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这本传记中，作为主人公的到底是我呢，还是另有其人，在这些篇章中自当说个明白。为了要从我的出世来开始叙述我的一生，我得说，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相信）。据说，那第一声钟声，正好跟我的第一声哭声同时响起。
看到我生在这样一个日子和这样一个时辰，照料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位见多识广的太太（早在没能跟我直接相识之前几个月，她们就对我倍加关注了）便议论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倒霉；第二，有看见鬼魂的特异功能。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出生在星期五深更半夜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必定会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儿多说什么，因为那句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毫无根据，没有比我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至于她们说的第二点，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襁褓之中就把这份家财给挥霍光了，那就是我还没继承到这份遗产呢。不过，现在我没能拥有这份财产，我丝毫也不抱怨；要是另外有什么人正享有它，我还衷心欢迎他把它守住呢。
我出生时带有一张头膜[1]，为这张头膜，曾在报纸上登过广告，愿以十五几尼[2]的低价出售。是当时航海的人囊中羞涩呢，还是缺乏信仰，宁愿要软木救生衣，这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只有一个人出价想购买，这是个做期票证券交易的经纪人，他只肯出两镑现金，其余的都以雪利酒[3]折价支付。就连保证他不会淹死，他也怎么都不肯加一点价。结果只好把广告撤回，白白损失了广告费——至于说到雪利酒，当时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也有一批这样的酒正在市上求售呢——十年以后，这张头膜在我的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售出，参加抽彩的共五十人，每人出半克朗[4]，中彩的出五先令。抽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而且我记得，当时眼看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这种方式在出售，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感到很难堪。我还记得，抽到这个头膜的是一位提着个小提篮的老太太，她很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了那规定的五先令，全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虽然花了不少时间，费了很大的劲算给她听，可是毫无作用，怎么也没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后来她倒是真的没有淹死，而是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光光彩彩地寿终正寝。这件事，作为奇闻长期在我们那一带流传。不过据我了解，这位老太太直到死都一直十分骄傲地夸口说，除了过桥外，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到过水上。而且每当她喝茶的时候（她很爱喝茶），老是忿忿地说，那班海员之类的人实在邪恶，竟敢放肆地到全世界去“漫游”。你对她说，有些常用的好物品，茶大概也包括在内，就是由她所反对的这种漫游中得来的，可是毫无用处。她总是更加坚决、更加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说：“我们不应该去漫游。”
现在，我自己也不要再“漫游”了，还是言归正传，接着讲我自己出生的事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说的“在那一带”。我是一个遗腹子。当我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时，我的父亲已经闭上眼睛看不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了。一想到他竟会从来没有见过我，即便是现在，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至于儿时看到教堂墓地里我父亲的白色墓碑，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所引起的种种联想，以及当我们的小客厅中亮着温暖的炉火和明亮的烛光，我们家的门窗却紧锁，把父亲的坟关在门外（有时我觉得这太残忍了），让它独自待在那寒夜之中，这引起我难以名状的同情。这一切，现在朦朦胧胧地回忆起来，更加使我感到奇怪。
我父亲有一位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婆了（关于她，过会儿我还有更多话要说），她是我们家的主要大人物。她叫特洛伍德小姐，我母亲却总把她叫作贝特西小姐。不过，这只是在我那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之心后敢于提到她时（这种时候不常见），才这样叫她。我这位姨婆曾嫁过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他并不像古训“行为美才是美”所说的那样——因为他大有打过贝特西小姐的嫌疑，有一次，为了生活费用上的事两人发生争论，他甚至粗鲁狠心地要把她扔出三楼窗口。这些脾气上互不相投的事实，使得贝特西小姐决定给他一笔钱，经双方同意，两下分居。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到印度去了。据我们家里一种荒诞的传闻，有一次有人曾看到他跟一只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上。不过我认为，跟他一起骑在大象上的一定是位绅士，要不就是一位贵妇[5]。