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看到自己的禁卫军这么不堪一击，在清军面前简直就如同遇到老鹰的小鸡。所以他亲自到吴长庆的营中，要求借这位只有一年兵龄的袁世凯帮他训练国王的亲军。
兄弟单位，应该共建嘛。
11月，在征得李鸿章同意后，吴长庆派了袁世凯等3人帮助国王训练朝鲜新军。这也算是为袁世凯日后的小站练兵做一次预演。
袁世凯亲自挑选，组织新建亲军，并由清军拨给了一些枪炮，按照淮军的编练方法进行操练，未出两个月，这支军队便指挥有度，进退得法。朝鲜国王满意极了。
袁世凯春风得意，未忘当兵前的诺言，派人把在上海的红颜沈氏接来朝鲜。朝鲜国王和王妃又锦上添花，把王妃如花似玉的表妹金氏嫁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毫不含糊，精力过人，同时把金氏的两个陪嫁丫头收为姨太太，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对这三个朝鲜女子，袁世凯不是按其出身定名分，而是按年龄，结果却是其中一个陪嫁丫头还位居王妃表妹之上。可怜的金氏，一生郁郁寡欢，却为袁世凯生下了一个极聪明的儿子，就是号称具有曹植之才、民国四公子之一的袁克文。
在清军平定朝鲜叛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幕僚，武的就是袁世凯，这时袁不过24岁，可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做主，等于是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南通状元张謇（季直）做主，等于今天的秘书长。就像《三国演义》中的孙权“内事决于张昭，外事决于周瑜”一样，吴长庆的军中，内事决于张謇，外事决于袁世凯。袁世凯，这个小新兵，此时已经成了驻朝清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清朝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压迫的同时，也在越南抵抗法国人的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中国的藩属，可是大清帝国已逐渐无力维护宗主权了，越南的中法军队已兵戎相见了两三年。因此，光绪十年（1884），当中国和法国在越南争斗已达巅峰时，清朝不得不作紧急的应变准备——集中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出征的老将，于是把驻朝统帅吴长庆从朝鲜召回，担任防守辽东海防的重任。朝鲜的军务分别交给三个将领负责：袁世凯接管“庆字营”，其余二将是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
袁世凯成了驻朝三主将之一！
一个年轻人，骤得大权，心态上也随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袁世凯掌权后，也再不像刚进军营时那样处处虚心学习了，说话口气也大了，仿佛天地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和自己的老师张謇在这个时候也有了嫌隙。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袁世凯随着地位的提高，“宁做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心理开始膨胀，渐渐目中无人起来，看不起教书先生了，对张謇的称呼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最初的“老师”“先生”，慢慢地变成了“某翁”，最后干脆变成了“某兄”。这让张謇十分尴尬和生气，写了一封措词尖刻严厉的长信，虽然读书人骂人不带脏字，但对袁世凯这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恶劣态度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二人从此绝交了十多年，互不说话，形同陌路。
不过，除这些小节之外，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还是非常值得竖大拇指的。
接下来袁世凯身边发生的事，虽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在小袁的周旋下也得到妥善解决，这些都为他日后进入政坛加足了分。
“壬午兵变”后，朝鲜政坛上层公开分化为亲清的稳健派和亲日的独立派，稳健派以闵泳翊、金允植等为首，主张维持与清政府的传统关系；独立派以朴泳孝、金玉均等为首，主张依附日本支持，使朝鲜独立。两派明争暗斗，势同水火。在清军主力撤出朝鲜后，独立派在日本的支持下，加紧酝酿新的政变。
一个更大的危机摆在了袁世凯的面前！
而这一次，袁世凯将以主角身份亮相！
1884年冬，朝鲜都城设立邮政局，独立派就要在邮局落成典礼宴会的时刻，发动军事政变。
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思维习惯差不多，都喜欢在吃饭时搞点事儿。
按照预定计划，亲日派准备在10月15日邀请清军三营的营官前来喝酒，然后在席间扑杀三位清军将领。
