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恋爱中的女人》开始，劳伦斯的超阶级意识日渐凸显，在今天看来颇具后现代意义：劳伦斯从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剧角度出发，超越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认知范畴，即资本是靠对劳动力的压榨达到积累的。事实上，后现代理论认为，资本是靠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掠夺“转化”而成的，劳动力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劳伦斯注意到劳动力脱离土地/自然后的异化特质，同时也注意到劳动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主体性的丧失，对工人来说他们经历的是双重异化。而采矿这一行业更是对不可再生的人类资源无情掠夺的最典型范例，在剥夺自然方面双方都是参与者。在与自然的异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成了对立的统一。矿工的罢工运动不过是在工资待遇上与资本家的对立，这并没改变其异化的本质。劳伦斯超越了剥削——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意识，揭示的是整个文明进程中资本对人/自然的物化，揭示出对立的双方都是被物化的对象这样一个真理。所以尽管劳伦斯对于自己出生并生长于斯的矿工阶级在情感上万分依恋，称矿工是这世界上唯一令他感动的人，但他在理智上却选择脱离他们。有产者的冷酷无情与无产者的萎靡无奈都是文明异化不可救药的产物。（劳伦斯的有关论述详见其散文《还乡》、《诺丁汉矿乡杂记》和《我算哪个阶级》等。）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了一些颇具本质性的特质，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式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他的创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因此，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得到彰显。
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梅勒斯。在此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选择了梅勒斯这样的人作自己小说的主人公。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则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力，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汇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以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郁达夫在劳伦斯逝世后不久读了劳伦斯的作品，他英明地指出：劳伦斯是个积极厌世的虚无主义者。此言极是。所谓厌世，自然是面对汹汹人世表现出的超然与逃避；所谓积极，当然是在看破红尘的同时依然顽强地表现出对人类的信心。于是劳伦斯选择了梅勒斯这样孤独隐居但性力强健的男人作他的理念传达者。这样的男人与世界的结合点只有自己最为本真的性，他只与脱离了一切尘世丑陋的女人之最本真的东西接触。这就是超凡脱俗的性，与鲜花、绿树、鸟禽一起蓬勃自然地在大森林里生发。谁又能说梅勒斯不是一棵伟岸但又柔美的橡树？一个复归自然的文明男人，集强健的性力、隐忍的品质和敏感的心灵于一身，对女人和自然界的鸟兽花表现出似水柔情。中国只有郁达夫才能在劳伦斯刚刚逝世不久就作出一个这样的判断。
一个要摆脱代表死亡与坟场的丈夫的鲜活女人遇上了梅勒斯这样一个卓尔不群、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男人，在童话般的林中木屋里自然而然地相爱，演绎了一幕幕激情跌宕的生命故事。小说字里行间荡漾着的生命气息，幻化成大战后废墟上人性的希望祥云，富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这种冲击力在于它童话般的真实性。在这个文本中，劳伦斯构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东西只要是在自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它就是真实的。”[6]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源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艺术真实，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
小说创造的是一种艺术的真实。只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说《查》是一部象征小说：小说中的每一样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直至最后整部小说本身成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林语堂谓之“含蓄一种主义”的性交，可能指的就是小说的象征性。
了解了这一层意思，我们就把握住了这部小说形而上的内涵，而不至于停留在其表面的性描写上画地为牢，无端訾议。中国古文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术的真实往往是形而上的。从这个意义上去考察这部小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废墟上生命的抒情诗”，算一家之言，聊以代序。
同时，这部小说写作的一些历史和个人背景也是不可忽视的。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是其独特的个性与时代背景和环境互动的结果。于劳伦斯，这样的互动就更为突出，在此略作交代。
1925年，劳伦斯还在美国和墨西哥漫游时，从十六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心急如焚，他是不甘心自己长时间写不出力作的。1920年《恋爱中的女人》出版后并未引起轰动；后来的《迷途女》被认为是为钱而写的平平之作；《亚伦之笛》、《袋鼠》和《羽蛇》虽然独具匠心，但一时也难为圈内人士认可，评论寥寥，且抨击者为多；《林中青年》是与别人的合作，乏善可陈。而他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和游记等并非他的根本关切，长篇小说的写作，才是他的生命支柱。查出肺结核三期后，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7]
这一年是他创作上的“休耕年”，他开始潜心于理论探索，写出了一系列小说理论方面的随笔。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主题，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未来十几年后生命结束之前的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初见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十四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
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两趟回故乡。看到英国中部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他终于失望而去，彻底与阴郁冷漠的英格兰告别。他再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明丽的意大利与阴郁的故乡两相对比，两相冲撞。在那里，他以羸弱的病体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古代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墓葬和完好如初的彩色壁画，伊特鲁里亚人充满血性的性格、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对神灵的虔诚膜拜与对死亡的豁达，这些与基督教文明下人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劳伦斯深深地迷上了罗马人之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意大利人真正的祖先伊特鲁里亚人：“苗条、优雅、文静，有着高贵的裸体、油黑的头发和狭长的脚板。”[8]意大利的现实和远古都感召着劳伦斯。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梅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本生命之书，一首生命的抒情诗。
黑马
1993年1月5日
2004年7—10月改写
2009年3月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