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他走后不到十年，从印度传来消息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姨婆听到这个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两人分居之后，她立即重又恢复了做姑娘时的姓，在很远的一个海边的小村子里买了一座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在那儿过起独身生活来；大家都知道，打那以后，她决心不问世事，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我相信，我父亲曾经是她所宠爱的人，可是他的婚事把她给深深得罪了，原因是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她从来没有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还不满二十岁。我父亲和贝特西小姐从此没有再见过面。父亲结婚时，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而且身子骨也不大好。结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如我前面所说，这是在我出世前六个月。
这就是那个多事而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要是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的情况。因此我不能肯定地说，当时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也不能说我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是全凭自己的亲眼目睹而追记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精神萎靡，两眼含泪望着炉火，为自己、也为那没有父亲、尚未见面的小孩，抱着深为绝望的心情。虽然楼上抽屉里早已准备好几罗[6]预言针[7]，欢迎他到这个对他的光临丝毫也不激动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了，在那个晴朗有风的三月下午，我的母亲正坐在壁炉前，提心吊胆，悲苦重重，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渡过面前的难关。就在她擦干眼泪，抬头望着对面的窗子时，忽然看到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往庭园里走来。
我母亲又朝那女人看了一眼，她确信地预感到，这人准是贝特西小姐。这时，落日的余晖正照射在那陌生女人的身上，洒满庭园的篱笆。她径直朝屋门走来，这种凌厉笔挺的姿势和从容不迫的精神，别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当她走到屋门前时，她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来的正是她。因为我父亲曾经多次说起，说我姨婆的行为举止，跟常人颇不相同。这时，她不像常人那样来拉门铃，而是走到我母亲看着的那扇窗子跟前，往屋子里张望，把自己的鼻尖使劲贴到玻璃上，以至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还经常说起，说她的鼻子一下子就变得又平又白了。
她这一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直确信，我之所以会在星期五出世，完全是得益于贝特西小姐。
我母亲惊慌得连忙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贝特西小姐怀着探询的神情，缓缓地扫视着整个房间，她移动着目光，从房间的一头开始，像荷兰钟上撒拉森人[8]的头像似的，直到把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像惯于支使人的人那样，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做了个手势，叫她去开门。母亲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特西小姐说，她的“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因为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的生理状态的缘故。
“是的。”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伍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她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说过那个大名。不过她当时只感到不快，并没有表现出不胜荣幸的心情。
“你现在见到的就是她。”贝特西小姐说。我母亲听说后就低下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起走进了我母亲刚才待的小客厅，因为过道那头那间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炉——更确切地说，打从我父亲的葬礼以后，那儿就没有再生过火了。她们两人坐了下来，可贝特西小姐依然一言不发，我母亲极力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终于哭了起来。
“啊，得啦，得啦！”贝特西小姐急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是我母亲怎么也忍不住，直到哭够了才止住了眼泪。
“摘下你的帽子，孩子，”贝特西小姐说，“让我仔细看看你。”
我母亲对她怕极了，即使她想要拒绝她的这一古怪要求，她也不敢那么做，于是她就按她的吩咐把帽子摘下了，由于摘帽时两手直哆嗦，她把头发（她的头发既多又漂亮）弄得全都披散到了脸上。
“哟，我的天！”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啊！”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是非常年轻的，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她一面低垂着头，仿佛这是她的罪过似的，这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真的还是个孩子就做了寡妇了，要是以后能活下去，她还得做个孩子气的母亲呢。接着，在短短的静默中，我母亲恍惚觉得，贝特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而且还感到她的手并不是不温柔。但是当她胆怯地怀着希望，抬头看她时，却发现贝特西小姐撩起衣服下摆，坐在那儿，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两只脚搁在炉栏上，对着炉火紧皱眉头。
