的。这是我感悟到的一种人文真理。对不对，可以讨论。不能简单地说“造反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造反，那么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正统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维护道统，使用什么阴谋权术都是合理的。
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诚实丧尽的时代
问：您说过，写作《双典批判》，其实是在写作招魂曲。中国文化的魂，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何到了《三国演义》时代，“诚”字会丧失殆尽？
答：在美国落基山下，常听李泽厚先生讲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中有一点是说基督教讲信，因信称义；而中国讲诚，至诚如神。《中庸》讲“不诚无物”，后世讲“诚则灵”，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基督的信，派生出主、爱、赎罪、忏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范畴；中国的诚则派生出仁、礼、学、孝、悌、忠、恕、智、德、义、敬、哀、命等范畴，这些范畴可视为诚的文化内涵。而我们通常讲的“诚”比较简单，主要是指诚实、真诚，即对天、对地、对人、对事、对生、对死、对他人、对自己都要真诚、真实。这种诚是真，又是善，是中国原型的价值文化，也可以说是本真本然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观以情感为本体，不以功利为本体。如果说，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么，诚内心则是中国的魂。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则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纳入权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体系。为了夺得政权，战胜对方，即实现功利的最大化，争斗的各方全都掩盖真相，全都戴假面具。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这是三国逻辑。那个时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权术、阴谋的较量。以生命个体而言，当时最有力量的是吕布，但他失败得最惨，因为他的诡术、权术不如刘备、曹操等，他临死时，还期望刘备能替他说话，还给他一点“诚”，结果适得其反，刘备报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争权夺利进入白热化的时代里，绝对不可能有“诚”字的立足之所。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诚实丧尽的时代。
中国人早已成了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
问：您曾提及，鲁迅先生最早发现了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的相通。可否谈谈双典的这种国民性基础最早可溯源何处？对于鲁迅先生所述的“三国气”与“水浒气”，您作何解？您认为，双典的产生又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双典产生之后，其文化价值观就一直在统治着中国，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何其会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答：鲁迅所说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可理解为三国气质与水浒气质，也就是中国人早已具备三国式与水浒式的国民气质（国民性）了。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因为有国民性的基础，所以就喜欢双典。说得明白透彻一些，便是：中国人早已成了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所以自然就乐于接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超阶层、超阶级的全民族共有的国民性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某时某地某处发生的事件，所以很难回答你的溯源于何处的问题。
鲁迅指出中国人接受双典有国民性基础，这一点对我有启发。我补充说明的是，双典产生之后五百年来，它又加剧了中国国民性的坏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中国国民性中瞒的方面、骗的方面、伪的方面、凶残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样，从而进一步恶性发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权术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许多人文经典，但是，它们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都不如双典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统治中国人心的还是双典。国民性是一种历史的惰力，双典产生后又强化了这种惰力，很难改造。鲁迅一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很伟大，但他的改造事业并没有成功。他的《阿Q正传》并没有战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现在中国仍然到处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也到处是阿Q。
