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
人与人有缘，人与书也有缘。我和《尤利西斯》的缘分始于1935年10月。当时我在日本东京的麻布小学读二年级。我最喜欢跟着父亲逛书店。有一次，他指着门市部里摆放着的五册袖珍本岩波文库版《尤利西斯》对我说：“你看，日本人连这样不容易读懂的书都译出来了。”[1]他没买《尤利西斯》日译本，却把日本作家菊池宽主编的《小学生全集》（88卷）买下来了。
我们一家人于1936年回国。我在位于北平东单头条胡同的一家日本小学读到1940年3月毕业。自当年4月1日起，就读于坐落在王府井东单三条西口的圣心学校。在读到三、四年级时，教我的艾玛嬷嬷在其他同学到操场去打球时常常单独跟我聊天。四年级的课本中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艾玛嬷嬷告诉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就不止一次出现过这个人物。
1947年，我又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美国教授温德开的英国文学史课上听到这部意识流的开山之作的详细介绍。温德老人是个左撇子，边讲边写，涂了满满一黑板，分析主人公布卢姆在都柏林市18小时的活动。1953年初识萧乾时，我们谈起此作。他随手从案头抽出一本奥德赛出版社1933年出版的《尤利西斯》给我看。他还用紫墨水密密麻麻地在空白处写满了笔记。
1990年8月，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社长找到萧乾和我，力促我们合译这部天书，那确实是个挑战。我马上就跃跃欲试。我六十岁退休后又回聘两年半，是7月初才从工作了四十年的岗位上退下来的。正巴望找个大部头的名著，认认真真译上几年。不等我去找，选题就送上门来啦。今天回顾起来，动手翻译这部由于难度极大、被称作“天书”的长篇巨著，直至1995年5月在北京社会科学院召开第一届“《尤利西斯》国际研讨会”为止，乃是我与萧乾共同度过的四十五个年头中最充实、愉快、富于成果的五年，我们译成的这部小说在国内引起注意是不难理解的。一本名气这么大的书，终于即将见到其全貌了。所以，当时不断有人给我们写信，鼓励我们早日完成。同时，这个尚在进行中的译本居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兴趣，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后来我才明白，外国人是把《尤利西斯》的中译本看作我国文艺方面改革开放的象征。他们提到20世纪50年代连《简·爱》和《约翰·克里斯朵夫》都曾遭到批判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如今竟翻译出版30年代在西方有过争议的《尤利西斯》，这表明中国真的走向世界了。
1995年3月，《尤利西斯》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同年12月，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们感到，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肯定。紧接着，萧乾和我又有了新的任务：他写回忆二战的一组文章，我译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东京人》。
今年是萧乾的106岁诞辰，距《尤利西斯》中译本首版问世也有21年了，“大道行思”要给詹姆斯·乔伊斯的这部名著制作一个纪念版，我欣然赞同。不论是从《尤利西斯》自身的文学价值来看，还是从萧乾和我二十多年前勇敢地承担起这部长篇小说的中译本的翻译工作来看，他们的决定都是恰当的。在当前严肃文学创作时常遭受冷落、社会公众的欣赏趣味日益趋向轻阅读的形势下，“大道行思”并不一味趣俗、媚俗，相反却选择了这么一个大部头的世界名著来作为他们入行的重头戏，这说明他们的价值取向的确具有一种长远的文化眼光，而真正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创作也不会随时光的流逝而被世人忘记。最后，衷心祝愿《尤利西斯》的这个纪念版能获得读者的喜爱。
2016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