“我的老天爷，”贝特西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作鸦巢呀？”
“你是说这房子吗，姨婆？”我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特西小姐说，“要是你们两人中有一个懂一点真正过日子的道理的话，把这叫作厨房[9]要合适得多。”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取的，”我母亲回答说，“在买这座房子的时候，他一直以为这附近有乌鸦呢。”
就在这时候，一阵晚风吹过，在庭院外侧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引得我母亲和贝特西小姐都禁不住朝那方向看去。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相互低垂，如同几个巨人在窃窃私语，这样安静了几秒钟后，接着便剧烈地骚动起来，四下里挥动着它们那粗野的胳臂，仿佛它们刚才的窃窃私语已大大地扰乱了它们内心的平静，这时，筑在高处树枝上的几个饱经风雨的破旧鸦巢，犹如暴风雨中海面上的破船般在空中摇晃。
“那些乌鸦到哪儿去了？”贝特西小姐问道。
“那些什么——？”我母亲正在想着别的什么。
“那些乌鸦呀——它们怎么样啦？”贝特西小姐问道。
“打从我们搬来这儿住那天起，就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乌鸦，”我母亲说，“我们原以为——科波菲尔先生原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窝乌鸦；其实这些全是些很老的老巢，乌鸦早就不要它们了。”
“完全是个大卫·科波菲尔！”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彻头彻尾的大卫·科波菲尔！附近一只乌鸦都没有，他却把这房子叫作鸦巢，他相信一定会有乌鸦，因为他看到有几个鸦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说，“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在我面前数落他——”
我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有一会儿一定想要狠狠揍我的姨婆一顿，不过像她那天下午的那副样子，即使她受过很好的训练，我的姨婆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给制服。可我的母亲只是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这念头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了。随后她便温顺地重又坐了下来，接着就晕过去了。
待她醒过来时，或者是贝特西小姐把她弄醒过来时，反正不管怎么样，她发现贝特西小姐正站在窗前。这时，黄昏已逐渐变成黑夜，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要不是靠了火炉的亮光，她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说，”贝特西小姐走回到椅子跟前问道，仿佛她方才只是偶尔看了看景色，“你预计在什么时候——”
“我全身都在发抖，”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啦。我看，我一定快要死了！”
“不会，不会，”贝特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哎哟，哎哟，你说喝茶对我管用吗？”我母亲不知所措地叫喊道。
“当然管用，”贝特西小姐说，“你这只是在胡思乱想罢了。你管你的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姨婆。”我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保佑孩子！”贝特西小姐叫了起来，无意中正好说出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祝词，不过这句话没有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了我母亲身上，“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的女仆。”
“她叫佩格蒂。”我母亲说。
“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有点忿忿然地把这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这是说，居然有人跑进基督教堂，给自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字跟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叫她的姓了。”
“喂，佩格蒂！”贝特西小姐打开小客厅的门，朝外面叫道。“拿茶来，你的太太有点不舒服。快点，别磨磨蹭蹭的。”
贝特西小姐用一种仿佛自从有这个家她就是公认的主人的气派，发布了这道命令后，又朝门外打量着，直到看到佩格蒂听到生人的声音，吃惊地举着蜡烛沿过道迎面跑上前来，她才又关上门，和先前一样坐了下来，两脚搁在炉栏上，撩起衣服下摆，双手交叠放在一个膝盖上。
“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不是生个女孩，”贝特西小姐说，“我可一点也不怀疑，一定是个女孩。这样吧，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
“也许是个男孩呢。”我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一定是个女孩，”贝特西小姐回答道，“别跟我拌嘴啦。从这个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打算就做她的朋友，愿意做她的教母，我求你把她的名字取作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特西·特洛伍德可一辈子都不应该犯错啦。她的感情也不应该再滥用啦，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好好地受到教育，好好地受到保护，不让她愚蠢地去信赖那些不应该受到信赖的人。我一定要把这当作我自己的责任。”
