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正准备给导师打电话，确定见面谈选题的具体时间，电话却突然响了，是导师打来的。我正为心有灵犀高兴时，导师电话里让我准备正装，下午跟他一起出席一个活动，这让我吃惊不小。电话中听他那边好像比较忙，我也没有多问，放下电话后我疑惑了起来。导师让学生帮忙或者把自己的项目交给学生来做对研究生来说司空见惯，学生间常常会抱怨导师给他们安排活儿，其实我知道，这种抱怨中有某种炫耀的成分，因为谁都知道，导师要是不信任你或者不认可你，怎么可能把活派给你呢。这让我很难过，因为三年来这种值得抱怨和炫耀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导师除了专业上对我进行指导和有时跟我争论一些我固执己见的问题外，仿佛遗忘了我这个学生的存在。
今天他居然打电话让我跟他一起出席活动！我终于深刻领会到苦等多年的妃子要被皇帝临幸那一刻的欣喜了。
我兴奋地找出了为找工作面试时所准备的西装。这套西装的价钱等于我三年来所有其他衣服的总和，买它仅仅是为了一次面试，真够荒唐的。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穿它，因为对工作的恐惧可能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参加面试。但是，今天，它终于有机会被我临幸了。
我给林菲打电话约她去图书馆，听声音她还没有起床，她迷迷糊糊地告诉我今天不舒服，就不去了，中午一起吃饭就行。我一如既往地没有勉强她，挂了电话后我居然若有所失地发起呆来。
我跟林菲本科就认识，在学校的一个社团，因为不是一个专业所以除了每周在社团的活动时能有接触外，平时几乎没有一对一的交流，偶尔在食堂碰见也是打个招呼而已。也许因为我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都是闷吧，所以林菲也像我身边别的女同学一样，永远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本科四年我对她唯一的印象是，在一次我们社团与其他社团的足球比赛后，她给累得臭死的我买了一瓶可乐，仅此而已。
至于后来怎么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我也不清楚，具体地说是我被各种不同的版本给搞糊涂了。关于本校最著名的闷蛋，也就是我，怎么让美女林菲成为女朋友的故事有很多的版本，这些版本可以拍成不同的类型片，绝对精彩。有时候我居然也会在酒桌上像听故事一样入神地听着别人讲我和林菲的爱情故事。其实，这些版本无论多么精彩，它们的立足点都是不成立的，因为林菲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的关系我已经说过了——分别上课，一起吃饭，一起散步聊天，一起去图书馆、自习室，然后，分别回宿舍睡觉。
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躺在床上意淫一下，满脑子全是同学们为我编织的故事中的种种场景，想到美好处我也不禁为自己喝彩。
可清醒后我知道，林菲不是我女朋友，也许永远也不会是。
胡思乱想是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我给林菲打电话，等了半天，是她室友接的，听上去她室友也是迷迷糊糊的，室友说林菲刚起，洗澡去了，让我等一个小时左右。我看了下表，离我与导师见面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小时，于是我告诉她，我一会儿得跟导师出去，就不等了。她“嗯”了一下，想必是又睡了过去。
不得不承认，林菲的举动是我三年来第一次见。我知道她都是傍晚去学校澡堂洗澡的，因为我们一起吃完晚饭后会各自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然后一起上晚自习的时候，我会闻到她身上洗完澡后的清香。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按约定时间到了导师办公楼下，导师还没有到，一辆奔驰停在门口，一个年轻的司机坐在车里，一个高挑的制服美女站在车外往办公楼内望。这个女人很有味道，我得承认。虽然我是个闷蛋，但至少我是个男性闷蛋，自然也没少批判性地看某种日本的类型片。对于大多数的年轻男性而言，办公室制服美女即office lady是摄取男性魂魄和某种液体的至尊利器。我一直很纳闷，这究竟是为什么？
制服，象征着某种权威。征服制服美女，意味着征服的不只是美女，还征服了权威。对男人而言，色是倚天剑，权就是屠龙刀，征服了制服美女，两样法宝就凑齐了。
某日酒后，在下如是说。
不自觉地，我的眼神在这位女子身上停了许久，毕竟在学校遇到在电脑上才能看到的极品，不多看几眼简直是暴殄天物。
五分钟后，导师西装笔挺地走了出来，制服美女连忙迎了上去。
“丁教授，您好，我是吴丽丽，给您打电话的就是我。”笑容可掬。职业性的笑。
“你好你好。对了，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研究生，周皓，一直是我的助手。”丁景治教授把我介绍了出来，吴丽丽微笑地点头，依然是职业性的。
