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数年，我是令人艳羡的部队首长秘书。记得刚刚跨入这个新领域，作为秘书界的菜鸟，我向一位资深的前辈请教，如何才能把秘书工作做好，并且让首长满意。这位时任处长总结了他做了十几年首长秘书的深刻体会，赠我金句：领导说北风吹，你就说北风呼呼呼地吹。
我就这样懵里懵懂地琢磨着“北风吹”，开始了首长秘书之旅。奇怪的是，数年之后，当我告别这个职业时，我却想在当年前辈的金句之后加一个破折号——或者，那也不一定。
第一节 笔杆子玩出大名堂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大概是生肖属猴的缘故吧，我一直有些小闹腾，不算那种按部就班的乖学生，但我成绩还算不错。虽然不管怎样努力，数理化都很难取得满分成绩，但语文、政治、历史、地理，甚至包括体育和音乐等科目，我都有骄人成绩。特别是语文，向来成绩优异，作文也写得得心应手，常常被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
记得有次，语文老师拿着我写的作文在台上作为范文朗读，后排的一位男同学小声嘀咕了一句：“写得很一般嘛，还是范文呢。”
没想到，这句话被老师听到了，为警示全班同学，他停下朗读，大声说：“唐晓康同学的作文就是不一般，思维活跃，我敢断言，将来他肯定有一番作为，而且要出版书。大家要向他学习，记住了。”
我知道，老师当时可能只是为了激励大家，将我树立成一个典型而已，并非真的看好我。但人生就是如此有趣，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我还真的干过一些所谓的大事，并且正在将这本书呈现给读者朋友。
可在1974年，国家尚未恢复高考制度，我只好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于是，18岁的我到家乡宜宾江安县的一个生产队当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短暂的两年时间里，我没有让自己闲着，不但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而且真正做到了“将知识带到广大田野去”，肯花心思为农民朋友出好点子。我还作为全县的知识青年先进典型，被任命为园艺场的副场长，并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其间，我还曾在广播电台上讲述自己的成长历程。
1976年底，发生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事，部队来江安县征兵了！那时，到底是走还是留，我在心中作了一番思想斗争。如果留下，我仍旧是有“官职”的副场长，今后说不定还能继续升迁；如果参军，我就要投身陌生部队，当一名默默无闻的军人，一切从头做起。
因为确实很难拿定主意，一次回到住处，我找来两张红纸，用毛笔分别写上“走”和“留”，贴在墙上，然后人背对墙壁站在两米外，将手中的蘸有墨水的乒乓球往身后抛出，连抛10次，砸中最多的那张纸就是最终的去向。结果，“走”被砸中6次，“留”被砸中1次，还有3次两张纸都没碰到。
我心中的挣扎，终于有了结果。为了能顺利参军，我写下一份名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决心书，表明强烈响应祖国号召，决心投身军队，保家卫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尽一个革命青年当兵的义务！我已时刻做好准备，等待祖国的深情召唤。当然，如果祖国认为我暂时还不够条件，我将无怨无悔地扎根农村一辈子，做一个新时代的革命农民！
为了使决心书起到更大的效果，我请书法很好的朋友用毛笔将“决心书”抄在了大红的纸上，贴到了县政府的大门口。
这下，整个县城都沸腾了，不少人看着我的“决心书”议论纷纷，接新兵的人也知道了“唐晓康”这个小伙子还真的敢想敢做。通知我正式入伍后，从长江上游到长江下游，从湖北武汉到东北鞍山，接兵部队沿途这一路都安排我撰写各种各样的感谢信，及时投送给沿途的兵站和军供站。
这下，我还没正式玩枪杆子，就已经耍起笔杆子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玩笔杆子还玩出名堂来了。
那时，我就想，被领导叫来写感谢信，至少说明我的语言丰富有趣，词汇量不错。每天数千字下来，竟然不知疲倦，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阴差阳错已经成为“幸运小兵”。后来才晓得，部队有两种人提拔得很快。一种是所谓的“武将”，枪杆子功夫到家、过硬，无论手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得准，投得远，军事干部的苗子，就是这样千锤百炼练出来的。而另一种人，算是“文臣”，就是文章漂亮，笔杆子上有真功夫。特别是有文章在报纸上刊登的人，前途就更好了。那个年代，还没有“上军校才能提拔干部”的程序，而是直接从优秀的战士中选拔干部，这就要比真本事。只有真本事，才能当干部，没有捷径可走。
