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
单说他们别无选择，未免太过轻巧。在不同社会体制下，使人们进行体力劳动的方法有很多种：从以机关枪、子弹和卡车相威胁，到灌输集体意识、使之自愿加入产业工人大军。我们所在的自由民主社会可能正处于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导向的结果。然而，体力劳动报酬低下，社会地位不高，体力劳动本身也日益单调无聊；简单说来，体力劳动者处于我们阶级社会的底层。[4]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阐明这一令人惊讶的过程。
人们通常认为，工作能力和学习才能在不同人群中是逐步递减的，而工人阶级处于底层，从事着糟糕的工作，以至于他们认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当然，这种逐步递减的模型须假设其底层的读数为零或接近于零。然而生活在底层的真实个体很少会给生活打分，更别说给人生打分。既然这些个体远非行尸走肉，而且使整个系统陷入危机，那么我们显然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模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的市场经济断然不会延伸到满意度的市场经济中去。
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失败的”工人阶级子弟并不是随便捡个中产阶级及成功的工人阶级子弟不肯做的糟糕工作就去做的。我们不应当假设在职业、阶级结构中存在一条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文化形式衔接中显现的彻底断裂。我们应该观察工人阶级“失败”的文化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有何不同，以及两者是如何中断的。尽管处于既定的环境中，它对其他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更成功的群体有自己的过程、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看法。这种阶级文化不是中立的范式，不是心理范畴，也不是一套外界灌输给学校的变量。它包含了各种经历、关系，以及关系的系统类型的总和，这些不仅设定了孩子们在特定时间的“选择”和“决定”，而且在实际和经验的范畴内设定了这些“选择”一开始是如何出现和被定义的。
本书另一相关、次要的目的是通过具体研究工人阶级文化中最有启迪意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来探讨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及核心方面。事实上，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整个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我逐渐被引到那些心怀不满、不求进取的男青年身上，他们适应工作的过程正是工人阶级文化形式不断更新的关键时刻，而这些文化形式关涉劳动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事实上，上述两组关注的话题均指向了劳动力这一重要概念以及在我们的社会中它是如何被准备、以应用到体力劳动中的。劳动力是人类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生产物品以满足需求和繁衍的能力。劳动不是一项普世、永恒、不变的人类活动。它在不同的社会具有特有的形式和意义。劳动力被主观理解、客观应用的过程，以及过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所生成的社会的类型和该社会各阶级的身份及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过程不仅在经济和结构的层面，而且在文化和象征的层面，都有助于建构特定主体的身份和鲜明的阶级形式。
只有当阶级身份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在个人和集体自主意识的情境中得以再现时，阶级身份才真正被再生产。当赋予人们之物被重塑、强化并应用于新的目标时，人们才真正活出，而不是借用他们的阶级命运。劳动力是这一切的重要枢纽，因为它是人们主动联系这个世界的方式：用外部现实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这事实上就是通过现实世界，自我实现与自我的辩证。一旦达成这种与未来的基本契约，其他一切就能作为常识被接受。
我认为，对体力劳动力的某种主观意识，以及将体力劳动力应用到体力工作中的客观决定是在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特定背景中产生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的主题在确定的环境中被调和到个人和群体中；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子弟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改变，并最终再生产了大文化环境地某些方面，以至于他们最后都被导向某类工作。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一部男性白人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民族志。为求简要明晰，我没有讨论诸如种族和性别等其他变量，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
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注明一下，这种反学校文化的存在照例已被媒体以夸大的形式披露，如教室暴力和无纪律。[5]1972年9月英格兰开始实施的“提高离校年龄”计划（RSLA， Raising of the School Leaving Age）似乎也强调、并进一步揭露了这种文化最具攻击性的方方面面。[6]主要教师工会委托撰写了特别报告[7]，寻求工会支持，以使将“闹事者”逐出课堂的做法正规化。英格兰和威尔士超过大半的地方当局在学校里设立了专门的班级，甚至伦敦内城区也为这种闹事的孩子设立了独立的“净化所”。英国教育大臣下令对这个问题进行全国性的调查。[8]学校里的破坏和逃学行为俨然成为英国现任首相卡拉汉先生所呼吁的教育“大辩论”的重要议题。[9]
我认为，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为有效地让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角色中存在一种自我诅咒。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是以真正的学习、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体验这种诅咒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进一步分析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指出这些主观感受和文化过程是有客观基础的，他们其实已部分洞察了真正决定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先决条件，这些认识显然要比那些由学校和各种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官方版本要高明。只有在这种真实反映他们境遇的文化表达基础上，工人阶级子弟才走上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悲剧和矛盾在于，这些“洞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一系列复杂过程限制、扭曲、拦阻，这些过程范围广泛：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学校与指导机构的意识形态，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男性家长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普遍影响。
我在第二部分最后想要论证的是，自我纳入劳动过程的过程是构成整个工人阶级文化更新的一个方面，也是反映这个文化如何与规范性国家制度产生千丝万缕关联的一个重要例证。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再生产了某一特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
以上是本书的主干。在达成上述目的的过程中，本书也对其他一些领域做出了贡献。本书探讨了我们学校教学关系的核心——教育范式，对职业指导提出了批评，并针对现有国家公办教育中一而再的失误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能根本性增加工人阶级子弟在生活中的机遇。[10]第二部分讨论与父权制及资本主义有关的性别模式化，并在理论层面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形式，及各自的地位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