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
问：您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能否谈谈做这样划分的原因和其现实价值？您认为《山海经》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为什么以《山海经》为参照？《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发生伪形的？
答：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划分，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这两个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变形变质，我借用来描述中华文化，并不是套用，而是中华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变质为伪形文化的现象。每一种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大系统的质都不是单一的，列宁早就说过，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便是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但是，分清精华与糟粕是静态分析，而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则包含着动态过程，这种划分更能呈现文化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帮助我们在评价文化时免于落入本质化即简单化的陷阱。我把《山海经》界定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经典，是因为《山海经》虽然是神话，但它却呈现出中华民族最真实的原始精神，是中国最内在的历史。中华民族心灵的本真本然是什么样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拥有什么样的基因，《山海经》全都形象地呈现出来了。《山海经》这部天书见证了中国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经》救人、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文化为参照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典中的英雄已完全变质，双典文化已变成杀人的、破坏性的英雄文化。
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
问：您为什么说五四运动选错了旗帜和靶子？这是否说明，五四运动主要着眼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运动，而您对双典的批判等工作，则更多关注的是整体国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读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它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伦理主义的文化内涵。我的双典批判，的确更多地关注伦理主义内涵，也就是你所说的整体国民精神人格。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着眼，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把孔夫子作为旧文化的总代表，这无可非议。他们把孔子作为打击的靶子，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必须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伦理主义的角度着眼，我则认为孔子并不代表中国道德的黑暗面，真正体现中国道德的负面与黑暗面的，应当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要说吃人，双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浒传》中的暴力、《三国演义》中的伪装与权术，都是反人性与反道德的。五四运动批判旧道德、伪道德，而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三国演义》不仅有道德的伪形，而且还有智慧的伪形、美的伪形、历史的伪形，样样都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样样都在腐蚀人的心灵。如果五四运动以双典为主要批判对象，现在中国人的灵魂一定会健康得多。
双典的妇女观
问：能否谈谈双典的妇女观？在您看来，《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部小说对待妇女，特别是婚外恋妇女的态度全然不同，可分别用天堂、地狱和人间形容，为什么如此诠释？
答：双典的妇女观，是把妇女只当物不当人的野蛮妇女观。我为此特制作了一张女人的物化图表，请你留心一下。《三国演义》也杀女人吃女人，如猎户刘安就杀妻子让刘备吃，此举还得到曹操的奖赏。但《三国演义》对妇女更多的是利用，而《水浒传》的重心则是杀戮。双典对妇女的态度是英雄主义、大男子主义及专制人格三结合的产物，非常黑暗，非常血腥又非常虚伪。
《红楼梦》《水浒传》和《金瓶梅》三部小说对待妇女的态度全然不同。简单地说，《水浒传》对妇女设置了一个人类史上罕见的、极为凶残的道德法庭，杨雄之妻潘巧云、武松之嫂潘金莲等，都被这一法庭判处死刑酷刑，都被挖出五脏六腑。《水浒传》对妇女只有道德法庭，没有审美法庭。