想来是朝鲜人和日本人没少听中国的评书，在他们的脑子中，勾画了一幅鸿门宴的妙景，“埋伏五百刀斧手于帐后，以摔杯为号！”
只是，他们没想到对手是谁。
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对自身的危机感，以及对别人的不信任感——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三位营官根据事态的发展，早就猜到了这个可能的进程。不过，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些，不爱读四书五经而爱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豪气。
于是，亲日派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惊讶地看到，其他两个清军营官守着大营没动，而袁世凯却提前一小时出现在宴会上，让这些想搞暗杀却还没来得及布置完会场的人手足无措。
袁世凯就这样大摇大摆走了进来，当然他怀里揣着利器，又大口喝了几口酒，随即拽着朴泳孝的手，有说有笑，指指点点地走出了刀光剑影的大帐，从容纵马回到了军营。
没杀成清军将领，场子倒被砸了。
不过，既然双方没有真正撕破脸皮，而这场戏的戏台都搭完了，必须得接着演下去。
亲日派在日本人的怂恿下，并没有善罢甘休。
17日，邮局落成当天，邮局总办遍邀政府大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却没来，实际他是等着宴会起事后，好带兵入宫。
宴会进行到一半，政变开始，稳健派大臣措手不及，闵泳翊被刺，外面放火为号，蓄谋已久的政变正式开始。
金玉均进宫谎称清兵作乱，逼迫国王下诏让日本公使率兵保卫。因此，日本公使带兵直闯朝鲜王宫，说是受“韩王之请，入宫守卫”，在内线的指引下，顺利占领了朝鲜王宫。独立派还矫诏处死了稳健派的六大臣。
袁世凯听闻兵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发报向李鸿章请示，一面准备带兵解救朝鲜国王。
这一次，没有吴叔叔在身边撑腰，袁世凯知道，真正考验自己、检验自己平时所学本领的严峻时刻到了。
以命相赌的艰难抉择
“河南少林功夫”和“日本武士道”，终于在战场上相遇了。
到底应该怎么办？
从正常而稳妥的思路来看，此时应该加紧向朝廷和北洋大臣请示，同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做好二级甚至是一级战斗准备。这样，即使下一步局面失控，也不会有自己的责任，那就是国家之间的交涉问题了。对于一般的官僚来说，这是“老成持重”的解决问题之上策！
可是，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如果走正常的程序，等着北洋大臣的指示和批复回来，狼一样的日本人必然是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朝鲜王宫，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必然急速上演，日本人必然威逼朝鲜国王下令驱逐清军，宣布朝鲜独立（实则为日本的霸占做好不受清军干涉的法理准备和事实准备）。抢占了别人的领土，再想要夺回，就得刀兵相见，使现有格局重新洗牌。以清朝“后发制人”的战略策略，觉得这样做应该是有“理”，能够获得国际舆论的同情。
没有什么比选择更让人痛苦的了，关键时刻的抉择，是对一个人知识、智慧、耐力、道德、承受痛苦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考验。
一面有地雷，一面没有地雷，你又明确地知道哪面最安全。你可以选择无地雷的一面，这样能很好地活下来，但也可能被后人骂为白痴。你也可以选择有地雷的一面，这样可能不是被炸死，就是被自己人的暗箭射死，但也可能成为英雄。
这不是出风头的时候，而是生与死的选择！
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军人，一个顾着自己保命的军人，肯定会选择安全的一面。
这个时候，袁世凯最难下决心了。虽然读书是他最头疼的事，但他这个时候，宁愿捧着书本读一辈子，也不愿做这个决策，因为摸不准国家的战略意图，弄不好，自己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清军受列强欺负多年，到底有没有能力为海外属国大动干戈，舍不舍得中断国内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大业，是个未知数。而如果不动刀兵，朝鲜就会这样被日本人抢走。
但是，如果不经请示或未等明确答复，袁世凯就擅自行动，这本身可是杀头之罪，即使立功了，也捞不到一点儿好处。
某些人用舌头杀自己人的本事，可比用刀枪杀敌人的本事强出数倍、数十倍。在干部升迁过程中，动手动脚的，多数不如指手画脚的得到的实惠多。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大摇大摆地抢占这块土地而无动于衷吗？国家花钱养了这么多年兵就是任人宰割的吗？我们是来朝鲜看热闹的吗？
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军人，都很难容忍。袁世凯也不服气，明明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到的事，为什么要退让？
