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新说恣行，而民如麋鹿，是以救弊之道，必以儒侠相附”。法律与游侠之风，在维系人间正义方面有交集。不过法律寻求普遍性，而游侠却总是特立独行的，是大独、大群，相较而言，章太炎更倾向于后者。
从章太炎“依自不依他”的思想气质来看，他的基本立场——诸如批判公理（刻薄寡恩、凌藉个人），讥讽进化，反对政党，怀疑民主，排斥议会，倡敢死论——都与“任侠之道”相关[16]。
草莽气是属于任侠的，孔子的时代还有，为公众的事敢于出风头，勇者无惧，后来是时断时续地愈发节制了。不节制的是细节，世俗的细节，如《金瓶梅》《红楼梦》里细细开出的菜单、药方。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而已集·小杂感》）
道教的好处是能够为世俗生存提供一切照料，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迷恋生命到了极端的地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果真成了仙，还要把世俗也打包带走，足见红尘的魔力，世俗的魔力。
张爱玲懂得中国之美在于约束之美。文人对月临水，洒泪长吁，感叹人生苦短，但是到此为止了，不再想了，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止于这个“虚无”。民间的宗教是由许多零散的小小迷信组合而成，如星相、狐鬼、吃素。文人与百工众业共通的观念是祖先崇拜，承认也好，相信也好，总之是大家都要遵守的一个“规矩”。
“得道”之前的人生合该多姿多彩，为了活着，为了享受苦短人生，基本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在这之外，就小心地留下一块空间——思想与行动都在此悬崖勒马，如中国画上严厉的留白，是保持均衡的必要空间。在张爱玲眼中，中国人“红灯映照里的人生”是充满细节的悲观：
按张爱玲写《中国的宗教》所观察，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最高的理想唯是足够的粮食与治安，使五伦关系得以和谐发展下去。人的资格，最重要的条件是人与人的关系，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因此过分扩大自我和挖掘自我，会切断人与人的关系，不足为取。“未知生，焉知死”，有如中国书画里严厉的留白，一切玄想在那里悬崖勒马，绝对的停止。中国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热闹明白，红灯映照里的人生。在此范围之外，弥漫着哀怅。物质和细节充满了欢愉，主题却永远悲观[17]。
世俗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已经在酝酿，这个开端始于中国人把祖先崇拜纳入礼仪序列，个人的角色首先被确定为血缘传递中的一分子。商代甲骨文占卜最普遍的主题就是向祖先献祭食物：人们相信死去的祖先仍然需要食物，如果祭礼不当，会受到祖先的诅咒。祖先血统直接把神灵世界与人间社会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世界观，在这个系统中，对祖先神灵与对自然神灵的祭礼并没有分别：
在礼仪系统中，个人的角色是作为祖先血统中的一个成员。向祖先晋献祭品的仪式充当了生者与死者的联系。……这一结构的结果是，没有与尘世形成对比与十分不同的超自然存在的“彼岸世界”（other world）。经由祭礼，祖先神直接与生者沟通。他们没有死后亲如兄弟般的生活。他们也不是像古希腊诸神，生活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吃仙果喝琼浆，偶尔戏弄一下人类，而是主要关心他们彼此。他们也不是面对创造他们而他们要报答的万能上帝（an almighty god）的灵魂。中国人的神只是人，死人，继续需要食品并对子孙发挥效力，但他们不发布道德命令，不根据某个更高的超验原则实施道德审判[18]。
中国人有一个道教的天堂和一个佛教的地狱，要么“位列仙班”，要么就下到阴间的“十八层地狱”。对于世俗生活感到满意的人，并不太向往“灵魂得救”，做事只要不出情理之外，就不会铸下永世不得超生的大错。信仰的世俗性催生出一种“竹节式”的人生观：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里间着一劫，“五百年有王者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走着瞧。
在中国古代，最高级的知识阶层几乎都是不信教的。即使是到了民国世界，社会上对人的评价向来不以信仰为标准，行为才是关键。人的资格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而“五伦关系”安排好了人的一切。中国的超自然世界是荒芜的、苍白的，对照之下，世俗人生有着异乎寻常的丰富与自足。
中国自我表达的主流气氛是节制之美，写人生，写家国，最难得是“适可而止”，止于所当止。这个主流的气氛有一个场域，叫江湖。江湖就是懂得进退的意思，正如人们所常说的处江湖之远，远到庭园深深，把文人身上的草莽气也隐掉了，不再“出没”，只是一径没下去。《诗经》的大雅、小雅与颂，写的全是公众之事，《尚书》亦有这样的大气象，再之后，中国人的私我，至多只是到“词”的感时伤事，隐于庭园深深，不知几许。
章太炎的文字并不节制，他的草莽气是属于任侠的，有儒家味道的任侠。章氏晚年亦回归到儒家，“纯佛法不足以维风教”。他对儒家的源流曾作过一个基本的分类：汉之后的儒家或主“修己治人”，或主“明心见性”。前者从荀子而起，后者源于孟子。前者坚持“俗”界，不求超出人格；后者转入“真”界，已超出人格。
王阳明的“果敢”“即知即行”“戒转念”等，也是有任侠的一面。治经习儒的章太炎懂得此中妙处，所以他说：“世有大儒，固举侠士而并包之”；“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新说恣行，而民如麋鹿，是以救弊之道，必以儒侠相附”。
一个佛学的根底