与此相反，《红楼梦》对于妇女只有审美法庭，没有道德法庭。《金瓶梅》则两者皆无，它只如实地描写社会百态与人生百态，既不做道德判断，也无审美意识。所以，同样是婚外恋者，《水浒传》把潘金莲判入地狱，《金瓶梅》则把潘金莲放入人间，在人间中如此这般生活，七情六欲，皆属常态，非善非恶，不必大惊小怪。而婚外恋者秦可卿生活在只有审美法庭的《红楼梦》中，却赢得“兼美”的命名，是“警幻仙子”的妹妹，又美又可爱。《红楼梦》很伟大，它不仅把少女视为比元始天尊和释迦牟尼更为重要的宇宙精华，而且把婚外恋女子秦可卿视为兼得钗、黛之美的天人女神。《红楼梦》是真文学，呈现的是真人性。我们要尊重人与人性，高举人的旗帜，只能倾心《红楼梦》，批判《水浒传》，肯定《金瓶梅》。
《水浒传》中仅鲁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辉
问：您为何认为《水浒传》中仅鲁智深一人具有人性光辉？对于宋江，您又有着怎样迥异时论的再评价？
答：前边已说过，《水浒传》中的主要英雄，均有嗜杀的特点，即动不动就杀人，唯独鲁智深是个例外。他的生命总方向，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他出场后三拳打死了状元桥下绰号镇关西的郑屠，这是我们能见到的他唯一一次的杀人，但此次打死人也是为了救人——为了救金翠莲。而这之后，他到文殊院智真禅师处，剃度为僧，再也未杀过人。路过桃花村，他痛打小霸王周通，也是为了救人——救刘太公的女儿。林冲刺配沧州时，他大闹野猪林，更是为了救人——救林冲。当时他很有理由杀那两个想把林冲置于死地的皂隶，但他只是救人，并不杀人。他处处与人为善，身上没有匪气，只有侠气。他是《水浒传》中的伟大侠客，不仅有人性，而且还有佛性，非常可爱。
伪形的义对社会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
问：您谈到，中国的义，发展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变形变质。那么，中国文化中义的原形是什么？双典中的义发生了怎样的变形？这种变形的原因何在？这种变形在西方文化中是否也发生了？
答：中国文化中义的原形是与利对立的一个大范畴。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孟子，说得更绝对，他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学说强调一个义字，他讲义利之辩，让我们明白，即使义中含有利，那也是利他而非利己。总之，对于个人，义便是超功利，不谋私利，唯其如此，才能以义去实践天命，代替运命，光大生命。我在《双典批判》中以伯牙和钟子期的友情为例，说他们两人的故事便是义的原形。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关系，只有情感，只有对音乐的酷爱，没有其他功利之求。这种义很纯很美。但是到了桃园三结义，义就发生变质了。义变成刘、关、张共图大业，即夺取天下的盟誓，用我们今天的语言表述，义便是结盟结党、营私营利的组织原则，有如三个准备去抢银行的小团伙，以义为团伙条规，对天发誓。所谓同年同月同日死等，都是安全的需要、功利的需要，因为这种组织原则有效，所以后来被青红帮广泛运用。伯牙、钟子期不谋私利，特别是不谋政治经济的大功利，非常纯粹，自然也相互绝对信赖。刘、关、张以及后来的青红帮却因功利大业而结合，关系不牢靠，只能用义来作利的保证。《三国演义》中的义，不仅功利性极强，而且排他性极强。团伙之内与团伙之外大不相同，内外之别乃天渊之别。《水浒传》中的义也如此，一〇八之内与一〇八之外大不相同，内则称兄弟，外则排头砍去，所以鲁迅批评赛珍珠把《水浒传》书名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妥当。《水浒传》的义恰恰没有爱的普遍性。《三国演义》中的义当然也是如此，伪形的义对社会的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它只能使社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团伙，即以团伙代替社会，使社会发生变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伪形的义乃是促使社会恶质化的毒剂。西方文化因为有基督教的大背景，爱与信都来自上帝，所以义的观念不发达。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只能出现在西方，不可能出现在中国。韦伯只讲责任伦理，不讲意图伦理，更不讲兄弟伦理和团伙伦理。
我把《山海经》等六部作品界定为我的经典
问：您曾多次提及《金刚经》《六祖坛经》《道德经》《南华经》《山海经》和《红楼梦》是您心中的六经，为何有这样的定义？这六经分别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旅居国外多年，对于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怎么看？
答：意大利当代的天才小说家卡尔维诺去世后出了一部文选，名字叫做《为什么读经典》。其实，这是他在1981年的一篇演讲题目。卡尔维诺给经典下了十种定义，我记得若干种。他说，经典是从未对读者穷尽其义的作品，是每一次重读都像首次阅读时那样新鲜，让人有初识感觉的作品。它既是头上戴着先前的诠释所形成的光环、身后拖着它们在所经过的文化中所留下来的痕迹，又是刚刚向我们走来的新鲜的作品。特别让我难忘的是，他说经典是代表整个宇宙的作品，是相当于古代护身符的作品，是不断在其四周产生由评论所形成的尘云却又总能将粒子甩掉的作品。我把《山海经》等六部作品界定为我的经典，意思就是说，我把这六部作品作为我须臾不可离开的护身符和永远开掘不尽的精神矿山。这六经对我的影响，是对我生命整体的影响，也可以说它们影响了我的整个生命状态、生命质量，尤其是灵魂质量。它已进入我记忆的深层，化作我的潜意识。因为经常读此六经，我的生命感觉和二十年前已全然不同，连吃饭、睡觉、走路的感觉都不同。
