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1]
对于现代小说，进行任何一番考察，即使是随便看上两眼而不做深究，都难免不会想当然地以为，这门艺术到了现代多少都要比以往有一些进步。可以说，仅凭着简单的工具和原始的材料，菲尔丁[2]的小说就已经称得上十分出色，而简·奥斯汀[3]还要更胜一筹，但他们的机会岂能与我们相比！他们的杰作，风格朴素得让人惊奇，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把文学，打个比方来说，与汽车制造的过程相提并论，虽然经不起推敲，但乍一看也差强可比。让人怀疑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尽管我们对制造机器有了长足的认识，对于创作文学，我们是否也曾学到了一星半点儿的知识。我们并没有写出更好的作品；只能说，我们继续时而朝着这个方向，时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了稍许，但若站在足够高的山顶去观察这整条轨迹，应该就会发现这大体上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圆形。实际上，我们从来也不曾站在那样一个有利的高处，连片刻也不曾有过。我们只是站在平地上，淹没在拥挤的人群中，任由飞扬的尘土迷离了双眼，心怀嫉妒地回顾那些远较我们幸福的战士。他们已经凯旋而归，战利品无声地言说着自己的辉煌，让我们怎能不感叹他们的战斗远非我们这般激烈。这一切要由文学史家去定夺，由他来下个论断，我们是在开启还是在终结，抑或是正站在一个伟大的散文体小说的时代中间，因为我们身处山下平原，眼界有限。我们只知道，有一些善意、也有一些敌意激励着我们；知道有一些道路似乎可以通往富饶的土地，另一些则通向尘埃和荒漠。而对此做一番探讨，也许是值得一试的。
那么，我们的矛头就不必指向古典作家，而若是说我们与威尔斯先生[4]、贝内特先生[5]，还有高尔斯华绥先生[6]针锋相对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尚且在世，他们的作品也就还活生生地显露着自己的不足之处，不由得我们不去斗胆冒昧说上几句。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他们的累累硕果我们也心存谢意，只是还是把自己无条件的感激之情留给了哈代先生[7]和康拉德先生[8]。而对那位写下了《紫红色的土地》、《绿舍》以及《那时远方》的哈得孙先生[9]，我们也略表感谢。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都曾让我们满怀希望，却又让我们一次一次地落了空，因而我们的谢意大都不过是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他们原本可能却不曾达到之处，还有那些我们确实不能，不过，也许正是我们确实不愿做的事情。对他们那些大部头的作品，如此卷帙浩繁，内容庞杂而又良莠不齐，只用只言片语是无法概括我们心中的指责与不满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只能说，这三位作家都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关注的并非心灵而是肉体，因此让我们失望，还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只消留意一点礼节，英国小说越早与他们背道而驰，哪怕是一脚踏入荒漠，对于她的灵魂而言，也要有益得多。要用一个词，既要一语中的，又要一石三鸟，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在威尔斯先生那里，这个词就明显落在了靶心之外。但即便如此，这个词也让我们看到了在他的天才之中所融入的致命杂质，那一大块掺杂在他那纯净灵感中的泥巴。而贝内特先生大概在这三人中算得上是罪魁祸首，因为他的技艺最为精湛。他写起小说来，结构严谨、滴水不漏，就算是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也会觉得无懈可击。就连窗框间也密不透风，板壁上也天衣无缝。然而——倘若生命拒绝栖身于此，那又当作何论呢？写出了《老妇谭》[10]，创造出了乔治·坎农、艾德文·克莱汉格以及各色人等的贝内特先生，大可以声称已经排除了这种风险。他笔下的人物丰衣足食，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但他们如何生活、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这依然值得一问。他们只让我们看到了花在火车头等包厢中软席上的时光，看到他们无休无止地摇响铃铛、按下按钮，却把五镇[11]上精心建造的别墅日渐抛诸身后。而他们奢华之旅的目的，也日渐明确，是要在布赖顿的顶级酒店里永享清福。就威尔斯先生而言，他倒没有把兴趣都花在布局谋篇上，在这方面，他还称不上是个物质主义者。他为人过于慷慨，满腔的同情让他来不及把事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坚实可靠。他的物质主义纯粹来自于他的古道热肠，本应是政府官员的工作也被他揽到了自己肩上，他心里又塞满了各种念头和事实，根本无暇去顾及笔下的人物是否生硬粗糙，或是压根就不记得要去将人物角色一一考虑停当。可是，对他笔下的尘世与天堂，如果要说如今及日后住在其中的便是这样的琼和彼得[12]们，那么，还会有什么比这还严厉的批评吗？纵然他们的创造者慷慨地为他们建筑宅邸、树立理想，可还不是被他们卑劣的天性弄得黯然失色？同样，尽管我们敬仰高尔斯华绥先生的正直与仁爱，在他的字里行间也找不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