袁世凯之所以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脑海中一直反复地问：军人的天职是无条件服从吗？不，军人的天职是保卫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不行，这样做，我绝不甘心。退一步讲，即使我袁世凯真的因此杀头，也不能让倭寇瞧不起。
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二十年后照样是条好汉。
干！
此时北洋大臣的批复没回来，这么大的事，其他两个营官坚决不同意，涉及两国之间的交战，无论如何，不是由我们小人物说了算的。看来，别人指不上了，那我也干，出了事我兜着。你们在后面护好大本营就行了。
对于打拼在路上的人来说，最宝贵的莫过于机会，抓住了，你就是万民敬仰的王；抓不住，你就是万人唾骂的寇。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抗。
在两军对阵的关键时刻，谁最先冷静下来，谁就有了取胜的条件。
袁世凯把这些东西从头到尾细细地想了一遍，又想了一遍，确保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再也想不起来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他站了起来。
袁世凯不搞长篇大论，他只是威严地扫了一下大家，威严到让人感觉极度压迫而喘不过气来。然后，说了几句话：我们奉命镇守朝鲜，这个地方丢了，我们也没命活着回去，横竖就是个死，你们能忍心眼巴巴地看着这块土地被别人吞掉吗？
不能！
那好，就这样吧，抄家伙！
有倭无我，有我无倭。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揍他个兔崽子！
所谓决策，就是赌，是根据已有的信息加上自己的判断进行的赌。两国之间，有人说战争打不起来，有人说战争马上打起来，其实都是在拿国运进行一场豪赌。
袁世凯倒不一定想到是国运之赌，但他的确是把自己的命赌上了。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紧紧地盯着清军的一举一动，精心思考和计算着每一步。
日本人通过经常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逐渐总结出了一套清朝官员的行事规律，也就摸索出了一套对付官员的手段。
他们发现，一旦有了事情发生，清朝官员首要做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以保证在自己任上不出乱子为原则，否则，事情办得再好，他们也会丢官。只要不出乱子，他们的位子就能保住，“无灾无难到公卿”，向上汇报的时候，这叫解决得圆满妥善。出了乱子，就是激化矛盾，而清政府官员并不善于解决矛盾。
日本人与清朝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害了他们，他们认为，清军将领不会主动出击，仍然只会层层上报，等待北洋大臣的批示，而到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和日军已经妥善地控制朝鲜京城了。
木已成舟，清政府肯定舍不得中断正在进行的洋务运动这场改革，日本人相信清军不会主动出击。
只是，当他们遇到袁世凯的时候，这一切全变了。
日本人一贯精细，但这次关于袁世凯的情报分析有误。通观袁世凯从小到大的表现，日本人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提笼挂鸟的花花公子、纨绔子弟，没上过学，靠着亲戚当上兵，又是靠山提拔他当上了官，各种资料都显示，袁世凯没什么能耐，没什么可怕的。
他们太不了解袁世凯。
袁世凯没受过正统的教育，也没进过官场，他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
不按常规出牌，不在乎表面的名分，达到目的才是关键。
袁世凯深得他的老乡岳飞兵法的精髓，岳飞对兵法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白了，就是不按常理出牌，自己都不能确定往哪里攻、哪里守，觉得哪里好打就打哪儿。
其实，高明的领导者、军队统帅，都喜欢玩这一套。领导者们经常饮食无度，起居无常，喜怒哀乐让你猜不透，也是这个理儿。曹操不是对外宣布自己梦中都可能起来杀人吗？就是不想让别人摸清自己的路数。不管是将帅还是官员，自己路数被别人清楚地掌握了，离死期或是被拱下台的时候也就不远了。
不按常理，便是军事上最大的常理。
袁世凯在几次实战中，逐渐把握了战争和政治的初级规律，从捧着兵书苦读转到了残酷的战争中来。
是丛林法则改变了他，成就了他。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从这个角度上说，袁世凯实在是日本的一个难缠的对手。
时间就是生命。
如果等国内的指示反馈回来，就怕朝鲜国王受日本胁迫，叛军矫王命而诛杀清军，这会使朝鲜完全脱离清朝而受日本控制。另外两个营官主张等李鸿章的命令。袁世凯当机立断，决定不等清军援兵，自行带兵入宫，驱逐日本人，救出朝鲜国王和王妃。
此时，驻朝的日军并不多，优势在清军一方。袁世凯初生牛犊，带着一千清军直闯王宫，另五百军殿后。日军和受胁迫的朝鲜军兵枪炮齐发，还在清军入宫的路上布下了地雷，这都没能挡住袁世凯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