贝特西小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每说一句，她的头都要抽动一下，仿佛她自己的宿怨旧恨正在内心发作，因而她得极力克制住自己，不让它们表露得过于明显似的。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中看着她时，心里是这样想的。不过当时我母亲太怕贝特西小姐了，自己的身子又极不舒服，加上又过于顺从和过于慌张，什么都没能看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大卫待你好不好，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特西小姐问道，她那头部抽动的动作也逐渐停歇下来，“你们在一起过得快活吗？”
“我们很快活，”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待我真是太好了。”
“哦，我看他是把你惯坏了吧？”贝特西小姐说。
“现在在这艰难的世界上，我又成了孤身一人，一切都得靠自己了。是的，我怕他真的把我给惯坏了。”我母亲呜咽着说。
“行啦！别哭了！”贝特西小姐说，“你们两个并不般配，孩子——即使随便哪两个人都能般配的话——所以我才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吧，是不是？”
“是的。”
“也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科波菲尔先生常去的一家人家当幼儿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好，对我非常注意，非常关心，最后他向我求婚，我也就答应了他。于是我们就结了婚。”我母亲坦率地对她说。
“嘿！可怜的孩子！”贝特西小姐若有所思地说，一面依然对火炉皱着眉头，“你都会点什么呀？”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姨婆。”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
“比如，像管理家务什么的。”贝特西小姐说。
“我恐怕不太会，”我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要会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一直在教我——”
“他自己会的可多呢！”贝特西小姐从旁插了一句。
“我盼望我会有所进步，因为我急着要学，他又教得很耐心，要是不发生他去世这场大不幸的话——”我母亲说到这儿又忍不住呜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行啦，行啦！”贝特西小姐说。
“我每天都记账，晚上就跟科波菲尔先生一块儿结算。”我母亲说到这儿，悲从中来，又哭了起来，说不下去了。
“行啦，行啦！”贝特西小姐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来不曾有过一言半语的不同意见，科波菲尔先生只是嫌我‘3’字和‘5’字写得太相像了，或者怪我不该在‘7’字和‘9’字下面多添了个弯弯的小尾巴。”我母亲接着说，可是说着说着一阵伤心，又哭了起来。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特西小姐说，“你要知道，这对你自己，对我的教女，都没有好处。行啦！你不许再哭了！”
这一理由让我母亲平静下来了一些，不过却更让她的身子感到愈来愈不适。接着是一阵沉默，只是偶尔被贝特西小姐突然发出的“嘿！”声打破，她坐在那儿，两只脚仍搁在炉栏上。
“我知道，大卫曾花钱给自己买过一笔保险年金，”过了一会，贝特西小姐说，“他是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答说，说话已感到有些费劲，“对我非常关心，为我安排得很周到，把其中的一部分年金划归给我继承。”
“多少？”贝特西小姐问道。
“一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回答。
“他原本会干得更坏呢。”我姨婆说。
“坏”这个字用得真是时候，我母亲这时的情况真是坏透了，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佩格蒂，一眼就看出她如此难受是怎么一回事——要是当时房间里光线较亮的话，贝特西小姐本当早就可以看出来的——佩格蒂急忙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并且立即打发她的侄子汉姆·佩格蒂去请护士和医生，她没让我母亲知道，已经把汉姆藏在我们家好几天了，为的就是在紧急时刻供作差遣。
当那两位联手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到来时，看到一位表情矜持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左臂上系着帽子，耳朵里塞着珠宝商的棉花[10]，他们都大吃一惊。佩格蒂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坐在小客厅中，完全是个神秘人物。尽管她口袋里装了一大堆珠宝商的棉花，耳朵里也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丝毫无损她神态的威严。
医生去过楼上后又下来了。据我猜测，他一定想到，自己有可能得跟这位陌生太太面对面地在这儿坐上几个小时，便加倍小心，极力表现出懂礼貌和讨人喜欢的样子。在男性中，他称得上是个最温顺的人，也是小个子中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地方。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简直像《哈姆雷特》[11]里的鬼魂，而且走得比鬼魂还慢。他把头低垂向一边，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贬低自己，部分是为了谦逊地讨好别人。
别说他对狗都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话，就连对疯狗都不会说一句难听的话。即使非说不可，他也只会温和地对它说上一句，或者半句，或者是一句的一部分，因为他说话也像走路一样慢吞吞的；可他决不会对它说出难听的话，也决不会对它发火动气，不管是为了什么人世的理由。
