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读杜威
每一个教育人，或对教育感兴趣的人，都有自己解读教育的方式。他们内心对教育的阐述、解释、践行，乃至信仰，都将超越社会结构中的组织和制度，而成为“教育”本身的塑造者和影响者。今天，当教育中的许多麻烦和隐忧逐渐缠绕我们时，很多人可能忘记了：人类对教育天然有种共通的、有效的解读方式——阅读，它足以将之还原和净化。
历史上，多有参照，比如说杜威。他的时代背景和我们当下有几分相像。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处于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的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就教育而言，传统势力禁锢人、压制人的巨大惯性和自由、民主等先进思想的激烈矛盾，令其不堪重负，改革也势在必行。未来的路怎么走？学者出身的杜威，从对整个西方文明史、思想史、教育史的阅读中，寻找答案。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赫尔巴特、卢梭，每一个人的先见之明和历史局限，杜威都细细做了考量和比对。可以说，阅读首先帮助他串联起教育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演进。当一个人能将自己生命的这个“点”，置于纵贯古今、联结四海的坐标“网”中，他的视野和情怀于教育的意义将不言而喻。功利一点说，我个人认为几乎只需读杜威一人，对有关西方的教育状况就大致了解了。
但杜威的伟大并不在此。如果以八股文来比，我们绝大部分人都做到了“起”（入行）、“承”（教书）二字，但“转”（突破）与“合”（大成）却鲜有问津，而杜威过人之处恰在这里。正如他反对儿童有所谓“现成的能力”等待开发一样，他相信要解决教育的问题，绝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供人照搬照抄，一切都需要“从做中学”。所以，阅读对他来说，从来只是提供思考、样本、手段的途径，而不是提供结论的万金油。因此，无字之处，方有真味，这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的。
回到教育来说，杜威的“转”与“合”是从他的哲学素养（其哲学家身份重于教育家）和心理学素养（其曾是美国心理学联合会主席）中得到裨益的。他的教育思想和体系的建构，在“上层建筑”就是哲学；他的践行和实验，在操作意义上又是以心理学理论为支撑的。因此我们读他的书，会有一种“大教育”的观感，会重新审视许多“习以为常”，厘清相关概念，找到自己在课堂、教材、管理、德育中困惑和疑难的突破口。但更重要的是，杜威试图告诉每一位读者：建立基于个人经验的教育观、教学观，从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的“群体无意识”中挣脱出来，获得个人教育观的独立和自由，将比任何技战术层面的得失进退，都重要得多。
所以，从阅读杜威箴言出发，我们可以逐渐形成个人的教育立场和主张；甚至在掩卷沉思之余，套用爱因斯坦说的——忘记了杜威曾经唠叨的点滴细节，我们才明白剩下的才是属于自己的。这种从学其形，到悟其神，到物我两忘，到“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建构方式，让教育渐渐从大一统的空洞模式中露出它天生就有却被制锢得太久的“灵”与“性”。教育的在地性和生命力，永远是和教师的“行”与“知”相连的。杜威主张的“教材心理化”“儿童中心论”等，不就是对教育主体的尊重和阐述吗？杜威试图完成的，是以一己之力，去伪存真，探索工业时代的教育之路；我们需要完成的，是从信息时代下山头林立、“大师”辈出、“奇迹”“旋风”横行的教育侵蚀中进行自我免疫，找到符合教育本质的出口和方向。时空可以改变，但教育的主张和使命却是恒一的。
读杜威，会让我们对自己看得更清楚；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又会间或感到恍惚——即便是一个世纪的时光，即便是半个地球的距离，你会惊奇地发现，杜威描述、批评的美国教育，竟几乎是当下的翻版！我们不得不像狄更斯发出“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样来感叹：教育是最难预言的，你根本不知道明年会怎样；教育又是最容易预言的，一两百年，都几乎没有大变化。工业化浪潮下的效率逻辑和线性思维，钳制着今天的中国教育，杜威当年的振臂疾呼，躬身践行，为我们虚浮、焦躁却个性张扬的“微时代”带来了某种“向往”（据学者王东岳解释，为“朝向过往”之意）的可能性。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杜威的意义可能无法与孔子相论，但他的确是一个“燃灯者”，他的光会照亮教育的天空。我们在其引导下，亦可做一个个、一群群、一年年、一代代的“燃灯者”，去传递教育的理想和真义。那今天教育所面临的囚徒之困，则终有一天可以被解决吧。
正是这些思考和愿望，促使我开始整理杜威先生的教育箴言，力图在一种看似碎片化，实则却基本涵盖他有关教育哲学、心理学、课程论、教学论、教材论等重要贡献的语段中，立体架构杜威的教育世界。让读者不但看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教育变迁，更能从中获得教育改革的底气和勇气。
下面，对本书的编选主旨，再略作几点说明。
一、本书的内容，均选自杜威的教育名著或演讲。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杜威全集》（一部分），到商务印书馆的《教育科学之资源》《杜威教育哲学》和泰东图书局的《杜威三大演讲》等。不管是新近出版的，还是年代相对久远的，我都各取其长，做了合理的取舍。为了便于归类和整理，在编排内容时，每节的标题，都是编者所加。
二、由于杜威的文章整体上学术性、逻辑性较强，再加上东西方文化、教育、语言的天然差异，对读者而言，可能读起来会比较费力，故在确保本书质量和尊重原文的情况下，我尽量选择表达流畅、语言明快的语句段落，但依然会有少数较为深奥而晦涩的句子，需要读者诸君慢慢体会。
三、本书的部分章节，语言风格会稍不一致，或严肃，或活泼，或深沉，或激昂。除了不同译者的原因外，更包含现场演讲、交流等非严谨的作品。读者会发现，杜威在论述自己的教育主张时，多次以中国城市和现状为例，其实也是多源自于他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于我国的演讲。
四、杜威教育中的一些概念，和今天的流行语较相似，但不是一回事，例如“新教育”（杜威指以经验改造为基础的教育）等，需要读者注意。另有些概念，中文中没有特别适切的词对应，所以保留了英文，以便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照，如“公开心”（openmindness）等。此外，对于从词源学角度进行学术分析的少数个例，我们也一律保留了英文，比如“学校”（school）等。
由于水平有限和考虑不周，本书或还有疏漏乃至谬误之处，恳请读者诸友批评指正！最后，感谢朱永通先生为本书的策划、体例、编定提供支持，感谢齐凤楠编辑在审读、校对、修改时付出的辛劳，感谢恩师凌宗伟校长、李达校长、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王丽琴博士后及“上海杜威共读小组”的学术指导。
愿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对每一位有缘的读者有所助益，亦能促使教育再多一些可贵的“燃灯者”！
邱磊
2014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