那么，要是我们在他们的那些书上统统都挂上个标签，写上物质主义者这几个字，我们的意思就是：他们的书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把高超的技艺与非凡的精力都用错了地方，那些鸡毛蒜皮、转眼云烟的小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倒好像是真实不虚、可以流芳百世的了。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吹毛求疵，而且还得进一步承认，要想把我们所苛求的东西解释得一清二楚，好让我们的不满合情合理，实属难题。我们的疑问在不同的时候，形式也都不同。但每逢我们读完了一本小说，掩卷长叹之际，这种疑惑必然会卷土重来——这值得一写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会不会就因为出了那么一点点差池，就像人类心灵偶一为之的那样，贝内特先生那用来捕捉生活的天罗地网就失之毫厘，撒错了方向，生活便溜走了？而除去生活之外，也许就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谈了。不得不依赖于打比方来说明问题，无异于承认自己观念不清，但若像评论家喜欢的那样平铺直叙，也是无济于事。但凡有关小说的批评，都免不了有含糊其辞的困扰，那就姑且承认这一点，让我们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观点说明：目前大为流行的小说形式，在我们看来，往往是让我们错失，而非抓住了我们所要寻求的东西。且不管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之为生活还是心灵，真理或是现实，这一关键之物，已然走开了，或是远走高飞了，它可不愿意再被我们塞进这么一套不合身的衣服里。可是我们却还在循规蹈矩地照着一个旧模子，不依不饶、勤勤恳恳地炮制着我们那长达三十二章的鸿篇巨制，全然不顾这旧模子已离我们心里的景象相去甚远，越来越不相像了。挖空心思地刻画情节以求逼真、忠于生活，不单是白白浪费了精力，还把精力用错了地方，反倒遮住了思想的光芒，让其晦暗不明。作家似乎由不得自己，而是被某个强横有力、蛮不讲理的暴君牵住了鼻子，沦为了奴隶，为他来编造情节，写上一出喜剧或是悲剧，播下几粒爱的种子，再为这一切营造出一种近乎确凿的气氛，涂上经久不坏的香料，让其看似完美无瑕，要是他笔下那班人物活了过来，那一个个准会发现自己衣冠楚楚、穿着入时，甚至每一粒纽扣都是当下流行的款式。暴君的意旨实现了，小说也拿捏得恰到好处。但有时，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偶一为之，到常常如此，看着满页满页如蹈旧辙一样写就的文字，我们心下也会生出须臾的怀疑，涌出反叛的念头。难道生活果真如此？小说也必须如此吗？
审视内心，生活看起来远非“如此”。仔细观察一个普通人在寻常的一天中某一瞬间的内心活动。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碎的、奇异的，有些稍纵即逝，有些如钢铁般锋利，在心底深深刻下印记。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好似数不清的原子如雨落下般无休无止。当它们纷至沓来时，当它们化作了周一或是周二的生活时，那重点也和以往不同；这一瞬间的重要性并不在此，而在彼处。因此，如果一位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出于自己的意愿来写作而不必听命于人，如果他可以依据亲身感受，而不必因循守旧，那就不会再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的种子或是什么悲剧式的结局，或许连一粒按照邦德大街上的裁缝们那种式样钉上的纽扣也都再也找不到了。生活并非是一串对称排放的马车灯，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是一个伴随我们意识始终、将我们包裹在内的半透明封套。而小说家的任务难道不就是要将这种变幻莫测、不为所知却毫无拘束的心灵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异乎寻常或是错综复杂，还要尽可能地减少外部杂质的混淆吗？我们并非单单为勇气和真诚而声辩，我们还要指明的是，真正恰当的小说题材，并非是习惯教与我们信服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