齐利普先生把头侧在一边，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婆，微微地对她鞠了一个躬，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耳，示意对方耳朵里塞着的珠宝商棉花。
“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小姐？”
“什么！”我姨婆回答，一边像拔塞子似的把棉花从耳朵里拔了出来。
齐利普先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几乎弄得张皇失措了。可他还是和颜悦色地重复问了一句：
“是有点局部发炎吗，小姐？”
“胡说！”我姨婆回答了一声，又一下子把棉花塞回耳朵。
齐利普先生碰了这个钉子后，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只好坐在那儿，怯生生地朝她看着，她则坐在那儿看着炉火，直到他又被叫到楼上去。过了约摸一刻钟，他又回来了。
“好啦？”我姨婆问道，一面把靠他那面耳朵里的棉花拔了出来。
“哦，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说，“我们正——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中，小姐。”
“呸……！”我姨婆呸了一声，她在这表示轻蔑的感叹词上，加了一串纯正的颤音。说完后，又跟先前一样，把棉花塞回耳朵。
真的——真的——像齐利普先生告诉我母亲那样，他真的差一点给吓着了。单从一种职业观点上来说，他是差一点给吓着了。不过，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那儿朝她看着，她则依旧看着炉火。这样坐了约摸两个小时，直到他又被叫了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
“好啦？”我姨婆问道，一面又拔出靠他那边的棉花。
“哦，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说，“我们正——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中，小姐。”
“啐……！”我姨婆啐了一声，她对他如此粗暴无礼，使得齐利普先生绝对受不了啦。他后来说，这真是存心要把他搞得精神崩溃。他宁愿离开小客厅，坐到楼梯上，坐在黑暗和寒风中，直到又被叫到楼上。
汉姆·佩格蒂上过国民小学，在问答式教学中学习颇为用心，因而可以被认作是个靠得住的证人。第二天他报告说，就在这以后一个小时，他无意中偶尔在门口往小客厅里张望了一下，不料一下子就让焦躁不安地在里面来回走动的贝特西小姐发现，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走，就让她给抓住了。他说，当时楼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很明显，在声音大的时候，那位小姐就把他当作替罪羊般一把抓住，在他身上发泄她那过分的焦躁，根据这一情况，贝特西小姐虽然塞着棉花，仍没能把声音完全挡住。他说，当时她抓住他的领子，不断地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多了鸦片酊似的[12]），她还使劲摇他，乱抓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衬衣，捂他的耳朵，好像捂的是她自己的耳朵似的，此外，还抓他、打他。这情况，有一部分由他的姑母所证实，她看到他时是在十二点半，我姨婆刚把他放开，当时他的脸跟我一样红。
性情温和的齐利普先生，即便在别的时候会记仇，在这种时候他也决不会对人怀有恶意的。所以他的事情刚一办完，就侧着身子走进小客厅，用他那最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啊，小姐，我很高兴，向你道喜啦。”
“道什么喜？”我姨婆厉声回答说。
看到我姨婆的态度还是这么严厉，齐利普先生又慌张起来。为了要抚慰她，于是他朝她微微鞠了个躬，还露出一丝微笑。
“我的天哪，这人怎么啦！”我姨婆不耐烦地叫了起来，“他不会说话吗？”
“放心吧，我亲爱的小姐，”齐利普先生用他那最柔和的声音说，“再也不用着急了，小姐，放心吧。”
奇怪的是我姨婆竟没有去摇他，把他必须说的话摇出来，后来大家都认为这几乎是一个奇迹。她只是对他摇着自己的头，不过这样也使得齐利普先生胆战心惊了。
“哦，小姐，”齐利普先生一鼓起勇气，便继续说，“我很高兴，向你道喜啦。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小姐，平平安安过去了。”
在齐利普先生专心发表这通演说的五六分钟时间里，我姨婆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好吗？”我姨婆问道，她交叉抱着双臂，一只胳臂上依旧系着帽子。
“哦，小姐，我想，用不了多久，她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齐利普先生回答说，“在这样悲惨的家庭境况下，对一个初次做母亲的年轻女人来说，我们所能期望的，这已经是够好的了。你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小姐，决没有什么妨碍，也许对她还有好处呢。”
“她呢，她好吗？”我姨婆突然厉声问道。
齐利普先生把头更加转向一边，像一只讨人喜欢的小鸟一样看着我姨婆。
“那孩子，”我姨婆说，“她好吗？”
“小姐，”齐利普先生回答，“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生的是个男孩。”
我姨婆听了一言不发，而是抓住帽带，提起帽子，把它当作投石器似的，朝齐利普先生的头打了一下，然后戴上打瘪的帽子走出去了，从此没有回来。她就像一个心怀不满的仙子，或者像人们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一样，不见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没有。我躺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躺在自己的床上。而贝特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则永远留在了那个梦幻和影子的国度，留在我最近游历过的广袤的地域。我们家卧室窗上的亮光照到室外，照在所有这些游子的尘世归宿之地上，也照在埋着没有他就没有我那个人的遗骸的小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