佛学是东方智者的一个底。据章太炎回忆，他在青年时便开始接触佛学：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及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自述学术次第》）
1894年，章太炎与夏曾佑相识，夏曾劝章太炎“购览”佛典。夏曾佑曾学佛，常言“只有法相宗才算真佛学”，重《成唯识论》，而不以《楞严经》为然，章太炎亦持此种立场[19]。
1904年，章太炎因“苏报案”入狱，壮士之心不改。他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这样写道：“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在日本购得《瑜伽师地论》，烦扰未卒读，羁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役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威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他认为佛学中禅宗以外，法相、华严最为可用：
华严宗所说，要在普渡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20]。
1906年，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建立宗教论》一文，主张以佛教（慈悲）为宗，兼以中国向来流行的任侠（勇武）、墨家（兼爱），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21]。
所谓的宗教，在章太炎看来是要有个非常现实的利民的标准：“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建立宗教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到了以宗教取代哲学的时代，而此时将兴的宗教，除了他拣选的佛教，没有更好的选择，“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
1908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大乘佛教缘起说》，受到梦庵批评：“此《缘起说》，足以济度恶劣政府乎？足以建设共和乎？”“《民报》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章太炎作《答梦庵书》，坚持以宗教立信心，促民德。他说：“以勇猛无畏治怯懦心，以头陀净行治浮华心，以惟我独尊治猥贱心，以力戒诳语治诈伪心。此数者，其他宗教伦理之言，亦能得其一二，而与震旦习俗相宜者，厥惟佛教[22]。”
章太炎认为佛教贵在平等，使我们“勇猛无畏，众志成城”，“去奴隶心”，“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演说录》）。有一点值得注意，章太炎所发扬的是无神的佛教，或者说是神性很弱的佛教。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甚至把佛教的宗教性全然地打破了：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惟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戴氏，则在夷惠之间矣。至并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饰膏粱，助长傲诞，上交则谄，下交则骄，余亦不欲与语。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23]。
章太炎赞佛教，因佛教能超脱生死，不自私，不畏死，弃名利，进而以佛理来树立起高贵的革命品德，因为“无道德者不能革命”。
章太炎是一面镜子，照见一个老迈而衣衫不整的古老国度，这一国度急需一剂道德的良药：“方今中国之所短者，不在智谋，而在贞信；不在权术，而在公廉[24]。”他所尊崇的佛教，没有神秘性，也不是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古老、严厉的宗教类型。革命行动需要大信，一种并不玄妙的贞信，章太炎一生都在书写这份贞信：
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印度人论国粹》）
人之思想无方，而行事则惟取其切近。如余所念，虽无政府主义，犹非最为高尚也。高尚者，在并人类众生而尽绝之，则思想之轮廓在是矣。然举其切近可行者，犹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定复仇之是非》）
救弊之道，以救人为先；救人之道，以救人格为先。章太炎俨然成了教主，不过是个不立宗教的教主，也是为了应时之便而懂得权衡的素王。下面的内容是从章太炎与弟子的通信中摘录下来的，这些文字很忧郁，似默不作声的蜘蛛，在暗地结网，爬过他心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一生都是怀着这种浪漫的忧郁：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媮，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权机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足下以为何如[25]？
章太炎对成建制之物时时存着一种怀疑的肯切，甚至于佛学亦是“拾若干妙语而玩味之”，文人气十足，这既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特色。狱中学佛的经历为他在思想上找到了一块立锥之地。章太炎发现了“自性”这个与唯识宗一脉相承的概念：
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故自此而上，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偻指数也[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