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译名和界定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是由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是众多民族文化融合创新的结果。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拓土建国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历史跨度不同，新交汇形成的美国文化以欧洲白人为主流，对参与美国文化创造的其他文化采取了别样的态度，充满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歧视、抑制和排斥。华裔文学作为美国华裔文化抗争主流、争夺话语权的一种工具或方式，其发展流变反映了华裔在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嬗变历程。
从华裔文学作品的问世，也就是大家公认的被扣押在天使岛的华人移民为表达悲愤之情而作的诗歌开始，到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引起主流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关照，其间相隔了一百多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其内涵也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如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上一样，美国华裔文学在被命名之前，在美国文学史中一向是被“消音”（silenced）、“灭迹”（erased）的，也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华裔文学在美国文化中一直处于被湮没、被忽略的状态。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泛亚运动”（Pan Asian Movement）的兴起，催生了亚裔美国人作为亚裔的族性意识，引发了亚裔联合起来争取族裔身份的努力。“作为‘种族政治’的有力工具，学生们给大学施加压力，使不少大学建立了亚裔研究机构……有人拿起了笔，开始用文学和艺术的创造去表达他们的情感和观点。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新一代华裔作家蓬勃成长起来，并且在全国取得了显赫成就，真正使亚裔文学成为一种显性的文学现象。”（注：Wang，Lingchi.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in American Journal，1995（02）.p.164.）美国华裔作家卓越的创作被选入各种美国文集，成了推动美国亚裔文学发展的主力军。但在美国学术界，华裔文学是作为“美国亚裔文学”（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因为“泛亚运动”使“华裔美国人”浮出美国历史地表，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由此可见美国华裔文学与美国亚裔文学不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且是共荣共生的关系，所以要了解美国华裔文学的定义，势必先要了解美国亚裔文学的定义。“如果我们不首先论及美国华裔文学的定义就断然进入实证性的时序性陈述就会产生误导，因为‘美国华裔文学’这个词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瞬间……只有定义之争被人理解之后，对特定作家、作品及文学分期的陈述才会有意义。”（注：Wong，Sauling Cynthia.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9.）
“泛亚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赵健秀（Frank Chin）、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徐宗雄（Shawn Wong）率先开始钩沉长久以来被湮没的美国亚/华裔文学。1974年，在他们共同选编的亚裔文学选集《唉咿！亚裔美国作家选集》的序言中，赵健秀正式提出了“亚裔美国人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亚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思想基础和中心目标。这一概念适用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新一代亚裔，传达了一种“既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也不是白种美国人”的意识，对有别于“中国人”和“白种美国人”的第三种身份——亚裔美国身份进行了意义上的确认。这里，“亚裔美国人感性”并非空洞的口号，它需要建立在亚裔美国文化整体的基础之上，才会具有实在的内容，才能够被“合法化”。赵健秀认为，非裔美国人创造了自己的美国文化。美国的语言、时尚、音乐、文学、烹饪等各个方面都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他们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而“白人之所以在黑人和印第安人身上遭到了失败，正是由于未能摧毁他们的文化整体性”（注：Chin，Frank et al.，eds.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New York：Mentor，1991.p.xxv.）。相反，亚裔美国人却接受了白人文化，采取了种族主义的艺术形式，成为白人种族主义的文化附庸。因此，赵健秀意识到，只有建立起统一的亚裔美国文化，才能使“亚裔美国人感性”有所依托，得以“合法化”，因而他所有的创作正是以此为中心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所有才能、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点（华裔美国人感性）。在我能够使之完成或使之启动之前，一切都无足称道。如果我不能使之合法化，或者说如果华裔美国人感性没有得到合法化，那么我的写作将一无是处。”（注：Nee，Victor G.and Brett de Bary Nee.Longtime California：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 Chinatow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p.386.）什么才是亚裔美国文化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试图从中挖掘将亚裔美国人联系在一起的深层文化资源。