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乔回到放柴捆的地方。咦？柴捆不见了！远处瞧瞧近处望望。呀！这柴捆变成了枯灰，斧柄也已朽烂了，只剩下生满了锈的斧头。王乔觉得好奇怪，惦记起家人，忙撒开脚丫跑下山……”
有个学生说：“我在一本书上看过，‘烂柯’的故事好像不是这样。”
他听了，哈哈大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
末了，他望着那学生的眼睛，说：“你甭管它是不是真的。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人之所以是‘半神’，就在于人擅长于——玄想。”
菌子的香味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香味还留在空气中。”
我喜欢这话，照我的理解，它的意思是：美好的事物一定有美好的影响，尽管这影响或许暂时觉察不出来。
真的教育，不正是这种“或许暂时觉察不出来”的“美好的影响”吗？
有一首诗，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写的，名“箭与歌”。诗人说他“把箭儿向空中射去”，把“歌儿向空中轻唱”，没想到：
我过了很久找到了箭——
笔直钉在一棵橡树上。
那歌儿我也重新发现——
完整地活在朋友心上。
诗人“没想到”，教育家却恰恰应该有这种远见的。
我又想起北方的高粱。
我曾问当地的农民，种子点下后，为什么一星期内不浇水。农民解释说，水浇早了，禾苗根浅，以后遇到了大风天，高粱就会倒下去，或者遇到大雨天，高粱就会浮起来。
我们的教育甚至缺少这种农民式的不太远的远见啊。
一节公开课上，我讲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讲到中途，当谈起古人爱玩字、玩句，并且“无一字无来历”时，有个平时爱“钻牛角尖”的学生忽然道：“我姓王。‘王’字什么来历？”我说：“三横代表天地人，一竖表明把天地人都参透了。但是，这只是许慎《说文解字》里的阿谀奉承的解释。它的本义是——我在黑板上画了王字的甲骨文——一把斧头。不听话吗？一斧头剁了！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文化其实就是这种王道文化。”
本以为这只是个插曲，不料又一学生站起来说：“我姓吴，‘吴’字又是什么来历？”
我愣了一愣，但也只是愣了一愣。教师的天良，使我没法将公开课那一套古板的评估凌驾于学生神圣的好奇心之上。是的，神圣的好奇心，爱因斯坦强调过的。
我说：“从甲骨文看，‘吴’是一个伸手伸脚的人的形象，模样像在跳舞。上面一个‘口’呢，又表明此人载歌载舞，十分欢娱。‘吴’其实就是‘娱’。”
“我姓幸！‘幸’字怎么讲？”
我就随着学生的思路滑翔下去，跟平常一样。
“‘幸’是手戴铐子。”
“铐子？！”
“对。没有戴起手铐的痛苦，哪来卸下手铐的欢乐呢？这个字，含有辩证法的道理。”
学生们愈加兴奋了。又有几个学生提问。临末，一学生问：“蔡老师，请解释一下您的姓。”我说：“惭愧！‘蔡’是乌龟的意思。”
同学们“轰”的一声笑了，但旋即又安静下来。
我继续说：“春秋时代，有个蔡国，蔡国人以养龟卖龟为生。顺便说一句，人们视乌龟为灵物，求神问卦少不得它。所以，后来，文人干脆把蔡当乌龟讲。《论语》中有一句话‘臧文仲居蔡’。意思是说，臧文仲盖了一间房子，是专门用来养乌龟的。”
我注意到，台下有个“哥们儿”向我悄悄摆手，然后又用手指头点点书，意思当然是提醒我注意教学进度。谁知我正要“言归正传”，又有个姓闵的学生问‘闵’是什么意思，而这个字我一时解答不出来，就愣了几秒钟。
下课铃响了。
评估结果：没有完成课时任务，而且讲了很多与高考无关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这当然是我意料之中的。
但我还是很开心。从学生们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这堂课有“菌子的香味”。
文学与三叶草
2005年年底，雪大如手。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我做了一件温暖的事情，那就是：到处讲文学。因为我是教书的，所以这“到处”的“处”就只局限于各中学和职校；又因为我并非什么名家、名流，甚至也不是多如牛毛的“先进教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中的“一毛”，所以这“讲”就不是别人“请讲”，而是自己“要讲”。几星期下来，我的脚肿得走了样，心里却是颇感安慰：一者，它肿则肿矣，却并没有破皮；二者，我所到之处，莫不受到学生们热烈的欢迎——我相信，那些闪亮的眼睛，对我的脚应该有着某种疗效。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的回答是：我喜欢这样做。
