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以为他正在读法国数学家的作品。事实上，对于庄子“道枢”那两字的意思，中国人在未读帕斯卡之前也常常觉得迷惑。这两个人在造诣上，甚至在他们的笔调上，也是十分相似。例如，请读下面这一段：
他将怎样做呢？只能看见万物中间一段的表面，永远不能获知它们的始与终。一切东西是从无而来，而具有向无限的特性。谁愿意跟着这条奇怪的路线走？那只有这些奇妙的东西的创造者知道。别人都不可知。
你说是庄子在说话呢还是帕斯卡在说话？是谁在谈“万有的最后原理”在上帝的统一中解决？
世界可见的范围，可见地超越我们，但当我们超越少数的东西时，我们以为自己更有能力去了解它们。……在我看来，似乎凡是能了解万有最后原理的人，可同时获得对无限的知识。二者是相依相成的。两极端由于距离的力量相遇而再联结，且发现彼此都在上帝中，同时只在上帝中。
现在让我拿起我们的指南针。我们是某一件东西，而我们不是每一件东西。我们的存在的性质，使我们不知道自己从无生出来的最初起源，而我们存在的渺小，又使我们看不见无限。
因此，从帕斯卡那里得到这些帮助之后，便容易了解庄子名作《秋水篇》的内容。在这一篇中，庄子把他无限大与无限小、极大的世界与小的世界的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帕斯卡也被这一点吸引，而谈论“自然在被缩小的原子胎中的无限性”。但庄子好开玩笑的机智把这个无限小的概念用一个奇怪的人在蜗角之争的故事来说明。这是一篇大胆想象的杰作，只有近代细菌的发明堪与之相比。故事中有一个以为自己国家才最大最重要的惠王，而这个寓言是用来启迪他的。
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
曰：“然。”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又五日而后反。”
君曰：“噫！其虚言与？”
曰：“臣请为君实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穷乎？”
曰：“无穷。”
曰：“知游心于无穷，而反在通达之国，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
曰：“通达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王与蛮氏有辩乎？”
君曰：“无辩。”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庄子从一切变动和不安定中逃出后，一方面退隐在日常普通经验中，另一方面在达到“道”的边界时便停止谈论与思索。
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
这是一种禅的特殊心境，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事实上，它是禅的本身而不称为禅。
（三）生与死。庄子谈及死这个问题时，常有些十分高妙的文章。它清楚地从上文所讨论的对立事物的相等而来，这样，生与死只能是同一事物不同的两面，于是庄子不得不作结论，认为灵魂遗下死的肉体而去，可能是作“回家大旅行”，有什么可惜？
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又有一段说生与死是互为伴侣的。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最后几句听来好像圣保罗的话，但事实上是“庄子”的直译，但他阐述得多好！
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当然是庄子的常变观念“物化”。在一个故事中，庄子假作孔子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
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种宗教顺服的腔调。在另一个故事中，庄子谈及四个已得到宇宙统一的观点，“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的朋友。其中之一得了一种可怕的病：“曲偻发背”。
子祀曰：“女恶之乎？”
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灸；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如庄子所描写，他们是四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我以为在他们第三个人得病时的插曲中，庄子做出了基督教所谓“接受上帝意旨”的姿态。
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造物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觉。
这不是很像圣保罗谈陶土和陶工吗？
庄子事实上相信神的无所不在，他再用开玩笑的态度说：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
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在蝼蚁。”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邪？”
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
东郭子不应。
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庄子完全知道他的教训是“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的。但他是不多不少地像牛顿在谈及原子中电子的活动时所说：“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正在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庄子可被称为神秘主义者，任何一个敢于和神有交往而在祷告时说“你”的人，事实上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这包括一切基督徒在内，如果曾有过或可能有“理性主义者”的宗教的话。