在确立中国传统文化和亚裔美国文化基本特性的基础之上，他归纳定义了“中国文化”的“实质内涵”：“我打破了中国文化和哲学太多样、太复杂以致不可解、不可懂的刻板形象，用识别在中国和亚洲普遍流行的神话和传说的方法，归纳出了中国文化的英雄传统（heroic tradition）。那些说中国文化不全是英雄传统或英雄传统不是中国文化最重要方面的人大错特错。孔子怎样呢？孔子建立了英雄传统。”（注：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荣的华裔美国文学（总序）——《甘加丁之路》，赵健秀著，赵文书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在赵健秀看来，英雄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印刻在亚洲年轻人脑海深处儒家思想的主线”，华裔美国人在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创造出的新型文化才能称得上“亚裔美国文化”。由此可见，具有“亚裔感性”的“亚裔美国人”以重塑华裔英雄传统为宗旨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才真正称得上是亚裔美国文学。
于是，林语堂（Li Yutang）、李锦扬（Chin Yang Lee）等移民作家的作品不符合“亚裔感性”这个标准被排斥在外。许多被视为“自觉遵守美国社会刻板形象”，用英文进行创作华裔作家的作品，因其“反映早期黄种人崇拜白人优越感也被排除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之外”，（注：Chin，Frank et al.，eds.Aiiieeeee！An Anthology of Asian American Writers.New York：Mentor，1991.p.xvi.）这些作品包括刘裔昌（Pardee Lowe）的《父亲和光荣的后代》（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1943）、黄玉雪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1945）等。汤亭亭（Maxine-hong Kingston）、谭恩美（Amy Tan）等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则因其作品中“卖弄中国文化”“脱离了美国华裔真实的生活处境”被赵健秀等人批判并排斥，其作品自然也被排除在选集之外。赵健秀等对亚裔美国文学的狭隘定义遭到了汤亭亭的质疑，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90年代更引起了众多亚裔女性批评家的异议甚至抨击，亚裔美国文学的内涵也随着争议和论战而逐步扩展开来。
在“美国亚裔/华裔文学”概念的各类界定中，存在一种“去英语化”现象。在美国学界，以韩裔学者金惠经（Elaine H.Kim）、华裔学者林英敏（Amy Ling）和尹晓煌（Xiao-huang Yin）为代表，对“美国亚裔/华裔文学”的界定“越来越趋向包容性和开放性”。金惠经建议，“把用亚洲语言创作的作品以及来自越南、印度和其他社群的作家的作品包括进去”。（注：Kim，Elaine H.Preface in Jessica Tarahata Hagedorn，ed.，Charlie Chan is Dead：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n Fiction.Penguin Books，1993.p.viii.）林英敏则把美国华裔文学定义为，“包括她自己在内受双重民族属性和文化传统影响，努力争取平等，怀着自豪感描写在美经历的华人及其后代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注：张子清：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总序）——《华女阿五》，黄玉雪著，张龙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美国教授罗杰·丹尼尔（Roger Daniels）在为尹晓煌的《美国华裔文学史》（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the 1850s，2000）所做的序言中，借用挪威裔美国人奥莱·E·罗尔瓦格（Ole.E.Rolvaag）对美国族裔文学的界定，来指明“美国族裔文学一些重要的著作也使用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注：尹晓煌：《美国华裔文学史》，徐颖果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这种观点意在说明：只要是美国亚裔作家所写的作品，都可以纳入美国亚裔文学的范畴之中，至于用什么语言创作则不必过多考虑。张敬珏（King-kok Cheung）和斯丹·尤根（Stan Yogi）的界定包括：“所有定居美国或加拿大的有亚洲血统的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定居北美，以及如何诠释他们的经历。我们还包括有着亚裔血统的混血作家和虽然不定居在北美，却书写在美国或加拿大的亚洲人经历的作品”（注：Cheung，King-kok and Stan Yogi.Preface in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1988.p.v.）。从以上美国亚/华裔文学定义的扩展和内涵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在众声喧哗中，美国亚/华裔文学的范畴正在变得宽阔、多元，充满包容，强调纳入而不是排斥。只是，张敬珏的“去领土化”标准，未免使得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宽泛了；而林英敏、尹晓煌等学者的“去政治化”“去语言化”标准，虽是怀着宽大的包容之心，却让人不能不为其未来的发展担忧。吴冰教授也认为，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对英语作品的关注，与尹晓煌一样，“将美国华裔文学分为‘华裔美国英语文学’和‘华裔美国华文文学’，但是她并不认为像哈金《等待》一类的作品属于美国华裔文学”（注：吴冰：导论——《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吴冰、王立礼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随着亚裔/华裔人口类型的多样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亚裔/华裔生存体验和精神诉求是复杂和多变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成长初期的困惑，也会经历不惑之年的迷惘，岁月行至生命的最后阶段，对人生的感悟又会与少时的冲动形成鲜明对照。普通人尚且如此，况且是那些擅长思考和幻想的文学创作者，尤其是像汤亭亭、谭恩美这样个性鲜明的作家，她们的生存体验和诉求也未必能总是反映在每部作品中并保持统一不变。所以，我们很难仅仅通过作品所体现的创作主题、情感抒发、自我认同等信息来对作家的“美国化”程度妄下定论；反过来，以作家的“美国化”程度来界定美国华裔文学的范畴，自然也过于刻板和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