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没关系。这可以是一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队，让他们大声喊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我拿着教鞭一会儿冲到这里，一会儿冲到那里。我小心谨慎，不让这种兴奋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但有一天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做完早上的手术，我被逮住了。我不能突然停止，但我尽量减弱竞争性。他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沉默寡言。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加入到游戏中，喊出非常古怪的答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虚构的名称。然后，渐渐地，他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先是变成咕哝声，而后变成耳语声，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就这样，他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控制了课堂。为了模仿他，班上所有学生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他们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吼，让他们全都笑了起来。
“究竟为什么每个人都看着我？是你们的老师教的吗？盯着没有干扰任何人的人看？”
大多数学生都笑了，但有些学生甚至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看着他。他们迫切地等待他做出更滑稽的举动。
“去吧。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做没规矩的事吧。”
他因为让学生解散而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课堂变得更像真正的学校的理由。
“虽然我确实同意你关于压力的说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在指示里说的话。我只是认为——”
“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想法是不可更改的。”
“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严重——”
“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这不要紧。”
“否则他们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
“没必要为此小题大做。”他说，然后走了。
接着又转身像是要致歉，但那其实连敷衍都算不上。
“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这事。”
那个时间，我想，根本不会到来。显然他认为我让人讨厌，是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几个助理那里得知，有个病人没能撑过早上的手术。所以我的愤怒甚至没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更像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很空闲。学生们去睡午觉，午觉时间很长，有时候我也想睡。我的房间很冷——整栋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很冷，比阿梵奴路上的公寓冷得多，虽然在那儿祖父母为了爱国，把暖气开得很小。被子很薄——肺结核患者肯定需要比这更温暖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患肺结核。也许他们克扣像我这样的人的物资供给。
我昏昏沉沉，却无法入睡。头顶传来医用床被推过的辘辘声，孩子们被推到露天门廊，在冰冷的下午透透气。
于我而言，那里的房子、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形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做什么？
她在看湖。
为什么？
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些人真幸运。
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孟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仔细，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
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排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
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嘿，老师”，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明天见！”她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
“你要回家吗？”她说，“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他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她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
“这就是红毛走的路，”她说，“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里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嗥叫。
“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它的眉心。它迅速转过身去，她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它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会打死它的。”
“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
“我让我男人上去揍你。”
“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
“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玛丽说，“我敢打赌，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
“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
“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
“真的啊。你见过那哨子吗？”
“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
“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她。我就紧跟在她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她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
“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
“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
“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嗯，教我。但他得一直托住安娜贝尔，她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它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抢，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她就不会大出血了。
“再后来，”她说，“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她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玩了，她病得太严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但墓前还没有任何标志。等红毛有时间了，我要跟他做个什么东西当标志。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小路一直走，没有转弯下来，就会走到她的墓了。那里是埋葬那些没有人来看他们、带他们回家的人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通往疗养院的平地上。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她拿出一把票。
“情人节的票。我们要在学校表演这个剧，名字叫《围裙号》[5]。我有这么多票要卖，你可以做第一个买票的人。我会在戏里演一个角色。”
我的猜测是对的，医生的确住在亚孟森的那座房子里。他带我到那里去吃晚饭。他似乎是在大厅里碰到我时因为一时冲动而发出邀请的。也许他不安地记得自己说过要和我一起谈谈有关教学想法的事情。
他提议吃饭的那天晚上正是我买了票要看《围裙号》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了，他说：“我也买票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去看。”
“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对她承诺过了。”
“啊。现在你可以收回承诺。演出会很糟糕，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但我没有见到玛丽，没能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吩咐我等他的地方——前门外的露天门廊上等着，穿着我最好的深绿色绉绸长裙，裙子上钉着小小的珍珠纽扣，缝着真正的蕾丝领子，还把脚挤进一双小羊皮高跟鞋，再在外面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过了约定的时间，先是担心护士长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然后担心他完全忘了这件事。
但后来他来了，一边扣着大衣扣子，一边向我道歉。
“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需要处理。”他说，然后在灿烂的星空下领着我绕过房子朝他的车走去。“你能站稳吗？”他说。我说可以——虽然有些担心小羊皮鞋。他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挽着。
他的车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车一样又旧又破。车里没有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一口气。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和旅馆里的那群人在一起，而且我希望不是凑合着吃咖啡馆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让我在屋里暖和起来之前不要脱掉大衣。他立即开始忙着在柴火炉里生火。
“我是你的看门人和厨子和侍者，”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舒服服，饭很快就好。不用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愿意在哪里等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客厅里翻翻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不会冷得让你无法忍受的。整座房子都是用房间里的炉子供暖的，不用的房间我就不生火。电灯开关就在门里面。你不介意我听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习惯。”
我来到客厅，感觉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过来的，没有关上厨房的门。他过来把门关上了，说：“在厨房里暖和一点儿之前先把门关着。”然后回去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用低沉而夸张、几乎带有宗教虔诚的声音播报战争最后一年的新闻。自从离开祖父母的公寓，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听那个声音，我宁愿自己刚才可以留在厨房里。但客厅里有很多书可以看。不仅是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地板上都堆着书。我仔细观察了几堆书，得出一个结论，他喜欢买丛书，而且他很可能是某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艾丽尔·杜兰特合写的历史系列——我祖父的书架上也有同样的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不多，但有几本经典童书，令人吃惊。
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诸多战役的书。《亚马孙和北极探险记》。《沙克尔顿被困冰原》。《富兰克林的命运》，《当纳聚会》，《消失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暗示着主人渴望了解和拥有大量的各种知识。也许不是一个品位严格而固定的人。
因此当他问我“哪本俄国小说”时，很可能他并没有一个我所以为的明确的衡量平台。
他叫了声“好了”，我把门打开，心里装着这种新生的怀疑。
我说：“你同意谁的看法，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什么？”
“在《魔山》里。你最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
“老实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
“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情味，但纳夫塔更有趣。”
“是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吗？”
“我从来没在学校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眉毛扬了起来。
“请原谅。如果那里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请随意。你可以在休息时随意到这里来读书。我可以准备一台电暖器，因为我猜你没有用柴火炉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吗？我可以给你弄把钥匙。”
“谢谢。”
晚饭吃排骨、土豆泥和罐装豌豆。甜点是从面包房买来的苹果馅饼，如果他能想到把馅饼热一下，味道会好一些。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祖父母。他说他猜我一定是被循规蹈矩地抚养大的。
“我祖父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有点儿保罗·蒂利希[6]的风格。”
“你呢？开明的信教小孙女？”
“不是。”
“痛快[7]。你认为我粗鲁吗？”
“那要看情况。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面试我，那就不粗鲁。”
“那我就接着问了。你有男朋友吗？”
“有。”
“在部队里吧，我猜。”
我说，在海军。我觉得海军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信。我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登岸假期，以此作为应付的借口。
医生站起来去端茶。
“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