庄子智慧的美在于当他到达“道”的边缘的时候，知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及休息”。基督教神学的愚蠢在于不知道何时何地当止，而继续用有限的逻辑去把上帝定义得像一个三角形，且为了求本身知识上的满足，而说怎样B是A所生，而C又怎样来自B而非直接来自A。庄子说得对：“汝唯无必。”帕斯卡再加上警告：差不多所有哲学家都对事物有混淆的观念，用灵性的言语来谈论物质的事情，而用物质的言语来谈论灵性的事情。
道教的历史是很奇怪的。从老子智慧的高峰降到民间道教的神秘学、法术、驱邪逐鬼，从来没有一个宗教退化得这样厉害。今日道教道士最大的用途是驱鬼。如果哲学家拒绝制造神，民众常自行想象制造他们所需要的神，中国固有思想最固执的倾向是相信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及它们的相生相克。这种信仰先于儒家与道家，而渗透进二者之中。但在老子，特别是在庄子的书中，显然提及精神保养法、灵性的修养、呼吸的控制以及冥想与注视那个唯一等，为相信神秘学与精神保养的人开路，使他们在自己的身上贴上道教的标签。
第五节 澄清佛教的迷雾
以一般人对“宗教”一词的概念来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都是佛教徒。佛教是民间的宗教，而所谓民间的宗教，我的意思是指它有一个教会与一个信仰系统，这包括庙宇与修道院、祭师、天堂与地狱，祷告与崇拜，一种从现世的“痛苦”与“无常”中得救的方法，一种圣徒与天使的完美圣秩制度（菩萨与阿罗汉），以及不少男神与女神（佛与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个主张仁慈不自私，否定世界种种繁华，教人苦修，压抑一切罪恶的欲望，以及艰苦的自我克制、自我训练的信仰系统。佛教在现在的形式中具备一切。
道教崛起，与佛教竞争，想同样提供许多神祇、精灵鬼怪及一个道教的不朽的天堂，甚至想做到把某些印度神祇也兼收并蓄来胜过它。虽然中国学者鄙视道教与佛教的教人绝对迷信，但佛教的哲学有一套精美的形而上学的基本系统，所以能赢得中国学者的尊重，而使道教逐渐降格，成为书符念咒、逐鬼驱魔的术士。在故乡，我曾看到一种最低级的形式，用饮一碗“咒水”来医胃痛，那咒水是一碗清水，还有一张上面写满了玄秘符号的纸。道教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三世纪炼金术的发展。他们找寻“哲学家的石头”，目的有二：一是找寻不老的良药，一是较为实际及有商业价值的，就是把那些贱价的金属变为黄金。这种“科学”，后来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中国宗教是不排除异己的，这和基督教不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如果有人问他属于什么宗教，他将会迷惑而不知所答。没有教区，也没有教徒名册，就是出生名册也是由政府机关设置才有。没有一个家庭是纯粹的佛教的、道教的或儒家的。信仰的路线经过一个家庭，有点像政党在一个美国家庭里一样。或者也有一种情形，妻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为许下某种愿而在佛前持斋一月或一年，而她的丈夫是一个儒家的学者，宽容她。
佛教是对古代中国思想唯一心智上外来的影响，这是因为有一个我在上文已说过的好理由。佛教有一个正确的，有时太复杂的形而上学系统为中国学者所爱好。但无论学者阶级怎样想，中国人民却需要一个流行的宗教，要有神祇来向他祷告，有一个天堂来盼望；在较高尚的意识中，他们也需要对罪恶的忏悔，需要从痛苦、疾病、仇恨、贫乏及死亡中拯救出来的方法。佛教通过平民进入中国，有时则借助朝廷中的男人或女人。直至那些学者不得不面对及考虑它时，它没有侵犯到中国的学者阶级。
简言之，佛教进入中国时取道中亚细亚，经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西北。每一个中国暴君，由建筑长城的秦始皇开始，都希望长生。他们达到地上权势的巅峰之后，便想长生不死。有的想渡过中国海去寻取长生药，有的则从中国、土耳其斯坦[12]跨过帕米尔高原。当佛教在第一世纪传入中国时（按照中国的某些文献记载，大抵是在公元一年，虽然没有确实日期），佛教已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及中亚细亚很兴盛，特别是在阿育王统治之下（公元前二七二至公元前二三一年，摩揭陀帝国的皇帝）。一个中国皇帝正式派遣一位使者去西域，在公元六十五年把佛经带回。但为佛教在中国民间广布开路的，是在四世纪、五世纪及六世纪的五胡对中国北方的占领。龙门与云冈的一些伟大的雕刻品始于那个时代。公元四百年，大部分中国北方的家庭都已成为佛教徒。中国和尚法显在公元三九九年到印度去，而在十五年后把佛经带回来。印度和尚鸠摩罗什——佛经最早的翻译者，在公元四〇五年被中国西北一个王国的统治者立为国师，他为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六世纪前后，佛教已广布整个中国，虽然短期内有来自儒家学者或某些统治者的迫害，但它已显露出自己是一个庞大的势力。从印度出发，它传播至锡兰[13]、缅甸、暹罗[14]、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中国西藏、中国内陆，且远至高丽。在五一七年至六一八年的一百年间，佛教《大藏经》已经出版了五种版本。且在六世纪最初二十年间，传说最多的达摩取道锡兰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始祖。著名的皇帝梁武帝，曾两度剃发为僧，因他的朝臣们苦劝才不情愿地离开寺庙。
对佛教的翻译与研究在第六世纪奠定了基础。想把大乘和小乘作具体表现的著名天台宗在这个世纪做了系统的说明。然后在第七世纪，哲学的华严派建立（现在应用的《华严经》版本，是由自大的武则天女皇下令第三次翻译，在公元六九九年完成。武则天僭称佛身临凡，而伪造一部佛经来支持它）。同时最著名的中国译经者唐三藏，曾到阿富汗与印度十六年，于公元六四五年带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回国。他花了一生光阴和他的助手在朝廷的资助下将这些佛经译成中文。同时在这个世纪，有很多日本学生来到唐朝的京城长安研究佛教，且把佛学带回日本（佛教已经由高丽渗入日本）。接近公元八〇〇年时，十个佛教宗派已经形成，其中八个属于大乘，两个属于小乘。小乘宗派（以巴利语为基础），或初期的，或古典的佛教在十世纪完全绝迹，不能与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大乘宗派竞争，尤其是溯源于鸠摩罗什的“净土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