到了部队之后，领导考虑到我有“文艺细胞”，就将我安排到团部宣传股，具体工作是当团部的放映员，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下部队去放电影。放映员归放映队和宣传股管，所以，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会接触宣传干事，也就是“当官的干部”，包括政治处、组织股、干部股、保卫股的干事们。
许多年后，当一位朋友听说我还当过电影放映员时，他第一反应是“那也太枯燥了吧，同一部电影翻来覆去不知要放多少次”。我承认，朋友说得不错，有时某部影片我连放上百次，连哪里该说哪句台词、放到多少分钟反派会掏枪都一清二楚，用现在的话说，已经放得起腻了。
但我是个奇怪的人，不管将影片放多少次，每一次的放映中，我总能有一点“崭新的与众不同的小发现”。热爱电影，也在那段时间悄悄为我种植下兴趣的种子，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折不扣的“电影迷”，在声色光影的世界，我可以尽情陶醉，放空自己，随影片人物的悲喜而放飞。
那时，我年轻，精力充沛，又有写作特长，除了晚上干好放映员的本职工作外，白天也不闲着，还会抽空给这些干事抄材料。他们写的什么工作报告、首长讲话，我都认真地誊抄。一边抄一边学，如果抄得满意，干事们就投桃报李地送些稿笺纸给我，算是给我的小小奖励。
慢慢地，我就用这些稿笺纸做“筏”，开始了在文字海洋的游弋，正式走上写作之路。最开始，我主要是撰写部队的新闻、通讯之类，偶尔也写几篇随笔。不久后，我成了团里的通讯员，在《鞍钢报》《鞍山日报》《辽宁日报》《基建工程兵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文章。
因为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我被调到师部当了新闻报道通讯员。师部的宣传干事、新闻干事功底扎实，水平都很高，他们也很喜欢我，一方面，诚意十足地教我写出更好的新闻，另一方面，他们也给了我不少帮助和鼓励。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一件对我刺激颇大的事。某个团的战士就因为当新闻通讯员，并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文章，就被直接提拔为干部，还立了个三等功。当战友告诉我这件事时，还不忘咂咂嘴总结道：“你知不知道？现在部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战士的名字能在《解放军报》上出现，就能提拔为干部！”
战友一边说，一边用鼓励的眼神望着我，那眼神既有温暖，又有鞭策，我暗暗捏紧拳头下了决心：我又不比谁差，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而且要做得更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此话一点不假，很快，我就收获了惊喜。
1979年之后，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祖国大地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出于对新闻的敏感度，也因为想尽早成为干部，我就琢磨开了，在这种时候，党中央肯定想知道，究竟党的政策给下面带来了怎样的具体变化？如果能有这方面的新闻刊登在党报上，当然是最有说服力、最教育人民的事情。
但地方上的新闻，我这个部队上的兵是不能写的，即使写得再好，也见不了报啊。不过，这倒难不了我，我只要能找到写得非常好的新闻，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推荐给党报，不就能够更直接、更客观、更真实、更能打动人么？想好以后，马上就行动。
1980年12月16日，星期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眼的位置，发表了由我推荐的一篇文章。文章标题叫《过去：粮食过“长江”，群众喝菜汤；现在：到处粮满仓，外流争回乡》，《人民日报》还全文刊登了我写的推荐信。
人民日报编辑同志：
我作为一名读者，向党报推荐一篇令人兴奋的报导。当我读了《辽宁日报》12月1日第一版上刊登的《过去：粮食过“长江”，群众喝菜汤；现在：到处粮满仓，外流争回乡》的报导后，情不自禁地为这篇报导拍手叫好。
这篇报导，连标题在内才700多字，却令人信服地回答了千千万万群众目前普遍关心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党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怎样？并且如实地告诉了人们，在“四人帮”横行时期，粮食过“长江”，群众喝菜汤这一真实的情景，使人读后倍感党的政策英明正确，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希望人民日报能够转载这篇好报导。
解放军某部政治处唐晓康
12月5日
就这样，“唐晓康”三个字上《人民日报》了！简直不可思议！
1980年12月16日，我这个24岁的战士、共产党员、首长挂在嘴边的“小鬼”，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重视。师政治部的主任有一天看见我，咧嘴开心地说：“唐晓康，你小子不得了，都上《人民日报》了，有想法，不错！”