我很清楚，我的这种行为在热力学中属于反熵现象，通俗地讲，增熵是趋利避害，反熵则是避利趋害。别的且不说吧，单是“文学”二字，语文老师就蛮不以为然。事实也正是这样：正如灯光驱逐月光一样，语文驱逐文学，仿佛两者原本不搭界似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猜，一个教育者当有钢缆般的神经，才能做到熟视无睹；但事实是，我们久已习惯了。狄金森说：“真理的强光必须逐渐释放，否则，人们会失明。”假如这话当真，那么，当我们读到苏联著名作家普里什文的“一个国家不能一天没有文学，否则，整个民族就会停止呼吸”时，会不会觉得是耸人听闻，甚至是“天方夜谭”？——无论如何，我们是陷得太深了。
个中缘由，请恕我表述如下：在今日“唯物主义”的洪流中，我们将本民族中重实际轻思辨、重经验轻想象的传统弊端又大大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下意识地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深信在一个人精神成长的过程中，16—20岁正是绝佳时期。在这段时期，灵魂的发育应该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如你所知，身体错过了发育期——譬如女孩到了16岁还只有一米五，男孩到了18岁还只有一米六——就很难长得高大；同理，灵魂错过了发育期，人的整个精神世界就可能呈现萎缩的状态，而不是展开的状态。有个西方哲学家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活下去。”这个哲学家的灵魂就始终处于展开的状态。而要培养这种“展开的状态”，当然是越早越好。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讲到一个叫玛曼的妇女，她本人并没有多少文化，却对孩子与生俱来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倍加赞赏，并用不同的颜色记录下孩子从牙牙学语到六岁之间的所有标志性的语言，如：“妈妈……爹爹”，“妈妈是卡卡（一种新西兰产的鹦鹉）”，“你们都是刺”，“丑安娜，偷山楂”，“妈妈，我刚才踢了石头，现在我为它们感到难过”，“我家佣人的衣裳，就像一只山羊”，“妈妈，我舔你一个吻”，“我的妈妈很漂亮”，“妈妈，生命真像这些野草”，“我们在树林里欢闹，心情是多么的美好”，等等。在这一系列“灵魂的摄影”中，我们可以看出，想象力——文学的特质——在灵魂发育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文学的意义何在？我是这么想的：人生多苦辛，而文学让人心葆有旺盛的诗情，甚至可以使困难诗化，使危险诗化，使死亡诗化。孔子陈蔡绝粮而弦歌不绝，苏格拉底死前还忽然想起他还差谁谁的一只公鸡——临死也不忘幽默。海明威的墓志铭是“恕我不能再站起来了”（他生前常一条腿站立写作），萧伯纳的墓志铭是“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由此观之，反熵现象有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在“到处讲文学”的日子里，我常伫立窗前，凝视雪花久久发呆。有一回，忽然忆起了很多写梅的古诗词，如卢梅坡的“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吕本中的“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等，心里想：梅花，不正是一种反熵现象吗？百花在春天盛开，梅花却偏要傲雪。我又俯视楼下草坪，草坪上长着密匝匝绿油油的三叶草，心里想：三叶草，不也是一种反熵现象吗？我们老家有句谚语：“五月草，像马跑。”三叶草在茂盛的五月无精打采，却偏在隆冬时节，绿得这样坚决，这样彻底，这样夸张！我相信，大自然中的这种反熵现象，使四季得到了沟通，也使生态得到了均衡，其价值之大，怕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所以，我就想：做一株“三叶草”，绿在冬季。
用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
有一回，我和妻子上80级台阶，上到中途，妻子忽然说“让我来推你吧！”，就从后面一伸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顿感吃力。又上了几级，我说：“松手！”妻子说：“这才走了几步？”我说：“不是我不拖你，只是，你让我想起了形式主义。”