我头上登时出现了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导师为什么说我一直是他的助手？其实也好解释，为了抬高我在外人面前的身价。第二，制服美女向我职业性地微笑时，她的眼神中仿佛有种看穿了我的意思，好像是某种轻蔑？难道刚才我掩饰不住的流氓眼神被她发现了？还是她知道我根本不是丁教授的助手？越是心虚的人就越心虚，于是，我汗如雨下……
但愿是我多心了。
一路上，车里充满了恭维和假谦虚的空气。
丁景治，我的导师，如果给中国当代史学界排座次的话，头三把交椅中必有一个属于他。今天他要带我出席的是一个剪彩仪式——大谷集团在中国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用于资助中国的考古和史学研究。大谷集团是顶级的跨国公司，日本人大谷龙一1887年创立，涉足许多产业，在中国发展了近三十年，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它今天成立这个基金会，对于中国考古和史学研究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来个大馅饼，许多有头脸的人物都会出席，当然少不了著名的丁教授。
仪式在京城顶级酒店举行。仪式本身不过是走走过场，让媒体报道报道，宣传宣传，更有意思也更主要的内容是之后的酒会，因为在酒会上大家才能互相结识，才能为以后的各自利益做铺垫。导师被主持人和负责人千吹万捧，风光无限，我这个他“一直的助手”则跟傻子一样全程站在他身旁，心里虽然不爽但也明白，这种场合本来我就是个小配角，但我还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导师有好几个得意门生，却偏偏选我来当这个傻子。
几个小时形式化的东西终于结束，酒会开始了。这也是我认为今天对我个人而言唯一能有收获的时候。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好酒的人，我常常羡慕竹林七贤的生活，恨不得自己能活在那个潇洒无羁的时代，因此我常酒后放言要恢复魏晋之风，结果自然是被人以喝醉为由拖回宿舍。这种高档酒会的酒自然不会差，这个想法从我一上车就在我脑子里晃荡。果不其然，这里的酒好得让我惊叹。于是，在大家相互递名片和虚假的奉承之时，我打开了肚中的仓库，放肆地狂饮起来。
“周皓，过来。”导师微笑着向我招手。
我忙不迭地放下酒杯，迎了上去。在导师旁边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衣着考究，举止得体，一看就知道是上流社会的人——反正我从来没见过上流社会是什么样子，电影上描述的上流人士都是他这副德性，姑且就把他当成上流人士吧。
“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我的助手，周皓。”
我伸手礼貌地与“上流人士”握了握手。
关于握手的礼仪，我是知道一些的。因为我说过，我传说中的女友林菲是学外交的，她的导师是中国著名的外交礼仪专家，如果经常看电视或者参加高级培训的人应该见到过这么一个剃着小平头、戴着眼镜、用刺耳的声音流利地讲各种礼仪的专家。林菲告诉我，他经常会在课堂上炫耀性地讲自己的过往，讲自己如何如何风光，如何如何独当一面，等等，反正她讨厌外交也跟讨厌这个导师有关。
关于握手，林菲告诉我，她的导师说国际上最正式的握手方法是两个人握手的力度正好可以在两人手的中间放一个鸡蛋。握松了，鸡蛋会掉，意味着你跟这个人握手不真诚，完全是应付差事；握紧了，鸡蛋塞不进去，意味着你没事跟对方瞎真诚，仿佛哥们一般，不严肃。我当时听她这么讲觉得这些专家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过仔细想想，礼仪不就是人们在吃饱了之后没事干琢磨出来的东西嘛。看看人家小布什，什么时候跟人正儿八经地握过手？不过林菲貌似正经地告诉我，礼仪这个东西是要讲的，尤其在国际舞台上，不讲是要出乱子的。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当年不就是不按礼节亲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导致默克尔大为不爽的嘛。我心想，算了，反正关我草民屁事。
跟“上流人士”握完手后，他微微一笑。
“年轻有为啊。”
日本口音的中国话。小日本？我心里马上扬起了高昂的斗志。在热爱民族酷爱民族历史的民族主义者周皓心里，日本是应该而且必须沉入海底成为亚特兰蒂斯的地方。
我立马客气道：“彼此彼此，你也不错嘛。”
他哈哈笑了起来。
导师有些责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介绍道：
“这位是大谷基金会的总裁大谷裕二先生。”
大谷裕二？不就是现任大谷集团总裁大谷平南的儿子？我的天，我竟然跟一个身家百亿的人的儿子说“你也不错嘛”？导师怎么要给他引荐我这么个无名小卒？
“周皓是我的学生里研究先秦历史最出色的，他在这个领域的前途不可限量，估计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不少。现在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我这个老头子不行喽。”导师看出了我的尴尬，不经意地打了圆场。
之后大家聊了什么我完全记不住了，一来是因为酒劲上来脑子有点蒙，二来是因为我在这些开着百万以上豪车的人面前有些英雄气短，所以整场酒会我只是不住地继续傻子一样地微笑、点头，只恨不得赶紧结束，找个坑把自己埋了。