师政治部是管干部的，政治部主任是政治部最大的官，他的话让我受宠若惊，我赶紧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兴奋得连手都忘记放下来，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
有人说，唐晓康这小鬼真幸运，你看他多会踩准时代鼓点啊。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我废寝忘食写新闻的过往，那些外面飘着飞雪的冬夜，我一个人搓手跺脚地翻找有价值的信息的辛苦。机会，并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某个幸运儿头上，它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比《解放军报》更大。而我在特定时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没有浪费机会，很好地展现出机灵的一面。
因为玩笔杆子，我玩到了《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后来，又通过为期半年的干部培训，我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排级职务的政治处秘书。
秘书这份工作，就这样走进了我的人生之中。
记得有一年探亲回家，母亲忽然问我：“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那个唐晓康，是不是你，儿子？”
我说：“是我。”
母亲变得认真起来：“要说实话！”
我如实回答：“那个唐晓康就是我，母亲大人。”
旁边的父亲不相信地将两只眼睛瞪成了铜铃：“什么？你说名字登上《人民日报》的唐晓康是你？年纪轻轻可不要骗人！”
我急得快跺脚了：“爸，我发誓，报纸上的唐晓康就是您的儿子！”
见我红着脸争辩的样子，母亲扑哧一声笑出来。她说银行里组织学习报纸，那天，全行学的恰好就是这一份报纸，在念到解放军某部政治处唐晓康时，同事们都惊奇地问母亲：“唐晓康是不是你儿子啊？”
母亲不敢肯定是我，于是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呢，可能不是我儿子。”
现在，母亲握着我的手，含着热泪欣慰地紧紧相握：“我就知道是我的儿子，我就知道我儿子是最棒的！”
不知不觉间，父亲已悄悄起身，离开了房间。等我发现时，母亲悄声说：“你爸心里可高兴呢，刚刚我看他都快乐哭了，他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这样。”
看到父亲因为我小小的一点成绩而开心，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当然，在父亲面前，我什么都不说。只是从那天之后，他对我的训诫越来越少，谈心越来越多。也许，他真正认可这个儿子长大了，已经成长为能与他并肩对话的朋友了。
我母亲当时是银行的秘书股股长，当她知道我也当秘书，成为她的同行时，惊奇得合不拢嘴。那个年代的解放军军官在服装设计上是有明显标志的，战士的服装上衣是两个口袋，军官的服装上衣是四个口袋，走在街上，人们凭借“几个兜”，一眼就能分出谁是战士谁是军官。
我还要如实交代的是，我无论是当军官还是当秘书，都没有送礼，也没有走后门。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因此全靠自己的踏实、勤奋。就这样，我迈入了自己的秘书生涯。
第二节 杨尚昆主席夸我懂得关心人
游子行千里，梦里回故乡。
我这个人有个弱点，也许是在四川待惯了的人都有的通病吧：不喜太冷，也不喜过热。那时，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北方，山海关以外的冬天寒风凛冽，冰天雪地，我的脚上也生了冻疮，疼痒难忍。而且，吃惯了美味川菜的我，对北方面食也不适应，本来在四川好端端的肠胃也三天两头闹起“革命”来，一会胃痛，一会拉肚子，弄得我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整编，要将我调往广东深圳。我一打听，不行，深圳夏天太热，我没有信心能在那么热的地方还能心平气和，保持敏捷的思考能力。于是，我一门心思想要回到四川，好在运气不错，调到了重庆江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集团军某师，在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当时，川渝尚未分家，调回重庆，相当于回到了四川。
1983年底，成都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要在重庆十三集团军选两名秘书，充实机关的秘书队伍。这对我来说，又是人生的一个契机。因为之前成都军区的首长秘书，大部分都从成都驻地的部队里产生。
一个集团军只选两名秘书，从这人数一看就知道相当严格。后来我才知道，当时选拔秘书是有标准的，一是比较年轻，最好没有结婚；二是文字功夫要好，最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文章。我很幸运地属于这个标准内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