校园形式主义是典型的权力之恶。论起因，当然是教育官员既是公务员，又是事业干部，而归根结蒂还是公务员。譬如说，教育局一把手不搞形式主义，就会沦为二把手；二把手不搞形式主义，就会沦为“没有手”。相反，一把手扎扎实实地搞形式主义，以后可以顺利地迁移到别的行政部门任职，如政协副主席什么的。论实质，形式主义是职权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一大怪胎。如你所知，职权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样，也有竞争，但目的与途径可谓南辕北辙，前者是为了上升而讨领导喜欢，后者是为了利润而为他人服务。比较而言，官员之间的这种竞争非但不生产价值，反而破坏价值。论恶果，则所有的教师都有一肚子的苦水，就像有些专家一再强调的，教师在形式主义的挟持之下，52%的时间都虚耗在了作假上，且有近一半的老师患有一定程度的心理疾病。
但本文的宗旨却并非批判形式主义——事实上它早已不值得作郑重的批判了——而是如题目所言，教师如何对付形式主义。
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农村高中教师的时候，不懂得怎样对付形式主义，就是说，只有厌恶，只有屈辱，时时想着反抗。“集体办公，统一教案”？太可笑了！把所有的脑袋拼成一个脑袋，我不能接受——我总想把书教得与众不同。备课一定要达到多少页，多少字？荒唐！我就这些字，扣钱就扣钱！年终总结一定要从“三热爱”写起？我偏不——好在也没有什么人真看。检查团要来了，就一定要学生停课打扫卫生、回家带“任何书”来充数（图书馆的书要达万册）？我不干。别人干我管不着。评职称一定要写教育论文，不能写教育散文？行，我就用这初级职称到老。公开课一定要有模式？就是说，一定要按听课笔记里的那些格式来套？我做不到，做不到啊！
说到公开课，这里有件往事值得一叙。当年，上级有关部门要来我校搞定级评估，据说评估细则多达数百条，害得学校围着这“中心工作”弄虚作假了好几个月。评估团终于来了，事宜之一当然是听老师的公开课。说来有趣得很，有一天他们就选中了我的课。我想，平时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就当没有这回事。谁知不行。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楼下有一只猪忽然叫起来了！听那惊天动地的声音，应该是有什么人硬拽着要移走它。我扫视全场，除了学生们面面相觑，其他的人都一本正经地坐着。考虑到我的肺活量与猪的肺活量没有可比性，我只好缄默。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我把讲义往讲台上一丢，说：“对不起，老师们，同学们，我赶了猪再上来。”说完就“咚咚咚”地跑下楼去。原来是年关将近，学校食堂为了改善老师的生活，养的猪到了该杀的时候，三个师傅正两个抓着耳，一个提着尾……待我讲明来意，大家安顿好猪，下课的时间也就快到了。后来得知，我这节课被评为“不合格”。
好在学校到底还是被评为了“二级”（作为农村高中，能和几个城市高中并列二级，不错了）。有知情人告诉我，其实对待这种评估团，做到“三好”就行：表填好，汇报好，招待好。
我的“赶猪事件”虽说没有坏了学校的大事，却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后遗症。先是管教学的副校长劝我改教政治，因为学生的罢课反抗而只好作罢。再往后，随着高中生源竞争愈演愈烈，我校快速走起了下坡路，有门道的教师纷纷进城，由于我“臭名在外”，只好原地不动。妻子对此很生气，我只好安慰她：“这就像农民扬谷子，空壳的都飞上去了，饱粒的都落下来了。”
有一天，有个已然办好手续，即将进城高就的老教师找我到他家聊天。他告诉我：“你吃亏，就在跟形式主义对着来。你要把形式主义看成挡道的牛，跟它讲理是没用的，跟它硬来就叫脑子进水。拿我举个例子吧，学校要求备课要达到多少页多少字，我就请我的一个侄子照着教学参考书抄，抄多少都可以——他喜欢书法。至于我，我是从来不看的，也用不着看。语文这东西，跟数学一样，多做作业就行，我的工作无非是对答案。像你，一定要给学生讲什么‘三观’，讲什么终极关怀，谁知道？你还年轻，如果不懂得随其流而扬其波，将来不仅不会有发展，还有可能被时代湮没。”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感激着这位老教师（他已经作古，愿真主保佑他），因为打那以后，我再没有跟无处不在的形式主义明着来，而是以形式主义对抗形式主义，且不久也顺利地调入了城里。