我发现，一个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容易在现实面前被打击得烟消云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牛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近代会成那副德性——我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脆弱的心灵。
酒会结束时，大谷裕二把导师送到了奔驰前，并嘱咐自己的秘书吴丽丽安全把丁教授送回家中，临走时，他微笑地对导师说：
“您的助手酒量很好，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单独跟他喝一杯。”
导师笑答：“好好，以后机会多得是。”
导师在学校内有自己的住处，在校外也有自己的老宅。吴丽丽问他回哪儿的时候，他说明天还有课，就回学校的住处吧。这样，奔驰车先把导师送到了住处，然后把我放到了宿舍门口，吴丽丽从车里对我抛了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车掉头离开。
就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导师的电话来了。
“累不累？”导师问我。
“不累。”
“来我这坐坐，聊聊你论文的事。”
导师的住处我去过几次，我们的几次争论都发生在这个屋里。这个住处是学校给导师这种地位的人物特意安排的，导师如果要熬夜写东西或者第二天有课的话，晚上会住在这儿，有时也会跟学生在这彻夜长谈，很有古代先贤哲人的为师之道。
“以后准备怎么打算？”坐定后，导师冷不丁地问了我这么一句。
“准备考您的博士。”我如实回答。
“如果想进研究所的话，我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解决。”导师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
“我觉得我不适合那里，我想跟您再多学几年。”我如实回答。
“你知道我要退休了吧？”导师怅然若失。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导师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奉献了一辈子，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我们同学间早就流传着我们将是他最后一届研究生的传言，因为从我们这届后他再没有招过任何一个学生了。这一届他总共有两个博士，五个研究生，同时教导这七个人，他明显心有余力不足了。
“那你怎么打算？”他咳嗽了几声。每天的三包烟几乎毁掉了他的呼吸系统，他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他的肺拿出来，轻轻一抓就会变成一堆油渣。
“不知道，也许进研究所，也许写东西。”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适合进研究所吗？”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明知故问。我这种偏执型人格的人一旦认准了自己的东西，砍头都不会服软的。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观点跟他起冲突，搞得同学们都觉得我有病。
“你对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他在一步步切入正题。
“对，当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开始向玄学靠拢的时候，我们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我一如既往地偏执。
我认为我没错。连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守着落后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缓慢地推进？我对历史学研究最大的不满在于，每当我们从古籍中发现异象时，我们通通把它们归结于封建迷信或者某种物理现象，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不但否认非物理现象，同时还否认发达的史前文明。
纵观中国古籍，可以说几乎都与玄学相关，而这些通通被我们以科学的名义摒弃，仿佛只要是科学证实不了的通通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非常荒谬。我们的科学才发展到什么水平？如果我们仅以纯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话，不就成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嘛。但当科学证实不了的东西成为确实存在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沉默。
当科学家艰难地爬上真理顶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神学家已经在那儿等他们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