旅居国外多年，此时我的心态是世界公民的心态，既爱中国文化，又爱世界文化。在我心目中，文化、学问、思想只有深浅之分、粗细之分、高下之分，并没有森严的中西之分。我有中国的我的六经，也有西方的我的六经，我不知谁是体谁是用。我不讲中体西用，也不讲西体中用，只觉得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对我来说，都是亦体亦用。莎士比亚是我的体，也是我的用。曹雪芹是我的体，也是我的用。从荷马、但丁到托尔斯泰，从孔孟庄老到曹雪芹、鲁迅，都是我的精神本体（体），也是我的实践之师（用）。
编后絮语
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过，一个宋襄公
刘再复说：“双典是人心的地狱。”深以为然。《三国演义》里面是打打杀杀，《水浒传》里面是杀杀打打。不同的是，《三国演义》演的是王侯将相们的打打杀杀，《水浒传》里则是连贩夫走卒也杀杀打打起来了。由此可见，暴力价值观、暴力思维与暴力行径已经深入人心——非但帝王将相如此，庶民百姓亦然。帝王将相们千百年来打江山车轮战，黎民百姓们也学会了使用暴力，且渐次运用自如起来了。诗人钟鸣写过两句话：“杀鸡给猴子看，最后，让猴子也学会了杀鸡。”
《孙子兵法》很有名，据说，连拿破仑看了都说相见恨晚，连西点军校都将其用作参考书。至于他们如何看待“兵者，诡道也”这类孙武名言，却不得而知。诸葛亮和吴用，均可算作孙武子的隔代弟子，“兵不厌诈”之战略战术，操作来得心应手。关于诡诈、欺骗与算计，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认为：“《孙子兵法》是一本‘纯技术’兵书，没必要用道德的、人性的眼光去看待。”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人”，难道“以技术的名义”就可以罔顾道德与人性了吗？俗话说，叫起来是蛤蟆，看上去是蛤蟆，那你就是蛤蟆。诡诈与欺骗之下，道德能独善其身吗？
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打得那样不择手段呢？未必。古希腊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到波斯打仗，波斯人兵力远远比亚历山大多得多，而且本土作战，优势明显。但亚历山大否决了夜袭的战术，而是等天亮和波斯军队堂堂正正决战，让大流士输得心服口服。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阿拉伯联军统帅萨拉丁跟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决战时，并没有趁理查负伤玩偷袭、一鼓作气消灭之，而是等到“狮心王”伤好后，公平地与之在战场上决战。由此可见，就算在一定历史阶段人类难免陷入残酷的战争，但是，也并不是每一支军队都信奉“兵者，诡道也”的战略战术。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国泓水之战。宋军已排成战斗行列，楚军还在渡河中，宋军司马请求出击，宋襄公不肯。楚军全部渡河但尚未排好阵势的当口儿，宋军司马再次提议出击，宋襄公还是不肯。等到楚军所有准备都做好后再战，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伤，连他的护卫官都阵亡了。战后，大家都埋怨宋襄公，他替自己辩解，这样说道：“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俘虏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古人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
宋襄公的做派，让人联想起19世纪欧洲骑士小说里的情节。某种场合，某个贵族受了侮辱，拿起手套扔向对方，这意味着一次挑战。双方约好公证人、时间、地点、武器，一次决斗就开始了。两个人各拿一把手枪，背靠背站立，然后各自向前走五十步，转过身，随着公证人一声口令，他们同时开枪，打死谁谁倒霉。这是公平决斗。不用打手，绝不会偷袭和暗算。这就是传说中的骑士精神。其主要特征就是恪守规则，胜负重要，胜得光明正大更重要。中国有没有过“骑士风度”？答案是肯定的。起码，在很久以前，曾有过一个宋襄公。
不仅个人决斗遵循规则，战争也如此。骑士们遵从的战争规则是：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尤其要保护妇女儿童；不对毫无防备的骑士发动攻击，须等对方披挂整齐再进行战斗；俘虏了骑士待如上宾……由于骑士精神的存在，那时欧洲战争的死亡人数一直较低。1644年马斯顿荒原之战，双方共死亡四千人，被视为英国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争。摧毁这个规则的，是拿破仑，是两次世界大战。直到伊拉克战争，人类才又回到了对战争进行自我约束的有限战争时代。
宋襄公一次次放弃有利战机的奇特之举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恪守周代“治兵以礼，正而不诈”的战争规则，体现的是一种仁义精神、君子风度。“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此所谓文王之战也”。虽然是战争，也强调仁义精神，不往死里打，严格限制战争的程度与范围，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周王朝的这些军事思想，应该被视作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延伸阅读
●罗贯中《三国演义》
●施耐庵《水浒传》
●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狄马《一头自由主义的鹿》
作者简介
刘再复，中国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红学家、自由主义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有《双典批判》《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等近八十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